两年多前,她为了女儿的教育,从广东定居大理,开了一家素食餐厅。如今,菜妈的名字在“在家上学圈”里忽然响起来了。这是由于她搞的教育共生社区吸收了很多在家上学孩子的父母的关注与追随。他们带着或退学或休学的孩子来到大理,住在亲子游学客栈或者菜妈免费提供的老院子里,依托一片四亩菜地和一个素菜馆,共同生活和学习。
亲力亲为的蔬菜生活
菜妈在豆瓣上这样介绍自己：“我来自现代都市,如今我种菜。我来自什么都吃的广东,如今我只吃蔬菜。”
菜妈说,运营素菜馆完全是出于理想。“素食属于小众,旺季时来的客人都不多,更别说平常了。我不是为了赚钱而开素菜馆,所以只能低本钱地做这些事,素菜馆里除了掌勺的教师傅和他的老伴儿是正式员工,其他的都是义工。”
蔬菜馆里的部分蔬菜是由菜妈本人的菜地提供的。4月大理的早晨,云淡风轻,阳光明丽。在菜妈的率领下,一群人汹涌澎湃地来到了大理古城东门外的四亩菜地,其中有素菜馆的义工、志愿者教师、孩子和家长。
一行人开始分头作业,有的拿起锄头犁地,有的埋头拔掉杂草,有的看看哪些菜能够收到素菜馆食用,小孩子们则在田里跑来跑去。没有大孩子,因为那个时间,所有的大孩子都在上国学课。
菜地里奔来跑去的男孩名叫赵磊,今年4岁。他是个漂亮的孩子,大大的眼睛,轻轻鬈曲的头发,活泼的性格,人见人爱。可是,就在几个月前,赵磊还不是这样。据赵磊爸爸说,以前的赵磊固然年岁很小,但是脾气暴躁,不晓得怎样跟同龄孩子交往,欺负比他小的孩子,被大孩子打。赵磊爸爸是听说了菜妈的教育共生社区以后,特地从安徽赶过来。刚来到大理时,赵磊不肯让其别人抱,谁去抱他,便给人一巴掌。但是这样的小孩,却在菜妈的菜地和菜馆里找到了乐趣,也渐渐地发生着改变。
农业和教育,看上去是两回事,但是在菜妈的理念里,两者又是何其类似。“种子在适宜的节气播种、收割,孩子的教育也不能违犯天时。”她指着田间被塑料薄膜包住的南瓜苗,说,“南瓜苗跟孩子一样,小的时分要给它蒙上塑料,抠点小洞使它能自在呼吸,轻轻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等长大了,再把塑料揭开,让它本人面对。”
在家上学的共生社区
从菜地回来以后,菜妈的女儿希希没有和其他孩子一样去上陶艺课——这种状况是被允许的,假如孩子对任何课程不感兴趣,绝不强求。
希希在广东的时候换过两个学校,据希希说,除了“写不完的作业”,她和同学的关系也不好,“那些都不叫同学,只能叫仇敌”。希希四年级的时候,菜妈放弃了企业高管的工作,带着她逃离了广东的体制内学校,选择了大理的学校,可是希希仍然遇到了与同学无法相处好的问题。于是,菜妈毅然决定,让希希在家上学。
在家上学是一种区别于体制内教育的教育方式。21世纪教育研讨院院长、教育学家杨东平认为：“在家上学,是指父母经过自助的方式,在家庭环境中为孩子提供教育。家长们不满于现行的学校教育,又无法找到理想的学校,于是自我处理、本人办学。”去年夏天,21世纪教育研讨院在云南大理桃溪谷举行了一场“在家上学”研讨会,吸收了全国众多“在家上学”群体。
在家上学有很多方式,有的是由爸爸或妈妈本人在家教孩子,例如义乌商人徐雪金,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和一个外甥在家上学；有的是几个爸爸妈妈结合在一同共同办学,比方广州的六月小学堂、北京的日日新学堂。
而菜妈的“共生社区”的理念,模拟自台湾的“人子协会”,但“人子协会”是一个残障人士之间的互帮互助社区,菜妈的共生社区是教育共生社区。
“共生社区”的模式,简单来说就像是几家人合成了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内部,没有金钱的买卖关系,一切的资金、物资都是属于大家共享的资源；没有固定的学费,每个家庭依据本身的经济情况自愿出资或捐赠物品。
但是,即使是认同共生社区的人,也不是全部接纳这样的理念。所以,目前阶段大家一致同意,仅“学堂”局部以“共生社区”的模式来运转,而各家的私生活部分,各家依据本身的经济条件,选择本人的生活方式、消费程度。
以住宿为例,家境不好的,能够免费住在条件粗陋的老院子里,所有的家庭共同分担水电煤费,一同清扫卫生。家境比较好的,能够住在亲子客栈。家境十分好的,能够在外面单独租房。每位家长都能够通过提供劳动力的方式为社区盈利,比方在菜地帮忙,在素菜馆做服务员,而社区也打算尝试一些其他的盈利途径,例如制作手工品售卖,拓宽社区的收入来源。
最好的教育来自生活
菜妈的教育共生社区,方式再怎样变,不变的是家长和孩子。“我们的家庭学校联盟,是父母‘深度参与’的教育形式,而不是家长把孩子丢给学校后本人就不管了,这样的家庭我们是不接纳的。”菜妈在她的豆瓣日记上写道。至今,共有几十个家庭参加了菜妈的共生社区,时不时有新的家庭参加,又有原来的家庭分开。孩子的年龄跨度从4岁到14岁不等,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安徽等省市。他们搬来大理的时间,多则半年,少则一两个月。
在家上学的孩子里,大多数都是体制学校里的“问题学生”,而来自安徽的子瑶却是难得的“尖子学生”。14岁的他,读完小学用了三年,读完初中只用了5年半。为了专心学习国学,他以身体缘由退学,来到大理。
仰意和父亲“君子”来自北京。由于“君子”从小在共生社区里长大,觉得那样的生活很幸福,因而不顾孩子爷爷奶奶的激烈反对,执意把孩子带到大理。与共生社区的其他孩子比,仰意要成熟些。来大理之前,她的父亲把共生社区描绘成《窗边的小豆豆》里巴学园那样的环境,但是来了以后,她发现这里并不是书里写的那么美妙,她的父亲整天都忙着“办学”,她十分怀念以前的教师和同学,每次跟爷爷奶奶通电话的时分都要哭。
固然所有的共生社区的家长都认同“共生”的理念,但是,这么多来自不同生活环境的家庭生活在一同,必然摩擦不断。首先便是卫生问题：脏碗丢在厨房里无人清洗,锅里还有剩下的粥；地上的灰尘自不用说,还有无数个干足迹层层叠加；渣滓桶也不晓得什么时分被狗当成玩具翻过,渣滓弄得一地；孩子们前一天书法课的脏毛笔和脏水还留在桌上……
菜妈是一个反对用制度进行约束的人。“我不排值日,但是这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方,满地的黑足迹你看得下去吗？有些事假如家长都无法做到,又怎样教育孩子？”
对共生社区如此,对素菜馆的义工也是如此,菜妈从不规则每个人该做什么,每个人都凭盲目性做事。“很多人倡议我规则好值日制度。我以前是做企业管理的,我理解制度。针对平安问题哪怕有100条规则,但假如没有平安认识,还是会有隐患。制度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起作用,用制度管理只是最次等的方法。”
“很多人以为我倡导的教育方式形散,没有固定的教师和课程,但最好的教育来自生活。”菜妈说。大理这个景色如画的地方就是最合适学习的环境,她也从不以为师资是个需要担忧的问题,大理古城汇集着许多能人志士,“你能说古城里路边卖画的人,他们的画就没有学院派里出来的人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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