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蔷 三十年前的音乐圈 ，我说什么是什么
她曾是内地唱片销量纪录的保持者，也是首位登上《时代周刊》的内地女歌手，最红的时候，音像公司拿一套四合院换她一张专辑。那是1987年，她尚不满20岁，却已经结结实实地火了三年，在同龄人中，在整个音乐界里，没有对手。
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人们对文艺作品的渴求，注定了一些人要走上时代的舞台，在风口中，成为激荡。张蔷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毫不费力地取得了一个歌手能取得的一切，随后又毫无征兆地退隐，在时代背景与个人命运的因缘际会中，张蔷本性里对自由和美的追求，让她的人生与音乐成为时代的孤品。
制造浪潮的女孩
首张专辑起印60万张，一售而空
在张蔷的记忆里，改革开放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可以穿得好看了，人们戴着彩色耳环走在大街上，似乎宣告着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
在此之前，美是一种集体意志，在个人生活中长期缺位，更与感受无关。她一度羡慕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十里洋场中的女性，体态婀娜，风情万种。
中学时代的张蔷已经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特质。她是学校里唯一穿红皮鞋上学的学生，不仅是校内的焦点，也成了校外的重点关注对象。放学路上，会被社会青年“截”。
当时社会青年并非贬义，词意中性，仅限字面。在通讯方式并不发达的年代，年轻人交友方式几乎只能如此，她害怕也很得意。
对于中学时代的张蔷来说，美只是模仿，但是对美的向往，则是本能，似乎她天生对那些浪漫的、唯美的事物有着更强的感受力。她曾因为受到一部爱情电影的感动，回家对着镜子狂练接吻，但总觉得缺少点神韵。第二天上学，她用课本挡住自己，对着教室墙继续练，同学问她为什么面壁，她说，练亲嘴呢。
那部电影的女主角在张蔷眼里美得如同一只豹子，电影场景有现实中不存在的华丽，所有人都穿得很好，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生活。那时她有很多想穿的衣服，商店里买不到，只能跟母亲一起手工制作。
张蔷的母亲是中国电影乐团的小提琴手，她的古典音乐底子就是源于母亲。中国电影乐团除了音乐演出外，还要为各类电影、电视、纪录片、专题片录音，乐团里常有国外唱片作内部资料，张蔷和母亲会把最新的音乐翻录。同时，家里的“海外关系”也为她提供了大量音乐，这些是她最早的音乐启蒙，而张蔷接触到的唱片封面、国外电影、杂志也在影响着她的审美。
因为母亲工作的缘故，张蔷看的听的，都是国外的演出和音乐，她渐渐笃定了自己未来要走的路——当歌手，并且与众不同。下定决心后，张蔷很快离开了学校，那时，没有任何人会想到，这个十几岁的女孩，会在随后的日子里开创一个新的浪潮。
成为歌手的经历异常顺利，当然，这也是个被讲述过多次的故事。1984年，张蔷母亲的院团同事告诉她，云南音像想签约一批年轻歌手，知道张蔷唱得不错，可以去试试。
张蔷在北京录制了小样寄过去，随后，对方邀请她去云南录音，半个月时间，第一张专辑《东京之夜》诞生，张蔷拿到1400元唱片酬劳，在月工资两位数的时代，这笔钱称得上巨款。
专辑上市后出乎意料地爆红，起印60万张一售而空，随后加印了250万张，她的声音开始出现在大街小巷，商店里都在放她的歌。随后，云南音像决定以六倍的酬金再与张蔷签约一张专辑，她差点成为被一张专辑成就的万元户，但财务上已经完全自由了，“在哪儿我都是大户，没有比我有钱的，我们团（中国电影乐团）也是我最有钱。”张蔷举例，“相当于把我们团所有编制（的收入）全给我一人，就这么牛。”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到她出国留学前换外汇时，现金已经需要用行李箱来装，一次可以换完一条街所有的美元。
很多“老人”嫉妒张蔷，对她非科班的出身颇有微词，张蔷不以为然，“没办法，人就认我，买我的账，谁嫉妒都没用。”那时虽然她刚刚离开校园一年，但已对自己、对职业有着超越年龄的认知，她明白一个歌手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单位。
那时大家没有版权意识，一首公认的好歌通常可以听到数个版本。在首张专辑《东京之夜》中，张蔷选择的翻唱作品多是自己喜爱的，选歌的标准是节奏明快、曲调优美、律动感强，能让人快乐的歌。如今看来，《东京之夜》整张专辑的制作和编曲都非常简陋，但张蔷的声音在那个时候已经可以带给人们足够的惊喜。
对歌手来说，声音的辨识度是重要的先决条件，张蔷的嗓音既甜腻、浪漫、性感，又摩登、失真、虚幻，因此她的歌曲已不仅仅是一种抒情，同时也在延展人们对音乐、对生活的想象。一位与张蔷年龄相仿的资深歌迷说，那时候张蔷的嗓音是又乖又坏，又风流又纯情，所以年轻人都喜欢她，好听，来劲。
或许还有一点别的原因，在这张专辑里，多数歌词是叙事形式，口吻是少女式的，语感类似日记。在大家表达感情仍显羞涩的日子里，张蔷歌里直白的快乐和忧伤，于很多人的心灵都是明晃晃的存在，甚至还有一丝挑逗禁忌的快感。
随后，张蔷在两年内接连推出15张专辑，总销量超过两千万，留下无数首被传唱的金曲，彻底成为潮流的主宰者，“最辉煌的时候，音乐圈我说什么是什么，我唱什么全国人民听什么。”
她的形象也有了更多的变化。渔网袜、露背装、高跟鞋都不再是画报上的图片，而是她生活中的实用品，张蔷有大把机会把它们穿出去，尤其在迪斯科舞会上，她总是最吸引人的那类女孩。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她在1984年烫了标志性的爆炸头，终于在一年多之后，等来了有定型功能的摩丝，她再也不用隔几个月就去重新烫一回了。
我的黄金时代
有个叫莫言的青年要和我合作
张蔷说自己在最红的时候选择离开，没有一点遗憾，因为成名之路太过顺利，也就不那么珍惜。“我属于一步登天的，不像很多歌手住地下室，好不容易混到了这一步。我的起点很高，上来就录音。走过短暂的穴，当时我也不怎么选择走穴，因为一张专辑已经挣了人家好几年的钱。”
那时演出市场火爆且混乱，到处是穴头，穴头又到处攒人演出，很多穴头不靠谱。张蔷说，以前唱摇滚的遇到这种情况最多，唱完穴头跑了，乐队连回来的路费都没有。
这种不靠谱的事没有在她身上发生过，她最开始走穴便跟着著名的穴头郭传林，也是后来缔造了黑豹乐队的经纪人，同行的有全国最火的演员刘晓庆，张蔷很多穴都是跟刘晓庆走的，两人住一屋。
张蔷走穴的价格是八块钱一场，而且是合同先行，她也是最早受到合约保护的歌手，当时那种不算规范的合约，是后来很多合约的雏形。她的唱片合约也经常多出一个条款，在唱片发行前，不得参与其他唱片的录制工作。张蔷遇到最糟糕的走穴是现场没有麦克风，她拿着开会用的大喇叭唱的歌，不过，这对很多常年走穴的歌手来说，并不是一个值得记住的片段。
生活对她始终是宠爱的，就像歌迷对她的态度一样。那时她在舞台上不与观众互动，报幕员报完幕，她便直接上去唱，一句话不说，“我那会儿比较害羞，没有什么亲和力，比王菲还酷呢。但是我唱的音乐形式他们接受，我是来展示自我的。”
在首体的一场拼盘演出中，张蔷倒数第二个出场。那会儿的场馆演出文化是国骂，观众都跟球迷似的。当晚每个演员上台都会被攻击一番，直到报幕员说出张蔷的名字，骂声变成欢呼声。等张蔷唱完，观众开始向场地内扔钢镚，“像一场闪着银光的雨。”张蔷说，扔下来的钢镚最大面值是五分的，大多都是一分二分的，但是数量实在太多了，她记得她和伴唱周晓鸥在演出后每人都捡了一帽子的钱。后来，周晓鸥和当时伴奏的鼓手二毛组建了红极一时的流行摇滚乐队——零点乐队。
没有演出的时候，张蔷常带着周晓鸥、二毛、吉他手大毛去饭店吃好的。那时喜欢来找她玩的还有常宽和栾树，有一次栾树在她家唱了首自己写的歌，张蔷对栾树说，你将来一定会成功，这个歌好听。
在如今的公众印象中，是摩登天空与新裤子乐队把张蔷和摇滚乐联系到了一起。但将张蔷早期的音乐和生活完全铺开，可以看到中国摇滚乐和原创音乐萌芽状态时的写照。她说自己从未与摇滚圈走得很近，但在当时，能感觉到栾树、丁武、高旗、常宽这些后来的乐队主唱都已显露出才华。她印象最深的是崔健，签合同时会告诉对方找他律师谈，张蔷觉得他还挺狂，还找律师，有事不都找片警吗？
张蔷出道后，经纪人一直是她的母亲。许多歌迷会找上门来，母亲帮忙接待，曾有一个山东口音的青年经常来，张蔷母亲也是山东人，便多了点亲切。男青年说自己是写东西的，希望以后可以合作。张蔷说对这个人最深的印象是送他出门时，总觉得他的背影看着很辛苦。除此之外，她只记得名字，因为特别，男青年曾向她母亲解释过，莫言就是少说话的意思。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张蔷想起自己也曾认识一位同名的写作者，便上网搜了照片，发现真是曾经认识的那个文学青年，感慨道，怎么这么老了！
在张蔷身上，很难看到年代感，她永远是现在时的状态，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即使她现在的音乐被贴上复古标签，可代表的却是时髦的风格。她喜欢的东西一直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因此怀旧对她来说，是毫无必要的抒情。从1984年走红，到1987年忽然远赴澳大利亚留学，中间的三年时间，是她自己作为歌手的黄金时代。但对张蔷来说，黄金时代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当时所有的路都不是很好，不适合穿高跟鞋。
不如跳舞
去迪斯科舞会是种享受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迪斯科风潮，还没有真正成为大众娱乐活动，绝大多数人对迪斯科的了解仅仅停留在磁带上，去舞厅跳迪斯科，是少数人的生活。
那时舞会稀缺，能跳迪斯科的舞会更少，谁有舞会的信息，或者有混进舞会的能力，都可以成为现实生活里的资本。
“那会儿玩北京迪斯科的都得有背景的，不是说随便没点关系，拿护照就能进的。”张蔷说当时北京有几个著名的地方，外交公寓、西苑饭店、丽都、昆仑饭店，在里面跳舞的都是最时髦的年轻人。
非迪斯科的舞会中，北冰洋汽水是奢侈品，但在迪斯科场所里，大家喝可乐和进口的橙汁。对张蔷来说，那时候参加迪斯科舞会，是至高无上的享受，“音乐都是麦当娜，大屏幕那种，可带劲了，一到我喜欢的我就上去，不喜欢了我就回来喝水。”
参加迪斯科舞会的女孩会暗中攀比，彼此较劲。常有一些被张蔷形容为假酷的女孩，永远叼着烟，见人就翻白眼，后来都陆续嫁到了国外，还有另一些女孩，几乎都在九十年代选择了下海经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剩下的，也是最少的，便是张蔷这种单纯去享受音乐的。
蕾丝丝袜是当时迪斯科女孩的标准装备，棕色是罕见的顶配，即使在舞会上，也不太容易见到，张蔷是唯一穿渔网袜去的。男孩的眼神是女孩之间胜负的体现，经常全场都看她一个人。
“男孩子看你吧，总有一种恶狼式的、渴望的眼神，那就是我们心里想满足的东西，是我们想要的。这就是迪斯科文化，你要证明你很有吸引力”。
她只希望认识漂亮的男孩，“那种斯文的，个高腿长，白白净净，看起来没有什么攻击性的。”如果需要现实作为注脚，就是费翔、刘文正那样的长相。
八十年代的迪斯科文化里，男孩长得漂亮就是核心竞争力，有没有钱不在考虑范围内，人们也没有这些概念。当时她有一个非常符合自己审美的男朋友，两人总去高档场所消费，大多都是她买单。
那时认识她的人太多，在公共场合、甚至公交车上都会被陌生人截，要跟她磕终身。张蔷说消费高的地儿人少，因此不容易起冲突，男朋友属于斯文型，战斗力不强。她遇到过特别野的社会青年，撇腿坐在自行车上，手里握着链子，车把上还蹲着一只猴，这些也发生在八十年代。
倒带40年
1 改革开放后最想去哪里看看？去了吗？
张蔷：那会儿最想去的地方应该是美国吧。我也向往过，还翻出衣服，想着到美国后穿哪件。那会儿我听的音乐很多都是美国的。所以我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到现在我都没去过，也不想去了。
2 那时哪部文艺作品对你产生的触动最深？
张蔷：文学我记忆中好像是《雷雨》。电影的话，像山口百惠演的《绝唱》，还有《永恒的爱情》《卡桑德拉大桥》，这些都是我们改革开放后看到的电影。音乐方面，是日本的佐田雅志，他唱的最著名的歌曲叫《男子汉宣言》。当年在上海，看完他的演出，年轻男女都特兴奋，不想回家，必须到小馆子里继续聊音乐。但是我当时没在上海，是我同学跟我说的。
3 还记得改革开放后，买的第一件以前想买而买不到的东西是什么吗？
张蔷：那时候特渴望一个眼影盘，就是那种有很多颜色的，地摊上17块钱一个，广州进口的。后来在友谊商店看见过，等我有了经济条件时，又看不上了。
4 当时有什么梦想？
张蔷：那会儿我的梦想是进歌舞团，当一个真正的歌唱演员，端一辈子铁饭碗。但是一直没实现。当时我想进广播乐团，正好张政是团长，我和他关系挺好，他说你来吧，结果满北京找我的档案找不着。不知道谁给我弄丢了，所以一直没机会进入体制内。
采写/新京报记者 汤博 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朱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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