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法国巴黎，德鲁奥拍卖行展示的疑似画家文森特·梵高自杀所使用的左轮手枪，最终以16.25万欧元（约126万人民币）被一私人收藏家通过电话竞拍的方式获得。据调查，这把手枪为20世纪60年代由奥威尔农民在据传是梵高自杀的麦田中发现，曾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中展出。除了枪管口径与梵高枪伤诊断证明一致，没有其他的确切证据能够证明这就是杀死梵高的那把枪。
“提奥站在荒野上临风啜泣”
提奥刚刚主持完哥哥的葬礼。他看着吊唁的人们渐渐散去，消失在麦田里，路上留下窃窃私语，都在为提奥终于结束“供养”哥哥而感慨。但提奥并不觉得解脱，另一种执念此刻在他心中愈发强烈——“梵高不能被遗忘”，全世界“都要因为他过早离开我们而哀痛不绝”。
如他所愿，1890年7月30日，这场在巴黎北郊小镇奥威尔举办的“被嫌弃”的葬礼和墓地的主人，多年之后成为人们奔赴朝圣的对象。
奥威尔使尽浑身解数，为慕名而来者指引出一条“梵高之路”，在画家的视觉位置摆上印刷的画作，背景正是其笔下的小镇建筑——包括那间曾经拒绝接纳他葬礼的《奥威尔教堂》。
在奥威尔，梵高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70天。关于奥威尔的这70天究竟是一场漫长的告别还是戛然而止的意外？到底是谁扣动了“最后一枪”的扳机？
这成为笼罩在天才画家身上久久不散的谜题，似乎唯有扑朔迷离才配得上他的离去。
《奥威尔教堂》，1890，梵高，布面油画，纵 94 厘米，横 74 厘米，现藏巴黎奥赛博物馆。梵高自述，相比于纽南时期的作品，这幅画更具表现力和奢华感。梵高死后，这座教堂曾因其自杀原因和外国新教徒的身份拒绝提奥在此为他举办葬礼
“我会在北方找到自己的平衡”
1890年的前几个月，梵高过得并不好。在圣雷米修道院的时光和评论家奥里耶燃起的希望之火，将他赶入了一条逼仄的小巷，一头是恐惧，一头是抵达成功的幻想。病情的反复发作伴随着偶尔的平静，让治疗与否都变得意义不大。这年1月，提奥和乔安娜的儿子也出生了，这也让一直依赖弟弟的梵高感到了危机。
5月17日，梵高乘火车抵达了巴黎，但最终目的地是距离巴黎32千米的小镇奥威尔。
奥威尔走进梵高的视野是在前一年的9月，毕沙罗向提奥推荐了在那里的一位医生保罗·加歇（Paul Gachet），他愿意在合适的时候以“顺势疗法”接纳梵高，而梵高对此也表示“满心期待”。他觉得这座北方田园小镇拥有能让他病情好转的空气，“至少可以被控制住”。
《杜比尼花园》，1890，梵高，布面油画，纵42厘米，横29厘米，现藏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杜比尼是梵高十分敬仰的画家，在他死后，他的遗孀仍居住在奥威尔。1890年5—7月，梵高绘制了三幅关于杜比尼花园的同名画作
到1890年的5月，被病情反复折磨的梵高去意已决：“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在北部会恢复得更快。”他写道，“我敢说，我会在北方找到自己的平衡。”
他只在巴黎短暂停留了5天。大城市让他心烦意乱，宁静乡村里藏着救命良方。在这里，很少有人知道梵高背负的谣言和偏见。
来奥威尔的第一天，安顿下来后，他给弟弟写了一封信：“奥威尔很美，真的，美的惊人，这里满是纯粹的风景以及如画的田野。”
落款是1890年5月21日，距离梵高去世还有整整70天。
令人惊叹的艺术宣泄
所谓顺势疗法，被毕沙罗所青睐，简单说就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宽松的治疗方案和加歇本人的乐观，某种程度上为梵高换来表面的安宁。在此期间，他戒了酒，生活过得极有规律：每天早上5点起床出门作画，中午回来吃饭，下午在楼下的大厅继续画，和其他几个住户一起晚餐，然后9点上床睡觉。这种自律，让梵高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产量惊人。
英剧《奇异博士》第五季有一梵高特集，其中这样介绍他在奥威尔的最后70天：“这可能是史上最让人惊叹的艺术宣泄，你可以想象一下莎士比亚在一个暑假里就写完了奥德赛、麦克白、李尔王。”70天内，梵高完成近80幅画作，精神世界的混乱投射在现实世界中反而语意鲜明。
《麦田群鸦》，1890年，梵高，布面油画，纵50.2厘米，横103厘米，现藏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画面中，一条无处可去的中心路径和乌鸦不确定的飞行方向增加了画面的孤独感，常被误认为是梵高生前的最后一幅画作。20世纪90年代，这幅画曾与其他19幅梵高画作一起被盗并迅速追回，但受到严重损坏
自从来到奥威尔，当地的风景就成为梵高画笔下的主题，而这样的主题选择，更多的是因为他沉浸在那个和弟弟提奥的“团圆梦”中。他努力用画作向提奥展示着这里的一切。夏天，麦田开始成熟，大概在7月10日，他创作了《麦田群鸦》。强有力的笔触铺满了画布的2/3，用来展示随风摇摆的金色麦田，三条岔路伸向麦田深处充满了不确定性，乌鸦群振翅扑向黑蓝色的、呈现旋涡的压抑天空。利用颜色冲突和短促线条的堆叠，梵高用画笔诉说了“悲伤和极度孤单” 。
从竭尽全力地展现小镇风光到重拾满目苍凉，短短一个月，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他的画室墙上挂满了美丽的风景和一张张的笑脸，但这些都难以掩盖他没有朋友的事实”。
先是6月中旬，提奥委托年轻的荷兰画家安东·何西格来到拉乌旅店慰问自己的哥哥，但何西格看到的梵高，是一个非常紧张、纠结、易受惊吓的、精神不正常的人。奥威尔本地人与何西格有着同样的想法：在咖啡馆里，人们故意避开他；他求别人为他做模特时，人家会立刻逃走。即便不了解他在阿尔勒发生的惨剧，仅仅那残缺不全的耳朵就足以让人退避三舍。
孤立还是好的，最痛苦的是伤害。从巴黎来度假的药剂师的儿子、16岁的雷内·萨克里顿带着调皮的孩子们往梵高的咖啡里加盐，在画具箱里放蛇吓唬他，并称呼他为“疯子”。进入7月，他和加歇医生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加歇医生频繁外出让梵高缺乏安全感
“尤其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作画的时候，没有希望，没有赞美，没有鼓励，没有喝彩”。
然而来自周遭的鄙夷和孩子们的恶作剧带来的冲击，相比于这期间弟弟提奥给梵高带来的影响都不值一提，甚至很多人认为，击溃梵高心理防线的“凶手”，正是7月初爆发在兄弟之间的一次激烈争吵。
星夜黯淡
“孩子病了，白天晚上都在不停地哭。”
“乔安娜也病了，担心得生病了。”“我白天努力赚钱，但乔安娜还是会担心钱的问题。”
“我想要辞职，做一个独立的画商。”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你也能有一个妻子。”
这是弟弟提奥鲜有的在给梵高的信中展示出的抱怨和“建议”，它们被精神高度紧张的梵高解读为嫌弃、放弃。特别是弟弟计划从古庇尔离开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经济危机让他怅然若失：他想在奥威尔和弟弟一同生活的幻想就快破灭了，对于本就阴霾笼罩的弟弟一家来说，自己的存在无异于雪上加霜。
他迫不及待地跳上去往巴黎的火车，来到提奥的公寓。在那里，提奥夫妇之间本就紧绷的情绪因为梵高的到来而事态升级，梵高指责乔安娜作为母亲的失职，乔安娜则毫不避讳地指出梵高一味索取带给弟弟的压力。在完成这一切后，他忍无可忍，当天就离开巴黎。争吵是在7月6日，后来在7月10日给提奥的信里，他这样写道：“我回来之后还是感到很沮丧，依旧觉得你所面临的风暴对我也造成了压力。我能怎么办——你知道我一般都试着保持愉快，但我的生活从根本上受到了打击，我的步履亦变得蹒跚起来。”
尽管在这前后梵高写给妈妈和妹妹的信里说，自己被奥威尔充满色彩的景致所吸引、创作，并强调“画这些的时候，我的心情已经非常平静了”。但现实情况是，他的精神已经紧张到了一定程度。特别是当他用一些琐事写信给提奥，提奥却告诉他可以去求助加歇医生时，那种熟悉的被嫌弃、不安全感填满了他在拉乌旅店那每天3.5法郎的小房间。
为平复这些情况带来的紧张感，梵高偶尔也会喝酒，但多数时候都用画画来排遣。也就是在这次事件后，他画下那幅《麦田群鸦》。正是因为这幅画透露出的情绪，常被人认为是梵高生前的“绝笔”。但实际上，这幅画作于梵高去世前两周左右，在这之后，他还在拜访杜比尼花园的时候画了三幅主题画。当时去拜访花园的时候他没有带画具，还在一张餐巾纸上完成了素描，这张餐巾纸如今保存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在梵高传记作家的眼中，《杜比尼花园》代表了一种家人团聚的隐喻，这是梵高用画笔向提奥传达的最后邀约。
7月27日，梵高遵循着一直以来的生物钟，完成早上的写生后回到拉乌旅店吃午饭。用餐完毕后，他拎起装满颜料和画笔的袋子，把画架扛在肩上，去往远处的麦田重新开始创作。傍晚，在拉乌旅店的人们都看见了这样一幅情形：梵高捂着腹部，踉踉跄跄地走回房间，他的身上什么都没有带。旅店老板拉乌不放心去房间查看，梵高在床上蜷缩成一团，看起来十分痛苦，他掀起衣服给拉乌看身上的弹孔，说“我弄伤了自己”。
《乌云密布天空下的麦田》，1890，梵高，布面油画，纵50.4厘米，横101.3厘米，现藏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虽为同期作品，但这幅同《麦田群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麦田辽阔，蓝、白、粉、紫色的天空下，黄色、浅绿色和紫色点缀其间，梵高称自己作画时“全身心都沉浸在一种平静的心境中”
几个小时内，一位名叫马泽瑞的从巴黎来度假的产科医生最先到达现场，接着加歇医生也从钓鱼的地方赶来了，警察也来了。两位医生检查后，发现伤口在其肋骨下方，“大约有一个大豌豆那么大”，血流如细线一样，在一小片暗红的范围内形成一个紫色的环。子弹留在梵高的腹腔背后。这就意味着子弹穿过了肺，擦伤了一条动脉，或是打中了脊椎：这些都是致命伤。然而除了包扎，一位精神科医生、一位产科医生面对枪伤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顺势治疗”。加歇派人送信给提奥，提奥在28日中午赶来。这一夜，梵高只能靠抽烟斗来缓解痛苦。
28日下午，梵高和提奥进行细密的交谈，梵高需要休息时，提奥给乔安娜写信，将这一次行为看作是“不过和过去一样疯狂”，甚至“乐观地”以为，如果他明天就好起来，自己可以马上回巴黎去。
然而就在太阳落山后，梵高的情况越来越坏，他的呼吸变得更浅更急促、心脏在快速跳动、皮肤失去了颜色和温度。29日凌晨，梵高躺在扶持其有生岁月的弟弟提奥的怀里，心脏彻底停止了跳动，他对提奥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想就这样死去。”
梵高在拉乌旅店以每天3.5法郎租住的阁楼房间，受伤后，他在这里度过了弥留时光
星夜的漩涡停止了转动，麦田的风浪放弃了吹拂，曾经狂热的色彩此刻也都变作灰白。“他已经找到了他所渴望的安宁”，提奥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对他而言，生命不堪重负。”
这一事件最终流传的版本是：梵高在27日去麦田作画，并用左轮手枪朝自己开了一枪，他自杀了。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不要指控任何人”
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一堪称唯美并壮烈的与世告别方式，给梵高的悲剧人生加上了最完美不过的画框。他疯狂，所以就应该漠视生命；他孤独，所以就应该迷雾缠身。
“死亡”两个字，从来就不是他的禁忌。1876年，他曾写道：“死亡的想法令我温暖，让我的心中洋溢着激情。”面对亡者，他看到了他们脸上的静谧，妒忌他们摆脱了“生活的重担而从此获得自由，而我们生者却不得不继续负重前行”。但他也同样说过：“我不会特意寻死，不过一旦死亡降临，我也不会逃避。”
关于梵高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的争论，自其死后就没有停歇。梵高死于他杀（或意外）的观点，由著名艺术史家、印象派和后印象派运动史专家约翰·雷华德（John Rewald）提出。20世纪30年代，雷华德造访奥威尔，并对当地经历过梵高事件的人进行了采访。他得到的版本是：一些“年轻的男孩”意外地打中了梵高，而梵高选择保护他们，作为最后的一种牺牲行为。
此后，随着梵高声名日渐显赫，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如其诞辰100周年之际、重要画作创造拍卖纪录之时；或是在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式对其人生经历进行演绎的过程中，都显现或提供了回答这一问题的各种答案。将这些线索最终凝聚起来的，是2011年由史蒂文·奈菲（Steven Naifeh）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Gregory White Smith）合著的《梵高传》，它被誉为迄今为止最翔实的传记。在书中，作者冷静客观地专门罗列出到当时为止，支持梵高他杀或误杀说的证据链条，颠覆了梵高英雄主义般的“自杀说”。
《树根》，1890，梵高，布面油画，纵50厘米，横100厘米，现藏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梵高常采用双倍大的画布进行创作，这幅画就是其中之一，暴露的树根体现了人生的挣扎，也有学者认为这幅画是其去世前的最后一幅
那么疑点到底在哪？让我们回到梵高去世当天。
首先，在他弥留之际，面对警察的询问，他对自杀行为的“忏悔”躲躲闪闪。当警方直接询问说：“你是不是想要自杀？”他不太确定地回答说：“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面对一种会被以他杀而指控定罪的可能时，梵高的表现似乎更像是在为“凶手”担心，“不要指控任何人”。他回答说，“是我自己想要自杀的。”这也成为“他杀说”的最重要线索。
其次，从提奥的角度来看，在房间里，没有任何为死亡作准备的迹象——没有把物件整理好，也没有辞别信，“废弃的草稿和从来没有打算让人读到的那些撕碎的信件的碎片散落在桌子上”。当然也可以说作为一名精神不那么稳定的“病人”，自我终结完全可以是没有准备的冲动行为。
最重要，也是最为客观的“证据”在于，从弹道学角度看，梵高的枪伤显得有些奇怪。如果他本来是对着心脏开枪的，那么伤口离目标太远了，这难以解释。枪被拿得太低了，向下指着，迫使那颗小小的子弹打进了危险的位置，却离预期的目标太远了。而且通常一颗如此近距离射击的子弹，如果没有打中骨头，就会穿过中间的软组织从另一边射出。但子弹却留在了梵高体内，这就暗示枪是从较远的地方射击的——如果是这样，梵高其实就是死于他杀。据统计，在所有开枪自杀的案例中，98%的人都会朝自己的头部而不是胸部或腹部开枪。如果一心向死，梵高没必要在制造一个不确定的伤势后，还努力赶回拉乌旅店，接受后面痛苦的两日折磨。而据在场者提供的回忆：梵高令人吃惊地神志清醒——吸着他的烟斗，并要求有人把子弹从他的腹部取出，提问“有人会为我切开腹部吗？”则更提示人们这不是一次决绝的自我了断。
梵高在1890年7月24日、也就是去世前5天写给弟弟提奥一封信，却并没有寄到，信中写道：“画家只能用画来说话。”2017年，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谜》以此为线索，“解谜式”展现了邮差的儿子阿尔芒在送信过程中追寻梵高足迹的过程，提供了一种关于梵高之死的新的思路。那便是在悲剧面前，没有任何一份不解、冷漠、疏远和伤害是无辜的。
故事结局的发问直击人心：“你们都想知道梵高是怎么死的，但是又有谁想知道梵高是怎么活的？”
“死亡并非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被人遗忘才是。”
所幸，梵高被世界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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