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中旬，APEC组织在西雅图召开第一次首脑峰会，中美实现中断了近五年的元首会晤。在这次会晤中，两国元首拿出了高度政治智慧，初步建立起互信，结束了中美关系下行的态势，克林顿在会后宣布不再谋求孤立中国，第二年美国将对华政策从老布什时期的“遏制”改为“全面接触”。
可以说西雅图会晤对当代中美关系历史意义极大，不亚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或1979年邓小平访美，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从大的宏观历史看，这次会晤及之后双方在克林顿政府任期内（1993年-2000年）的努力，为中美在21世纪前20年的经济大繁荣，乃至全球经济振兴奠定了基础框架。
（1993年的“克江会”，是两国关系打破坚冰回暖的标志）
整整三十年后，2023年11月，中美元首再次借APEC峰会场合，在美国西海岸举行首脑峰会。这不仅仅是时间、地点和场合的极大巧合，历史背景更具有极大相似之处：
都是中美关系经历了17余年蜜月期（分别是1972年-1989年、2001年-2018年），另加一个4年多的高层互动中断期（分别是1989年2月-1993年11月，2019年6月-2023年11月）之后的峰会；都是对抗冲突，丝毫不能化解问题，反而为各自发展带来很大困扰情况下，寻求破局的一次聚会。
因此，两国人民普遍对本次旧金山峰会抱有充分地期待，期望这也能像30年前的西雅图峰会一样，改变历史，为双方奠定一个美好的未来。因此，这次峰会可以说是一个极大影响两国人民信心，乃至影响全球经济信心的一次关键会晤。
西雅图会晤之后，90年代剩余的时间里，中美关系没的确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平坦美好，中间又发生了李登辉访美、1996年台海危机、贸易最惠国待遇交涉、中国驻南使馆被炸等严重影响双边关系的事件。但是双方以西雅图共识为起点，较为妥善化解了这些危机，经过不断地磨合、探索，迎来了小布什、奥巴马两任总统期间的蜜月期。那么“西雅图共识”，乃至半世纪以来中美打交道中形成的默契共识，蕴含哪些值得重视的智慧呢？
第一, 搁置争议，着眼未来，着眼共同利益。中美两国文化、政治、民情千差万别，必然在意识形态、利益上有巨大差异，必然是各自国内都极不缺乏敌视、诋毁，甚至是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形形色色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
中美政治家应该有大智慧、大格局，尽量自觉屏蔽这些负面声音的影响，尽量限制这些极端主义对两国关系的挑唆。两国如果在分歧上一直纠缠，永远理不清、闹不完。对于两国而言共同利益更大，共同创造未来是更重要事情。两国全球最强大国家（占全球经济体量40%以上）、17亿人口的命运，如果一直被极端主义的情绪所裹挟，竟然搞出个双输格局，只能是两国人们的悲剧，两国文明的悲剧。
在这时期，白宫总体能抵消国会右翼派在对华问题上的纠缠，在大方向上保持了向前进的态度。而在中国尽管当时惧怕“和平演变”及资本主义化的声音很强大，但是中国领导层也主动引导国内舆论积极认清中美友好的利处，认识美国及西方积极一方面，逐渐扭转了两国在1989年-1993年那种意识形态上仇视、相互抹黑的局面，为进一步友好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这些政治智慧都值得我们今天去吸取。
第二, 美国意识形态主导的“理想主义”外交走不通，必须回归现实主义。中美1972年至1989年初的蜜月，基础就是美国放弃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决定论，着眼利益现实，开创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也能友好相处的神话、佳话。
美国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之际，一改往日现实主义，重新搞起姓“共”姓“民”、你死我活的话题，希望通过强压来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或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但是中国与苏联不一样，苏联是多个民族文明实体组成的联邦，中国基本是一个汉族主导的民族国家，具有很强向心力；中国在历史上长期遭受西方的侵略，因此各阶层多数国民对美国强硬政策极其反感。任何时期美国的强压政策，不会让中国内部产生松动，反而只会增强凝聚力。所以，老布什政府的孤立政策只能走向失败。
克林顿政府重回现实主义是极其明智的，在西雅图峰会后将中国投资次序提到日本之前，事实确立了供应链转移到中国的方向，接着在任期末允许中国加入WTO，小布什、奥巴马两任总统基本沿袭了这个政策。美国得益于这种现实主义外交，才有空间推行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新一轮全球化，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中，得到了巨大的市场和智力资源，从而产生了自老罗斯福-柯立芝繁荣后一个世纪以来最长的繁荣期。
（1999年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协议）
然而自从特朗普当选后美国又在急速放弃现实主义，试图搞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新冷战，看似美国可以继续阐述“民主与专制对决”的故事，来赢得盟友和话语高地，但是在现实中并不奏效。总体而言，美国在近五年的中美对抗中没有收到好处，也没有收到期待的成果，中国基本发展能力几乎没有受到因美国因素导致的任何损伤。
反而这些年，因为美国在处理与中国经济关系上，背离了它自己主张的民主、自由、公正、全球化的价值，让相当多中国中产和工商业阶层失望，相当程度让美国宣扬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破产，这些再次证明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是走不通的，回归现实才是明智选择。
第三，美国朝野各派应该认识到中国崛起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与其做无效的破坏阻挠，不如顺势而为，思考如何与中国一起更有效领导这个世界。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完成现代民族主义动员，并缔造成一个现代型国家，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就已经不可避免，这方面汤因比、尼克松、基辛格、亨廷顿等人都做出了精准预测。
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及高等教育基本普及，加上中国的人口体量，使得中国即便不如美国发达，但是也有资格成为像美国那样一个有全球决定性影响力的国家。美国一些保守主义者，拒绝接受非白人基督教文明崛起，想把中国打回西方文明从属者地位是不可能的。
所以，从新中国成立，美国关于对中国是“遏制”还是“接触”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接触”的目的虽然未必可以完全达到，但是“遏制”必然是完全失败。尤其是现在中国实力与1949年或1989年又有截然不同，美国过去一贯采用拉一国打一国（拉日打苏，联中抗苏，扶中压日，以及今日联印抗中），维持霸主的战略越来越难奏效，只能是导致对手越来越多，有资格的挑战者越来越多，最后控制不住局面。
美国与其制造一个个潜在的对手，不如承认中国崛起的现实。美国应该看到，尽管中国制度和文明与自己有很大不同，但是儒家文明不像斯拉夫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那样具有排他性、攻击性；儒家文明人口尽管很多，但是都注重自我发展，只能是为世界做贡献，而不是添麻烦。中国是二战后美国最强有力的经济科技竞争者，但也是最无害的一个竞争者，双方只要愿意放弃偏见和敌意，总会找到一个妥善的共处之道，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向后看，从冷战时期大国对立中去寻找答案，那只能是损人不利己。
当然中国也应该认识到自身经济科技实力，以及软实力的不足，一个初崛起的大国，影响和领导世界的经验，跟具有几百年统治世界历史的文明还是远远不能相比的。中国社会不要被一些民间别有用心激进主义者，以及部分娱乐化的国际关系教授，所天天宣传的美国即将崩溃、中国即将取而代之的叙事所迷惑。中国要有所作为，但是中国要清楚自己的真正能力，不去制定与能力不符的战略目标。
第四, 中国必须意识到对美关系重要性，是中国发展崛起关键。中国面临的外部世界很大，但是由于美国是这个世界各种秩序的主导者，因此，处理好中美关系是中国在这个世界是否能够安身立足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主动退出或因美国阻挠，被排挤出主要国际组织，中断与西方主要国家的联系，是造成中国六七十年代经济地位大滑坡的关键原因——虽然这期间中国人民经过自力更生，在某些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经济科技竞争力总体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达到历史最低谷。
40多年以来，尤其是1992年南方谈话和1993年西雅图会晤后，中国在经济、教育、科技等方面翻天地覆的变化，也是因为处理好了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大幅快速加入全球化，充分享受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红利而发生的，当然中国也为这个秩序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中国虽然地位天翻地覆，但是美国对全球秩序领导权仍是基本稳固的，中国未来进一步崛起的决定性国际因素，仍是怎么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中国可以改变一些中美关系的实质，可以用一种更智慧的方式，发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贡献力，但是与美国产生对立关系，只能让中国与全球主流产生疏远，削弱中国国力持续增长的动力。
第五, 中美关系无论怎样，中国都应该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只会对处理中美关系，乃至处理与整个外部世界关系，有百利而无一害；改革开放是中国与外部对话的最雄厚资本，而不是其他。
中国国内一些人认为，美国越是打压我们，我们就越应该采取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制度和价值，我们就应该不再坚持改革开放，否则我们就是认输；甚至以近几年中美关系的变坏，来证明外部世界终究不可信，改革开放是错的，还是关起门来搞建设好，其实这都是愚蠢的懦夫心态。
我们应该看到：让我国变成一个更加公开透明、包容、自由、平等、开放的社会，是全国人民普遍发自内心的要求，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是一个国家具有高度文明的标志，不管中国跟外部关系好不好，我们都应该这么做。不能说改革开放是外部给我们设的陷阱，跟外部关系不好，我们就要意气用事脱离人类主流文明轨道。
事实也证明，中国越是坚定不移改革，就越能得到美国主流及世界主流认可。1990年代，中美关系能够持续改善的根本，仍然是基于中国持续深化改革，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1992年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及以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决议为基础的金融、就业、社会保障、国企改革，在反对者或保守者眼中这是主动向美国投降，主动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些改革大大缩小了中国与世界主流的制度高低差，也向世界展示了我们迈向一个更文明社会的决心，以至有了中国加入WTO，有了中美、中欧经济蜜月期。
（中国在十四大和十五大期间基本完成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今天虽然中美经济地位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是我们只有以深化改革为基础，才能维系对中国竞争力攸关的高层面中美科技金融贸易往来，才能维系住这些链条。
同时，从发展崛起，施加更多世界影响力的角度讲，我国也只有改革开放，与世界加深联系，越来越接近主流、了解文明，才能为世界提供更有接受力的问题解决方案，增加制度供给。一个封闭的、远离世界主流文明的国家，会有能力影响世界吗，靠什么去领导世界？
总之，从1940年代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主体活跃在世界舞台后，中美关系是全球最复杂、最跌宕起伏的大国关系之一。同时基于现在两国经济体量都如此大，世界秩序演进秩序变量因素增加（印巴、伊斯兰、非洲等边缘力量影响力快速上升），能否处理好双边关系，对双方未来半世纪都是命运攸关的，两国并没有多少犯错空间。
所以中美两国一定要谨慎，一定要避免重犯过去大国竞争种种失误和不理性。这方面过去“西雅图共识”给我们很多启示，当然，现在中美冲突议题和外部环境又复杂太多，双方也必须拿出更高智慧，才能避免陷入双输的陷阱，这才是对两国人民和世界负责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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