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白舒荣老师是在一次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上，每一位作家的发言都会提到自己作品的知遇者白老师，而她安然、优雅又低调，对我来说犹如一个“文学”之谜：她以怎样的方式发现了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字？以怎样的情怀推动他们在大陆的传播？又是怎样的热诚让她几十年如一日深爱着海外华文文学这方“边缘”之土？
阅读她的评论文章，我才恍然，她对文学和方块字的珍爱，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编辑者的敏锐和工作习性，更源于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这个“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理想主义教育培养成长起来的文化人，自觉不自觉总肩负着一种使命感”，在她看来，“作为母语国，理应为异域他乡的华文作品提供展示的舞台，理应将这些辛勤耕耘的华文作家和作品介绍给世人”。从《回眸——我与世界华文文学的缘分》（2010年）、《华英缤纷》（2016年）到《海上明月共潮生》（2018年），阅读她的文字犹如走进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现场：办刊的曲折和执著，与作家沟通往来的真诚，文人相聚的雅趣……也因此，她的文学评论不同于学院派的学理性解读，她的语言是有温度的，观看的对象是作者也是朋友，而作品是审美的对象亦是她所呵护的花蕾，这些带有阅读札记、评述、研究性质的文章，综合起来就是一个编辑家所呈现的文学的广度。
说作家、说作品时白舒荣从来都不是一个旁观的编辑者。在以文字摹写作家素描时，她会带入评论者自身的情感，把作家当做朋友，在文学之外用生活交往中的感知体现他们的互动，从日常再现作家的内心和性格。比如，写陈若曦，一句“我与若曦结识甚久，在她美国的家、台北、上海、北京，曾多次相聚”，就让我们看到陈若曦个人生活变化的轨迹和人生阅历的丰富，而“走笔至此，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短发，T恤，拖着拉杆箱的精干身影。这是今年七月，若曦路过北京时，留给我的”就把一个最近期的作家形象“素描”出来，是君子之交的旧友，亦是因文学而相聚的知音。又如，写高阳独特的个性是通过饮酒和说话的关系：“说他嗜酒如命，可能并不过分。酒对于他是食粮，是兴奋剂，是话匣子，几杯酒下肚后，人全然鲜活了起来。”作家的形象和特征如在眼前，你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沉入历史深处编排叙事的作家，还是一个从日常走来的性情之人。
白舒荣对作家更看中文品和人品的协调一致，看重知识分子的气质和胸怀。她说黄春明是“作品和人品既经得起‘远看’也经得起‘近瞧’”的作家；而陈若曦是“坚持理想、无怨无悔”，一个被祖国文化深深吸引的非凡女性；杨逵则是铁骨铮铮为理想主义坚守的斗士；挖掘历史真相的蓝博洲是一位执著认真的探寻者……如此，通过几位台湾作家，就向我们呈现了台湾文学的厚重，从日据时期的左翼坚守，到后来一代代对家国情怀的实践，笔触之下是肯定和赞赏。白舒荣写香港的曾敏之、潘耀明，陶然、张诗剑、陈娟等，也都以情义和他们对文学、文化事业的爱写出香港文化人的执著，向我们展开一副文人相交的图卷，图卷的底色是跨越时空的从文字到文字的深情，亦从个人体验的角度勾勒出香港与大陆几十年间的文化交流。
不仅如此，白舒荣写作家，看作家，常常又是一种“拥抱”的姿态，这种“拥抱”是通过文学相识的默契，更是一个编辑从友人的角度给予的体恤和关爱。比如写陈瑞林：“她是我们共同的好友，也是我们友谊圈子里可爱的开心果，哪里有她，哪里就有欢声笑语不绝。”这般亲密的情愫因文学的结缘而轻柔美好，更因对文学和作者的懂得，才如此赞叹：“创作和评论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往往难于同时兼顾，但瑞林做到了，而且做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写张翎时她写到一个细节，看到张翎和丈夫参加抗议活动游行的照片和现场镜头时，“不禁热泪盈眶”，这样的热泪盈眶不仅是对作家的拥抱，还有她对海外华人“中国心”的动容。这种“拥抱”有时候更多的是对作家的鼓励和肯定，正是在这样的“拥抱”下，许多作家的作品经过白舒荣的选择和审视进入大陆的文学期刊，也正是这样一个编辑者对文学的热情鼓舞了异国他乡徘徊在文字世界的写作者们。
白舒荣说，友谊是一种相互吸引的感情，可遇而不可求。因文学而结缘的友情应该是醇厚美好的，在这文缘之中，她见证了自己和他们的成长，也见证了海外华文文学在大陆的传播，正如赵淑侠所言：“与每一位文友的交往，都是她人生中的新篇章，也是工作心得——她的工作便是联络中国大陆以外的华文作家。在这方面，她经验够丰富，成就斐然。”这是生命的分量。《海上明月共潮生》所论及的作家从台港到美国、欧洲、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再回到中国现代作家，虽非刻意为之，但这种编排却形成有意味的架构，让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时空流转，那些作家、那些文事在文学和汉字的沟通中显现出“华文文学”的跨越性、整体性特征。而在区域空间之外，是时间的历史感——从上世纪1980年代到2000年之后，散落的篇章勾勒出不同作家的特性、记载了文坛往事，以语言的温度体现一个编辑者的热情和真诚，以个体视角刻下时光之外的文学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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