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2点，十几位统计人员仍在电脑前忙碌着，录入核查表。这一幕，发生在河北省的张北、怀安、兴隆、大城、香河、涉县、曲周、北戴河等区县。
11月下旬，《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随国务院经济普查办专题核查组进入河北，见证统计人员们的工作。
明年1月1日，第三次经济普查现场登记工作将拉开帷幕。为最终摸清全国6000多万个普查对象的情况，数百万人在为此做着最后的冲刺。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7日的经济普查宣传月启动仪式上说，这次经济普查是我国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要全面摸清全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及结构布局，科学盘点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状况。
最后冲刺
与河北相似，目前这个时段，全国的统计机构都在进行单位核查，即在企业正式登记之前摸清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为最终的普查打好“底稿”。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12月4日《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者的一封信》中称，此次经济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13年12月31日，普查时期为2013年1月1日~12月31日，普查对象包括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企业名录也在不断变动之中，在过去一年，有的企业已经注销关闭，有的企业符合标准但尚未录入，有的信息还不够全面准确。在普查前，需要对名录库核查更新，若没有名录核实，可能在普查前挖掘不到隐藏的信息。
承德金山岭酒业有限公司就是停业一段时间后重新开工的企业。该企业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今年销售额预估在300万~400万元。
“按照当前的统计标准，这家企业不属于规模以上的联网直报企业，但在此前的规模以下企业抽样调查中又没有被抽着，所以只能靠经济普查才能摸清企业的情况。”滦平县统计局局长周玉梅对记者说。
按照要求，每150~200个普查对象就要配备一名普查员。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实地走访近百个普查对象并核实信息，很多普查员只有白天走访，夜晚上网录入，才能赶上进度。
四天内，核查组走访了河北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庄、邯郸一线，发现整个河北省在11月22日已经核查单位476782家，完成了全部核查对象的63.87%，部分地区则超过了80%。
河北省将现场核查、审核、录入和排重工作的最后日期定在12月上旬，录入完成后，还要把普查单位底册和电子地图集成到手持电子采集设备(PDA)中，时间仍然非常紧迫。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徐一帆上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涉及除第一产业外的国民经济各个行业，普查对象6000多万个，其中，各类单位1000多万个、个体经营户约5000万个，涉及面广、难度大。
企业“被虚报”不实
单位核查的目标就是搞清企业类别、产品门类、工商注册信息等基本情况，但并不涉及企业经营数据信息。
然而，在河北冲刺名录核查时，有消息说已有县市地方政府让企业虚报数据，这让保定市统计局局长梁瑞萍不解。
“现在单位核查的数目还没摸清，怎么可能让企业现在就填报。”梁瑞萍在与核查组座谈时说。
而本报记者走访发现，河北当地很多地方官员已不再简单关心经济指标的高低。
河北的县市一级政府刚刚完成了换届。采访中，多位新上任的县市政府官员都提到一个新情况，即河北的新干部考核机制已经下达，这明显减轻了官员身上的经济数字压力，没有必要去虚报数据。
河北新的考核机制意在防止简单以GDP论英雄，而是注重发展质量和速度，重点考核地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等经济目标，也大幅度提高环境质量和生态效益在考核分值中的权重，还设置了政府性债务率降低量这一阶段性指标。
而未来可能有更多地方会弱化单纯的经济考核。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这或许意味着，未来地方虚报意愿和虚报空间将被大幅压缩。
提升企业配合度
不过，由于近年来企业对于隐私更加重视，企业配合度降低正成为经济普查中的一项挑战。这一现象在当前名录核查阶段就已出现。
涿州市开发区的一位普查员称，有时候去企业，跑了好多次都见不到负责人，今天说厂长不在，明天说会计不在，就是不愿意配合。
用承德市统计局局长张富民的话说，普查人员就是要一趟不行去两趟，两趟不行去三趟，直到取得企业的理解和配合。
但即便与企业负责人见了面，不配合的情况依然会存在。涿州市统计局局长冯春喜就向本报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案例：涿州市有一家做假发出口的企业，此前刚被普查时，企业申报的经营额是每年200万元。但一算他每年出口产品的总重量，发现这些假发如果戴在头上肯定发沉，结果再问，该企业年收入5000万。
冯春喜发现，在名录核查和以往普查中，一些企业一旦被问到收入，立马就警惕起来。
从普查和统计部门自身来说，一方面遵守既有的“四条红线”，不能干预企业上报，另一方面又明知部分企业自愿填写的数据中可能存在瞒报的状况。解决这种两难问题，有时需要普查员具备一些旁敲侧击的普查技巧。
冯春喜在一次调查中，走访某家具店，店老板开口报了60万元的营业收入。于是冯春喜逐项询问他的房租、人工和利润之后反推，估计这家店的收入至少500万元。此时，店老板才改口说营业收入有300万元。
此次走访的多地统计部门都向本报记者反映，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的配合度更好一些。
今年钢铁行业疲软，上游铁矿石行业备受冲击。邯郸市涉县鑫宝集团二号矿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国有改制企业。该公司负责人说，今年行情不好，企业直到7月份才开工，目前仍有亏损，但中间停产和亏损时都已按照实际情况填报。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很多中小企业并不知道经济普查信息不能作为地方行政处罚的依据，而来自税务、工商的行政处罚是他们在如实填报信息时最为忧虑的一点，因此对普查较为戒备。
《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者的一封信》再次强调，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不作为任何单位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
用服务型统计争取配合
承德市今年专门印发了一份市长的公开信，让每个普查员都发到普查对象手中，做到意义讲明、目的讲清，争取配合。
“目前，承德没有出现极端不配合的情况，但我们也注意强化细节。比如核查阶段需要复印普查对象的工商执照等证件。但很多企业就有些反感和担心。于是我们双桥区就在每个复印件下加注了‘此件仅用于经济普查用’的字样，同时承诺将所有的废表全部回收销毁，打消普查对象的疑虑。”张富民对本报记者说。
更为理想的情况是，让普查对象自身就有如实填报的意愿。滦平县北雁商城的负责人称，他所在的企业在河北多地都有投资，因此统计部门发布的各地经济成分的占比、居民消费能力、当地消费品种结构等统计数据是他常读常看的信息，而这也是他愿意如实填报的原因。
“如果我们还是单纯依赖‘我布置、你填报’这种数据采集方式，调查对象的配合程度将受到影响，源头数据质量也难以完全保证。”马建堂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必须主动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在强调依法统计、真实及时独立向统计机构报送数据的同时，还要与调查对象建立一种合作互惠的新型调查关系。
(责任编辑：DF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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