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应该尽量设法让后人相信他不曾活在世上。——福楼拜
现在我才明白作家的伟大秘诀在于自我掩饰、逃避、掩盖踪迹。——卡尔维诺
阅读一本书，意味着两个生命意志的搏斗与纠缠。这其中，既有交流的愉悦，也有因经验和文化迥异碰撞带来的震惊、争执，阅读就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相互辨认的过程。人们对自己偏爱的作家，在辨认之后，总会想象TA的“真实”生活。
小说是第二生活，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一书中，曾讲述过自己因写作《纯真博物馆》，不断被读者追问“这一切真的都在你身上发生过吗”——这一作为作家所难以避免的遭遇。像小说这样一门难辨“真幻”的艺术，就连帕慕克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既希望读者相信它是真的，又希望读者相信小说只是虚构的艺术。
“我以经验得知，小说写作的艺术就是要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相互矛盾的愿望”，有趣的是，作为一名读者，我们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也常常被这两种力量左右，并为想象作家本人的形象而深受折磨。
这种情况几乎在每个读者身上都发生过。
在阅读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作品时，这种对“下蛋母鸡”的想象时常受阻。因为他那超乎寻常的幻想，不拘一格又精心构造的写作方式让我无从下手。没错，我看过他的肖像——由照片捕获的瞬间，但是于事无补。
卡尔维诺
当人们热爱一个作家，往往想知道他生命中更为隐秘的纹理。放在我手边的这本厚厚的《我生于美洲》便从根本上消解了我的焦虑，满足我作为读者难以克服的“窥视”欲。或许，作家们正是因为深知这一点，才会选择隐遁行迹，恰如卡尔维诺在巴黎的“隐居”生活。
《我生于美洲》
“艺术家应该尽量设法让后人相信他不曾活在世上”，这是福楼拜的信条——毫无疑问，他失败了。与此相类似，卡尔维诺也说过相近的话。“现在我才明白作家的伟大秘诀在于自我掩饰、逃避、掩盖踪迹”——他的矛盾在于一方面避免过多谈论自己，一方面又在著作中不断释放自己的形象，甚至在访谈中，他多次谈到自己的很多作品都是“自传”。
《我生于美洲》，书中收录了101篇世界各地对他的采访。101，一个完美的回文数字，就像卡尔维诺作品中所展示出的数学之美、理性之美。对于任何一个热爱他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一本可以随时翻阅的“卡尔维诺词典”，词条丰富，内容包罗万象。
我是家族里的“败类”
很难想象，一个世人眼中的天才，拥有“完美大脑”的作家，会和家族里的“败类”相联系。这自然是作家“得意”的自谦，这种相互矛盾的品质，在艺术家身上颇为常见。而对于卡尔维诺来说，任何评述都不及他自己的讲述：
我的家族里全是科学家，我一直是家族里的“败类”。我的两位舅舅是化学家，两位舅母也是化学家。相反，我却与科学界背道而驰。
我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我的父亲是一位农学家他的工作就是农业实验。我的母亲是一位植物学家和遗传学家……
卡尔维诺的父亲曾在墨西哥与古巴待了很多年，这位“天才白痴”也因此出生在美洲，这也是这本书名《我生于美洲》的来源。
两岁时，卡尔维诺随父母回到意大利。美洲之于他，更多则是象征意义上的地理标志，或是填写表格时一件略需解释的麻烦事。儿时的他“不太聪明，不太早慧，不是非常有天赋，不怎么灵活”，我们简直难以信任这种扭曲的自我判断。
出于审慎的教育态度，卡尔维诺曾经被要求“子承父业”，青年时他在都灵大学农学系学习。但是，命运的深意往往难以揣测，更别提被规划。当一名作家似乎才是他命中注定的选择。
在一份1980年的采访中，当他被问及为何成为作家时，他这样回答：
当一个人什么都做不好时就变成了作家；我年轻时，不擅长实践活动，体育不好，也没有生意头脑，甚至在学习上我也成绩平平，因此用排除法，我只能当作家了。正如福楼拜所说，作家始终是家庭的白痴。
在这个以科学为荣耀的家庭，他十足异类。在少年时代，他曾有过做一名剧作家的梦想，这个梦想还来不及实现，一场实实在在的抵抗运动改变了一切。二十岁时，法西斯政府要求他入伍，否则执行死刑。他的父母被抓去做了纳粹党卫军几个月的人质，而他和弟弟两个人则加入了游击队。这和他童年的富裕美好生活完全不同，这里充满了危险与血，愤怒和悲剧。正是这一种与大众“短兵相接”的特殊经历，在体验过死亡随时降临的恐惧后，他根据这段充满辛酸与磨难的经历，写成了他的第一部新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
这部作品为他带来了一个作家最初的声誉，尽管他自己始终对此有所怀疑。“当我开始写作时，我还是一个肚子里没多少墨水的人，用书面语来说我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
时间在物体中结晶的感觉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或者说作为一种文学评论的样式，访谈录有着令人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人们忽视这种几乎自说自话的评论，因为它包含太多的“偏见”与文本关联紧密的秘密。另一方面，当我们穿行于作家的作品迷宫时，却又不得不像陷入困境中的忒修斯，需要借助阿里阿德涅之线的指引。尤其，当我们面对卡尔维诺这样的作家——他是小说界的代达罗斯，一位建造小说结构迷宫的伟大建筑师。
访谈录这种文体，正如卡尔维诺的编辑，意大利文学教授马里奥·巴伦吉所言来自对话体文章——这方面，我们并不陌生。我们只需想象一下遥远的苏格拉底与他人的辩论，或者《论语》中孔子与孔门弟子的对话便知。卡尔维诺自己则这样说：“比起散文体裁和它所需的不容置辩性来说，如今我的理念的坚实状态让我更喜欢对话体文章……”
然而，卡尔维诺不善表达。他一再地申明自己有表达困难症，而他之所以写作也是为了沟通，“治疗”自己的表达障碍症。他的这一回答可谓“老实”坦率，是他这样一个“乖孩子”才会说出来的话。这一点，我们只需对比齐奥朗深刻而略显故弄玄虚的“创作是逃离死亡魔爪的短暂救赎”即可明白。
卡尔维诺在又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尝试后，很快明白这种路径无法满足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与他探索变化、理性与诗意并存的美学原则相悖。他追求“时间在物体中结晶的感觉”，他开始进入幻想世界，这种文学尝试在《分成两半的子爵》这部作品上获得了初步成功，并在《看不见的城市》和《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中达到巅峰。
卡尔维诺自《祖先三部曲》后，走上了与“主流”意大利文学截然不同的道路，而他也满足于这张“边缘”性面具带来的隐身与自由。
他不信任神秘的灵感，他像伟大的工匠那样建筑他的文学迷宫。“我不相信一气呵成的东西，不相信自发性和灵感。给人以轻松印象的文章都是经过精心构造的”。在这个意义上，他完全是一位帕慕克口中的“感伤”类型小说家。
“我所感兴趣的就是寻找复杂性……复杂的、混乱的、难以描述的，我力求尽可能清晰地对它加以表达。”卡尔维诺的作品思想复杂，结构精微，但他却是以精确、轻盈、诗意的语言进行表达，而这也是他在《美国讲稿》中屡次称颂的文学品味与追求。
“魔术师”与“隐士”
卡尔维诺曾研究过塔罗牌，并据此创作了一部小说《命运交叉的城堡》。对多数人而言，他既是那个不断变换“面孔”法力无边的魔术师，也是那个沉浸在沉思生活中过着离群索居生活的隐士。
《我生于美洲》收录101篇访谈，时间横跨四十年，几乎囊括了作家的整个创作生涯。在这些篇章中，他不断“泄密”，大谈文学启蒙与同时代人，也谈文学与城市、科学、电影、哲学等关系。他像一部百科辞书，101篇访谈如同钻石晶体繁复的切面，每一面都映射出卡尔维诺肖像的某个特征。它与他那些杰作互为映像，相互言说，如同物与物的影子无法分割，又相互印证对方的存在。
这些不同面相之间，相互交叉、叠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纷繁复杂的文学世界与一位天才作家令人难忘的肖像。
在其自传体作品《帕洛马尔》中，他写到一个特别的范例。在参观墨西哥托尔科特人的遗址时，陪伴帕洛马尔的朋友为他详尽解释遗址的各种隐喻。与此同时，他们偶遇的一个带队老师却反复陈述这些遗存无法解释，无人知道它们的真实意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深深吸引了帕洛马尔——我们也可以说是卡尔维诺，正如这本内容浩繁的访谈录，这部由卡尔维诺自己撰写的卡尔维诺词典，在有着解释的无限可能性的同时，也不断提示我们解释的有限性。
“生活就像一页手稿，始终需要修改、补充、添加脚注。死亡介入其中，打断了这一进程，一切都尘埃落定了。”
“我依然与克罗齐一样，相信对作者来说只有作品才是最重要的”，正如萨特在《文字生涯》中所言：“我生命的开始可能与我生命的终结一样：都是在书中。”
不过，至少，眼下我们手中握有走出他文学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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