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点石斋画报》里，化作人形的老虎
这则故事据说来自安徽地区的民间传说，里面有许多瘆人的细节，比如姐姐在夜里听到老妇人吃东西的声音，讨要后发现老妇人吃的正是弟弟的手指头。被逃到树上的女孩激怒后，老妇人找来两只老虎同伴，折断树后只找到被搭救的女孩留下的衣服，以为被欺骗的两只老虎便咬死了老妇人。
王家珠《虎姑婆》插画
所谓“媪”便是老妇的意思，“虎媪传”可以通俗地理解为虎外婆。在福建和台湾地区，流传着类似的名为“虎姑婆”的民间故事，大意是修行的老虎精得知一户人家的大人外出，变作姑婆上门吃小孩。类似的故事角色和情节在各地流传，川渝地区有熊家婆，贵州一带有老变婆，湖北地区称之为野人嘎嘎。
1898年，伦敦某版本《小红帽》插画
如果将视线放宽，虎外婆的故事与格林童话中流传欧陆的《小红帽》也有不少相似的地方。这则经典童话无需从头赘述，它有一个足以让听者满意的美好结局，猎人杀死了“狼外婆”，小红帽和外婆被救下。然而，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像中国民间流传各地的虎外婆一样，小红帽的故事也有许多版本，其中一些版本并不那么美好。流传在法国农民口中的版本里，小红帽给狼表演了一段脱衣舞，才得以逃脱。意大利的一则故事里，狼杀死外婆后，用外婆的肌腱做成门闩细绳，肉做成馅饼，血制成红酒，小红帽拉开细绳，吃了馅饼也喝了红酒。法国童话作家夏尔·佩罗写于1697年的《小红帽》比格林童话版的早一个多世纪，在他笔下，被吞掉的小红帽再也没有从狼的肚子里出来。
这些粗俗又血腥，结尾不那么正面的情节可能打破了不少读者原有的童话滤镜，正如美国学者玛丽亚·塔塔尔的那本《嘘！格林童话，门后的秘密》书名所示，在门的背后，或者滤镜的深处，隐藏着童话曲折的身世，数百年里，它如同生物一般经历了筛选和进化，才得以在今天变成符合现代文明的样子。
1812年，初版《儿童和家庭童话集》
身为最早一批童话研究学者，玛丽亚·塔塔尔在这本书里追溯了格林童话的过去。最早出版于1812年的童话集原本叫《儿童和家庭童话集》，它的作者是大家早已熟知的格林兄弟，准确来说，他们并非作者，而是收集者和编纂者。最初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格林兄弟收集了这些以口述方式流传在德国的民间故事，书名里的“儿童”和“家庭”并不指代这些故事的受众群体，而是指明了这些故事的发生地多围绕家庭，故事主角多为儿童，广为流传的《白雪公主》《灰姑娘》《汉塞尔与格莱特》便是代表，它们甚至都遵循同一个故事模式——关于继母或母亲如何用残忍的方式对待孩子。
谁才是这些故事最早的受众群体？玛丽亚·塔塔尔写，“童话，这个在农耕社会里曾经伴着纺纱、织布、缝衣、做饭、修补等劳作节奏进行的口头讲述，逐渐迁移到了图书里，加入了印刷文化的大军”。在工业社会尚未形成的19世纪之前，诞生于这些劳作中的童话更多时候属于成人之间的消遣形式。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童话里有许多看上去“少儿不宜”的情节。除了上述的虎外婆、狼外婆，《灰姑娘》和《汉塞尔与格莱特》里也存在诸如“姐姐为了穿上舞鞋把脚后跟削掉”和“女巫被推进火炉活活烧死”的情节。
而在《儿童和家庭童话集》的初版里，格林兄弟秉承着“尽可能以最纯粹的形式进行。没有任何增添的内容，也没有任何修饰、改动的细节”，一些更残忍的成人故事得以留存下来，一篇名为《儿童的屠杀游戏》便是其中之一。它讲述了两个孩子模仿父亲杀猪，其中一个刺死了另一个，目睹这幕的母亲看到后杀死了施暴的这个孩子，等她回到家里发现正在洗澡的最小的孩子溺亡，发疯的母亲上吊自杀，从田里回来的父亲得知了一切，在精神刺激后不久也死去了。
像《儿童的屠杀游戏》这类故事适合给孩子看吗？《儿童和家庭童话集》的初版面世后，难免招来一些道德层面上的批评，格林兄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拓宽这本书的受众和销量，在1819年面世的第二版《儿童和家庭童话集》里，格林兄弟不再严格按照故事的原初样貌，第二版的序言里，他们提到自己“仔细删除了每一则儿童不宜的用语”，自认为保留了故事的本质和精髓。那些对孩子下杀手的生母变成了继母，描绘父女间不正当关系的情节被隐去。为了满足故事对儿童的教化意义，很多时候在故事里承当受害者的女孩们被赋予善良、沉静、勤劳等道德光环。在《白雪公主》最早的版本里，七个小矮人收留白雪公主时只希望她做好饭，但在格林童话里，他们提出了各种条件：“如果你能帮我们料理家务，做饭、铺床、洗衣、缝衣、织衣，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那么你可以同我们住在这，什么都不会缺。”勤劳能干成为女孩们能够生存下去的美德之一，也似乎只有头顶诸如此类的光环，她们才配得上被王子或国王一眼相中的美貌。
迪士尼动画《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剧照
格林兄弟的改动促使这部童话开始褪去粗鄙的外衣，一如玛丽亚·塔塔尔所写，“随着版本的迭代，格林童话越来越远离初版时的粗野和纯朴，内容逐渐净化、风格化、文学化、大人孩子都喜欢”。文字之外，一些插画作品更直观地体现“驯服童话”的这个过程。在1937年上映的迪士尼经典动画《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创作者用可爱的动物元素和诙谐幽默的矮人形象将这则童话装点得更美好、更和谐，也更受欢迎。它的首席动画师名叫古斯塔夫·滕格伦，是位瑞典籍美国插画家。在更早的时候，为1920年的德语版《格林童话》创作的插画里，他呈现出的是一种阴郁可怖的画风，高大的猎人背藏尖刀，对比之下，跪在地上仰望猎人的白雪公主显得脆弱，她看上去更像是在哀求猎人，而不是后来观众从迪士尼动画上看到的，猎人出于恻隐放过了白雪公主。
古斯塔夫·滕格伦为1920年德语版《格林童话》创作的插画
此外，一些插画的演变还见证了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的转变。格林童话的出版正好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时期，以农耕和家庭手工业为主的生产模式开始被工厂取代。童话插画里，讲故事的农妇变成了中产家庭的祖母，讲故事的环境从壁炉旁来到了客厅和育儿室。最为代表性的变化发生在纺锤和纺车上，那既是前工业社会生产生活的工具，也是童话故事里女孩们勤劳能干的象征物，却在十九世纪“逐渐从画面中心淡出进入背景，直至最后完全消失”。
除了探讨格林童话的前世今生，玛丽亚·塔塔尔还做了童话收集的工作。在另一本名为《魔镜魔镜谁最美》的书里，她收集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2则与《白雪公主》类似的童话，像这本书的副标题提到的，这些故事几乎都聚焦于母亲和女儿之间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往往都因为外貌。随着母亲的衰老，女儿日渐美丽的容貌引发了前者的焦虑，而对于童话叙事中的女性来说，外貌几乎与权利和地位划等号，很大程度上，出众的外貌才能引起以国王或王子等男性权贵们的注意，得到这些权贵的注意似乎才意味着女性终于能够脱离苦海得到救赎。《白雪公主》里，主角被猎人放走，被矮人收留都不能阻止来自王后的追杀，当她躺在棺材里，即便跟死去没什么区别时，也可以凭借美貌被王子救下，从此像大多数被救赎的女孩一样，嫁给王子，终于永远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还要提及的是，在整个过程中，白雪公主之类的角色都表现得被动，她们被动地忍受来自他人的伤害，再被动地接受他人伸出的援手。这种逆来顺受、言听计从的品性似乎也成为童话故事对女性隐晦的教导和肯定。
在这本书长达百页的导读里，玛丽亚·塔塔尔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这些故事进行了解读。而在另一本女性主义文学评论《阁楼上的疯女人》里，文学研究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同样讨论了《白雪公主》。在她们看来，故事里王后信任的魔镜其实就是几乎从未现身的国王的化身，“他的声音代表了窥镜所发出的声音，代表了操纵王后——以及所有女性——对自我的价值进行评估的父权制度的判决之声”。为了迎合这来自魔镜深处的声音，又或者说正在这个声音“蛊惑”王后做下了这些恶行。细思极恐的是，与王子在一起的白雪公主在成为新王后时，面对自己的孩子时是否同样会坠入来自“容貌嫉妒”的恶循环？虽然她没有魔镜，但她的身边还有国王。
一些文学创作者更直白地表达了她们对童话故事里这种父权操纵的看法。在《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里，安加拉·卡特改写的童话《雪孩》讲述了伯爵和妻子出门，在看到白雪、满是血的洞和黑色的渡鸦后，伯爵希望有一个白如雪、红如血、黑如鸟羽的女儿。话音刚落，一个如伯爵所想的“雪孩”出现在路边。为了摆脱“雪孩”，伯爵妻子施计让她摘一朵玫瑰，在被玫瑰刺伤后“雪孩”尖叫死去，伯爵侵犯了尸体，“雪孩”随后“开始融化，不一会儿便消失无踪”。
在这则只有短短几百字却让人如此不安的童话里，雪孩只是伯爵欲望的化身，这种对其他女性的欲望很快引发了妻子的妒忌，当欲望以一种变态、露骨的方式被满足后，很快消失不见。伯爵可以重新优雅地将刺死女孩的玫瑰拾起，“鞠个躬，递给妻子”。
经典童话在今天似乎无可避免地面临着尴尬的处境。几年前，安徒生的经典童话《海的女儿》就因小公主为了爱情自我牺牲的情节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广泛争论。无论是那些被格林兄弟刻意删去的“儿童不宜的用语”，还是他们自作主张营造出的道德价值和性别观念，想要在当下的舆论环境里畅行无阻难免经历更严苛的审查，仅以“经典”的身份为由替这些童话辩护总显得力不从心。已故的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的一段话或许更有说服力，“在摈弃历史方法的过程中忘记了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历史事实是一个存在于我们的审美经验中的事实”。经典童话也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一味地回避或者掩饰恐怕并不能有效地为读者营造出真善美的世界，因为真实的世界总是在真善美之中拖带着肮脏和不堪。
再不济，可以看看一个简单粗暴的例子。著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的母亲带着他看了很多少儿不宜的电影，当昆汀意识到身边的同龄人都不被允许看这些电影时，他去问母亲是怎么想的？而他得到的回答是，“那只是一部电影，电影里没有什么东西你看了就会毁了你，那就是一部该死的电影而已”。
是的，我们所谈的也只是一篇该死的童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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