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质量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而在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视社会发展的模式下，人们的社会差距在逐步扩大。尤其明显的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含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教育)供给水平差距在不断扩大，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改革发展成果的公平性，以及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包容性增长：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应有之义
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针对中国乃至亚洲地区在经济增长中所出现的“两极分化”、GINI系数扩大等社会不平等问题，以“对穷人友善的、包容的增长”为着力点，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的理念。2009年11月、2010年9月，胡锦涛同志分别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将“包容性增长”理念引入中国的发展实践中，他指出要切实解决社会建设与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问题，以“包容性增长”为基础着力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稳定发展。可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包容性增长”理念将成为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理论指引和政策导向。
迄今为止，对于什么是“包容性增长”，国内外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加以分析。一致认为，首先，包容性增长的核心价值观是机会平等和利益共享，强调机会均等与利益共享性，即所有社会成员在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机会均等地共享经济改革发展成果；其次，包容性增长的重点是要改进贫困群体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又叫“益贫式增长”；再次，包容性增长就是要实现充分就业，尤其要改善弱势群体的就业状况，增加他们的技能，使他们不致于陷入贫困状态。
综上所述，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旧方式不同，“包容性增长”的本质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其目标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减缓社会矛盾，让广大民众机会均等地分享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当前我国人均GDP己经超过4000美元，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生存型社会已近结束，发展型社会正在形成，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与我国政府对公共服务供给落后的矛盾己经成为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继续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矛盾。“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提出恰逢其时，与我党近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城乡统筹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理念，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应有之意。
近年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群众呼声很高。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切实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部门对公共服务供给的保障能力，推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特别是随着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型农民已经开始政治觉醒，政治参与意识、权利保障意识逐渐增强，并由此产生了新的需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供给要求。为尽快满足这种需求，缩小贫富差距、减缓社会矛盾，各级政府部门应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责任，大力提高公共服务覆盖面和供给水平，努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要理解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及本质要求，就要追溯公共服务的理论来源。有关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的理论，最早见于西方公平正义理论体系中，间接体现了公共服务的公平公正性。亚当·斯密在论述国家的主要责任与必须义务时，论述了公共服务公平问题和均等供给的问题，提出均等提供公共服务是国家政府部门不可推卸的一个重要责任。作为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代表性人物，庇古认为，在不影响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应通过举办社会保障，增加公益性的福利事务，更加注重公平，实现分配均等化。罗尔斯指出，人具有天生的自由平等权，应确保社会公平权利的最大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认为，必须有国家出面干预市场经济活动，才能有效解决财富和收入过度集中、分配失衡的问题，因为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不但无法保障公平，也无法保障效率。托宾在“特定的平均主义”原则中指出：卫生保健、公共医疗、基础教育等，这些都属于稀缺性的公共资源，应当实现“特定平均性”的分配，他还主张政府为公众提供一视同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1954年，萨缪尔森首次明确界定了“公共产品”含义，他认为，必须由“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才能应对“市场失灵”、“不完全竞争”、“外部效应”等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的情况。美国行政学者R.B登哈特(Robert B.Denhardt)、J.V登哈特(Janet V.Denhard)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理念，他们认为“公共管理”就是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中，由“公共部门”、“准公共部门”及“部分参与公共服务提供的私人部门”构成的多元供给主体所组成的复杂网络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践上，西方国家更加注重的是立法，比如美、德、法等国都针对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进行了立法。针对许多国家存在的严重的公共服务不均等现象，2006年，世界银行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比如抓好基础教育、做好儿童开发、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改进对不发达国家的帮助方式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的逐步扩大，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平等性、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等问题，成为国内学者们关注的社会民生热点问题。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法，首次出现在2006年3月的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里。关于“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的本质，不同领域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从公民需求看，刘尚希认为人们的衣食住行这类最低基本需求，以及无差异性的消费需求都属于基本公共服务，所有社会成员应该机会均等地享用这类基本公共服务；从公共财政看，丁元竹认为中央政府要在公共财政上制定有关国家标准，确保地方政府具有均等支付社保、卫生、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确保有关机构(含市场、政府、第三部门)公平、公正地使每个区域、每个城乡公民，都能共享到基本的公共服务项目。从公民的权利和人权看，陈海威认为，国家应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下，保证全体公民都平等有尊严地共享基本公共服务，以保障全体公民最基本的人权。从城乡、区域和群体的不均衡情况看，辛鸣认为应从地区均等化、城乡均等化以及社会阶层均等化等方面把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本质和内涵。
当前，在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区域差距、阶层差距、城乡差距正在不断扩大，由此引发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平等性问题也日益严重，如何处理好、解决好和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当前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缩小区域、城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必须注重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由于长期以来的二元户籍制度、区域发展不平衡、群体生活空间分割等原因，导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共服务非均等化情况严重，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全体民众共享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也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经济健康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而且，当前广大民众面临着新的“三座大山问题”，即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特别是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养老保障体制)不健全，农村困难群众、弱势群体的权益得不到保护等问题日益突出，广大人民对公共资源的实际需要意愿日渐强烈。因此，强化政府有关部门的基本公共服务(公众就业、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科教文化等)供给水平和质量，全面协调区域、城乡以及各群体之间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矛盾，不断满足城镇困难群体、农村贫困群体、社会弱势群体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公平性，成为现实国情下政府部门的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这也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现实需要。“包容性增长”也可以理解为“共享性增长”，即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经济改革、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由于要素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缓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维护社会和谐安定、确保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可见，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包容性增长、社会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责任编辑：DF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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