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声音 当旅行被21世纪化后，写作怎么办？
既然旅行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需求与向往，那么，它又是如何具体地影响着每一个人呢。对此，不同的作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在8月16日进行的中信·大方文学节上，李陀和王咸对“旅行”这个话题做了演讲，李陀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谈论了旅行和写作的关系，而王咸则对那种关乎生存的旅行，抑或说流放更感兴趣。而参加浙江文艺出版社书展活动的陈丹燕也对旅行给出了自己的看法。陈丹燕是一位痴迷行走的写作者，在她看来，当下的中国人尤其需要以旅行的方式开拓自己的世界观。
旅行很简单，但思想旅行太艰难
李陀 生于1939年，当代著名作家、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编剧，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著有短篇小说多种，主编有《七十年代》等。
在当代，旅行和文学的关系已经完全改变。“行万里路”已经变得轻而易举，今天如果还有作家和诗人想拒绝“行万里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旅行不仅已经大众化，而且成了和睡觉吃饭一样的普通事。可以说，在今天，不管你是不是被认可的大牌诗人，还是“业余”写诗的文青级别的诗人，也不管你是不是得了某种奖的著名作家，还是隐姓埋名在网络上拼一把的写手，几乎没有哪个人的文字和旅行毫无关系。在这种形势里，我们该怎么面对以及思考写作和旅行的关系呢？这是不是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问题。但我想从另一个话题切入讨论
我从事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已经有五十年。在前四十年里，文学和写作的意义对于我总体是清晰的，虽然一路上磕磕绊绊，有过失望和迷惘，可是没有觉得自己糊涂过；最近十几年不一样了，我觉得自己开始有些糊涂，因为对于我，文学和写作的意义成了问题，而这问题，其实又是从更大的问题派生出来的。那么，更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消费主义对社会生活的统治，包括对文化生活的统治。消费主义不是新东西，二百多年来，有过很多讨论，我想这里没必要重述。我所关心的，是消费主义和文学的关系。我认为正是消费主义在20世纪的特殊发展，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改变是明显的，我想举出这些改变中，我最重视的两类。第一类，我认为是消费主义型的写作。作家把小说当做商品，写出来卖钱，自觉为某种精神消费写作，也不是新鲜事，二百多年一直存在。但是，在“文学工业”时代，这种消费主义型的写作具有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规模，尤其在当代中国，不过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其规模已经大到可以由这个工业来定义什么是好的写作和好的文学。文学工业会不断提醒作家和读者，也会不断努力控制作家和读者，正如今天好莱坞在努力定义什么是好电影一样。那么，有没有不同于消费型写作，甚至能够和这类写作相抗衡的另一种写作？我觉得有，那就是我想提出的第二类写作——自我认知型的写作。
什么是自我认知型的写作？这和“自我”概念在近十年的迅速普及有很大关系，自我在今天已经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而且成为教育和文化领域指导性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精致的自我主义”的思潮正在形成，甚至开始泛滥。由于生活于21世纪的几代青年人，都不得不面对个人生存和社会变化之间的严重矛盾、孤独问题、成长问题、价值选择问题，都不能不和自我相关，因此很自然的，“自我”在文学写作中，或隐或现成为了一个深藏在作品深层的内核。主题、题材、形式、风格可能有种种不同。不过，我觉得很多写作其实都可归纳在“自我认知型的写作”里；由于有几代青年人都试图通过文学来解决自我认知问题，这类写作虽然远没有消费主义型写作那样的规模和声势，但仍然是目前文学地图里最值得关注的一个写作潮流。
在当前的文学风景里，还有没有别的风景？当然有。但就影响而论，我觉得以上这两个文学现象是最值得注意的。也是我所不赞成的。我们的作家如果真的热爱文学，尊重文学，就需要注意思想的旅行。什么是思想的旅行？我以为，这首先要对文学工业有所警惕，对自我的迷恋有所警惕，要思想解放，要更自由地思想，对文学应该有更大的追求。最近这些年我常常琢磨，到底什么是文学的最高境界？在重新检视文学史，特别是反复阅读了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后，我的心得是：文学是各种各样的，好的文学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文学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文学其实是一种思想形式。如果是这样，我们首先就要让自己的思想有辽阔的空间，不只是以往那些我们熟悉的文学思想，而是关心历史上所有存在过的思想，还有当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现实世界里的各种思想，然后以我们的笔，参与其中，去思考，去写作。
生活与流放——为了生存的旅行才有意义
王咸 生于1970年，《收获》文学杂志社资深编辑。著有小说集《去海拉尔》。
六月份，组织老师给了我一个演讲题目：“日常生活就是我的旅行”，我当时觉得不妥。一则是觉得太简单，一则是觉得太难。
觉得简单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也旅行过好多地方，国内登过泰山，去过雁门关，国外刚刚去过都柏林，参观过乔伊斯生活过的海边大炮台，似乎我的生活不限于“日常生活”也应该有点“别处”的生活吧？但是一个月延宕下来，直觉得乏善可陈。
细想下来，我个人的旅行或许只能算是旅游，对我的生活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但“生活在别处”确实不能仅仅看成一种文艺情调。在中国古代，有一种旅行真正创造过文学的辉煌。这种旅行叫“谪放”，就是一个官员被贬官流放到偏远的地方。屈原在他的“别处”，写出了《渔父》这样的作品：“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更加确证了自我的身份认知。柳宗元谪放到永州，在这个“别处”发现了他的小石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这是既悄怆幽邃又生命盎然的生命感受。在我们的古代，这种旅行成就的人和美好的诗篇不计其数。
我作为一个编辑曾经接待过一个爱好文学的业余作者，他诚恳地劝我要做一个文学家，不能仅仅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才行。现在还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这种行万里路式的游历对创作有益处吗？我觉得为了写作的游历，其意义是不大的，而为了生存的游历，任何时候都是有意义的。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里面借主人公的口说：“我不愿意去为我已经不再相信的东西卖力，不管他把自己叫做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堂都一样:我将试图在某种生活方式中，或者某种艺术形式中尽可能自由地、尽可能完善地表现我自己，并仅只使用我能容许自己使用的那些武器来保护自己——那就是沉默、流放和机智。”然后他就跟妻子一起离开了都柏林，到欧洲去游历了。我觉得他首先不是为了写《尤利西斯》才去游历的，而是为了能呼吸到新鲜空气。
我最后还是选择“在日常生活中旅行”做演讲题目，因为就前面讲的两种旅行来讲，一个旅行不出什么意义，一个做不到，但是勉强值得一说的是，现在的日常生活多少有点谪放地的意味，看上去是实实在在的故地，但也实实在在有异乡的感觉。
通过旅行，了解世界的多元与冲突
陈丹燕 生于1958年，上海作家协会理事，多年来致力于青少年生活、上海城市变迁、旅行文学的创作。著有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以及《慢船去中国》《我的旅行哲学》等。
漂洋过海来认识你，也请你知道我是谁--这是中国当代的旅行文学对世界的意义。在我看来，如今旅行文学的写作，一如我们的大学时代教授们堂上布置的必读书精读作业：你去读一读世界这本书，读一读其中的某一章节，然后你回来，写一份读书报告。旅行文学的写作，就是报告世界在你心里激起的涟漪，给予你的启迪，开拓的你对世界的感知力，或者是你对上帝创造世界时留下的指纹的探寻。
中国人看世界，有着自己的视角，带着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我们的血里带着中国三千年以来的《诗经》的基因。当我们去看世界，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自己。世界有时也是镜子，旅行者在世界面前，看到的是一个被日常生活淹没了的自己，水淋淋地从日常生活的洪流中站起来，站到了世界面前。所以，旅行文学对自己的意义，是细细地认识自己。对世界来说，也是向一个不知名的读者说，我曾漂洋过海来认识你，也请你知道我是怎样的人。
从中国文学的漫长历史中，我们就已经可以读到细腻的行旅诗歌，我们曾有过非常悠久的旅行文学传统，直到后来一个江南人徐霞客的行旅散文著作。渐渐人们不再移动，心灵渐渐封闭，辽阔的行旅文学传统也渐渐褪色。
当你害怕外部世界，以为与你不同的文化、语言以及人都是对你有害的，你就自绝于世界。而社会凋零的封建帝国末年，中国人就世世代代被囚禁在这样带有敌意的世界观里。在纽约的唐人街，华人至今还纪念一个勇敢的中国男人，因为他在20世纪组织了第一个旅行团，带人走出下城，去看曼哈顿。人们称他为华人的托马斯·库克。
当中国人在晚近的共和时代，跨越寄情山水，而去了解世界多元与冲突的文化，开始对不同好奇，并在旅行中感受人类命运的相通性，旅行就参加了对中国人世界观的开拓。
如今看来，向世界开放，并了解世界的模样，一直都是中国人心底的愿望。
整理/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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