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韩国首尔梨泰院的踩踏事故，造成了100多人丧生，令人震惊。法国学者迈赫迪·穆萨伊德为德国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研究员，致力于人群行为和大众心理的研究。在通俗易懂的群体心理学入门书《新乌合之众》中，他提到了对于踩踏事故的研究。本文经授权摘自该书，原章节题为《人流汹涌》，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当地时间2022年10月30日深夜，韩国首尔，位于龙山区的梨泰院发生踩踏事故，消防员正在对现场人员进行救助。
这里有数百号人，来自不同国家的男男女女，有巴基斯坦人、伊拉克人、法国人、沙特阿拉伯人……站着的神情仓皇，坐在地上的双手掩面。这些人吓傻了，对救援人员递过来的水也几乎毫无反应。满地都是垃圾碎屑：挤扁的瓶子、扯碎的布片，还有他们前一夜在阿拉法特山朝圣路上捡的小石子。
这到底是怎么了？有些人隐约回忆起来，他们正在去往“撒旦石柱”的路上，那是穆斯林前往沙特阿拉伯西部的麦加朝圣的重要一环。当时，通往这处圣地的加马拉桥上人山人海。朝圣者们前胸抵着后背，被挤得东倒西歪，恐惧感一阵阵袭来，他们开始呼吸困难。他们被困在人流的旋涡中不能自主行动，直到失去意识，最终在一堆垃圾中间醒转过来。
回过神来，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置身于怎样的一个灾难现场。在他们身边，几百具尸体被白布盖着，搁在亮橘色的担架上。警笛长鸣，救护车一趟一趟地忙着把尸体送去太平间。警用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周围更有几千名戎装军人将此地封锁。而在警戒线外，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们继续前行着。他们不能停下来，否则会形成危险的堵塞，令情况恶化。
第二天，这一事件成了全世界报纸的头条新闻。2006年1月13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题为“麦加朝圣途中踩踏事件造成345人死亡”的头条文章。稍晚时候，死亡数字升至362人。尽管当时沙特阿拉伯政府已经在朝圣地点部署了6万安保人员以阻止这类惨剧一再发生，但这远远不够。
这场惨剧被几十米高空中的一只监控摄像头“冷眼”记录了下来。在沙特阿拉伯政府的配合下，这份录像几天之后就飞往了慕尼黑，抵达了德克·赫尔宾的实验室。对这些画面的分析成了大众研究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
撒旦之桥
大众研究学者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认识到历史悠久的麦加朝圣在科学研究上的特殊意义。伊斯兰历的每年最后一个月，近300万穆斯林汇聚于此，在5天的时间里踏遍这座圣城的各处圣地。连接圣地的道路上终日涌动着巨大的人流，踩踏事件高发。规模空前的人潮在几分钟内足以令数百甚至上千的人丧命，绝不可轻视它。因此麦加也成了大众行为研究学者必到的“圣地”，这与考古学家不能不去吉赛金字塔，鸟类学家不能错过亚马孙雨林是一个道理。
我刚开始读博士的时候，在那群物理学家中遇到了一个挺可爱的瑞典研究者安德斯，他那时候正处于论文的收尾阶段。他就在麦加和我们的实验室之间定期往返，以便在当地安装他设计的自动化监控装置。他的设备只凭借简单的视频图像，就能实时预估事故风险。分析2006年踩踏事件录像的重任自然也落到了他头上。
画面令人震恐。不计其数的朝圣者在一条大路上前进，他们挨得紧紧实实，密密匝匝，以至于“个人”的概念都失去了意义。人群构成了一个整体，组成这个整体的每一个人却无从辨识。这就像我们观看一条滚滚奔涌的河流时辨别不出单个的水分子一样。
2006年1月12日，沙特阿拉伯麦加，穆斯林朝圣者在米纳“射石”。此次朝觐活动踩踏事件，至少造成350人死亡。
视频拍摄点是加马拉桥头，这座桥位于麦加往东5公里，是朝圣者的必经之地。人们从这里走向“撒旦石柱”，去那儿参加朝圣第三日的一个盛大仪式：信徒要往三根有象征意义的柱子上扔石子。从组织角度来看，这个仪式堪称噩梦：加马拉桥一日之内将有几百万人通过，密度指标高到爆炸。
密度是研究人群特征最重要的指标。我们用总人数除以人群所占空间的面积，得到平均每平方米面积上的人数，并用“人/平方米”的单位来标记。比如巴黎的居住密度是0.02人/平方米。这数字表面看起来不大，不过别忘了，现实中一个地区内的人不是平均分布的，总是有些区域挤，有些区域空。像火车站广场这样的公共场所，随随便便就能达到1人/平方米。至于地铁车厢里，密度往往高达3人/平方米。如果是在日本地铁，这个数字还得翻一番。与每日高峰时段的东京公交系统比起来，沙丁鱼罐头内部都堪称海阔天空任我行。东京地铁里的人是被“推手”（oshiya）们一个贴一个地塞进车厢里的。这些“推手”戴着白手套、大檐帽，穿着制服，是地铁公司专门雇来往车厢里“塞”人的。地铁关门的关键时刻，他们常常几个人叠在一起压上去，把所有体重突然压向门口乘客，直到车门关上为止。到下一站，门一开，门口的人就像压紧的弹簧被突然松开一样弹出车外。
从录像上看，人群拥向加马拉桥头的时刻，那里的密度创下了纪录。起初大约是2人/平方米，这是人们能够承受的合理密度，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时会遇到。这时的人流还像河床中平静的溪流，顺畅前进。片刻之后，越来越多的人集中于此，情况开始变得不妙。
密度到了3人/平方米时，人流忽然变得不畅。大队伍轮流经历停滞期和移动期，这种“手风琴效应”，或者叫“走走停停”（stop-and-go），你或许在堵车时有所体会。每过一分钟，朝圣的人群就变得更密集。密度到了5人/平方米的时候，谁也休想往前挪一步了。人群停了下来，就像大风暴来临之前那片刻出奇的宁静。
紧接着，地动山摇。整座人山、整片人海前晃后倒，左倾右摇，人们仿佛站在一块不稳的平台上，止不住地乱晃。潺潺流淌的小溪已然变作激怒的大海。我惊愕地看着密度指标一路飙升到9人/平方米！
如果你看到这个数据时还能坐得住，那只能说明数据还不够直观。这么说吧，这就相当于一个标准浴缸里同时站着14个人，或者一张乒乓球桌上站了38个人，或者60平方米的房子里挤着540个人。而这样惊人的聚集从加马拉桥头一直延伸到几十米以外。
发现这种人群震荡现象的物理学家将它类比为液体的涌动，将其命名为“人群湍流”。在这种不稳定状态下，人的身体相互之间形成强大推力，一个人最轻微的动作也能诱发一股冲击力，通过人们的身体扩散。这样的人浪如果撞在一面坚硬墙壁上，接触这面墙壁的人将立刻承受极大的压力，甚至可能被压碎骨头。如果几股冲击力交汇，处于交汇中心的人失去平衡，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崩塌和踩踏。在加马拉桥上的这一天，许多丧生于人群湍流中的朝圣者是被活活闷死的。
十几年以来，此桥一直是一台货真价实的杀人机器，不断引发夺命连环案。1994年，270人魂断于此；1998年，又有118人丧命；2001年死了35人；2003年又死了14人；2004年，251人由此踏上黄泉路；到了2006年，丧生者多达362人。这座桥设计的可通行人流量原为每分钟3000人次，不可谓窄小，却远远不够。当地政府在2006年悲剧的震慑下行动了起来。原桥迅速被炸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钢筋水泥的巨无霸。它第一眼看上去不像桥，更像一座大楼。它长1000米，宽80米，共分4层，造价100万欧元，设计通行容量为每分钟8000人次。换句话说，如果全体法国人都到桥上走一遭，也只需要5天多一点的时间。
这项大工程之后，圣地难得平静了一段时间，此后8年无事故发生。政府解决了这个难题吗？很遗憾，事情并没有结束。2015年9月24日，又一次人群湍流发生了。死亡人数之众，耗费了几个月的清点时间。这次有2431人死亡，再创历史新高。而这次破天荒的惨剧恰好就发生在……加马拉桥的桥头。
致命的爱
几年后，安德斯告别了我们的实验室，当上了企业家。他的初创公司Crowd Vision向世界各大机场提供他在博士期间研发的一款人群管理系统，可用于优化机场客流。他的生意规模日渐增长，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可谓发展无忧。
他离开的时候，我正进入论文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得把关于论文主题的所有已知内容在几百页纸上阐明，所有博士生都怕这个。这个总结阶段往往持续好几个月，博士生一边把正在做的实验收尾，一边又要动笔写论文初稿，还不能忽略下一步的打算，为自己找一个博士毕业后的工作。与此同时，还得应付导师的各种要求，比如导师心血来潮：“我有一个新研究计划！应该马上着手。”
为安然度过这可怕的最后6个月，经过精密部署，我建了一张“无压力工作日程表”。规划细致到每一天的活动内容。3个月过去了，进度全面滞后，我不得不调整日程，每晚加班三四个小时。在截稿日前的几个星期，我的“无压力工作日程表”应该改叫“极限压力生存计划”了。不仅一夜最多睡5个小时，而且周末完全奉献给工作。到最后几天，吃饭、睡觉、洗澡等等浪费时间的事情，都被我从优先事项里剔除了。
论文终于打出来了，然而压力并未随之完结。首先，论文要通过六七个业内学者的评审，如果评价是正面的，接下来才是博士论文答辩。而这就算博士生的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了。
从心理学上讲，论文答辩的前一夜是不可能睡好觉的。答辩通常在大学的一间阶梯教室里。评委们先听年轻的博士生花45分钟时间介绍自己的研究过程与成果，接着便在整整4个小时里用一连串问题围攻这位研究者。
这还不够，按照传统，博士生要邀请他的家人、朋友来参与他的答辩。亲友团成员个个笑容满面，打扮得好像去参加婚礼，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去一场庆典给未来的博士捧场喝彩。结果他们却挤在阶梯教室窄小局促的折叠椅上，手搁的小桌板上刻满了历届大学生的各种反体制诅咒。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目瞪口呆地见证了一场恶战：可怜的答辩者在评委的枪林弹雨中拼命招架，试图全身而退。我的老母亲在我答辩时就急得差点冲上讲台，拿她的手提包抡评委几下。“不许你们这么为难我儿子！快给他博士学位！”
问完全部问题，评委还要单独商议评审结果。在这个紧张的悬念时刻，大家纷纷跑来安慰答辩者：“不用担心，你回答得够棒的！”他们这么说着，声音却没底气。终于，评委宣布答辩通过！大家热烈鼓掌，接着就要下馆子，开香槟。在庆功宴上，“前”导师还在喋喋不休他那“应该马上着手”的新研究计划……直到这一切都结束了，年轻的博士才能卸下盔甲，筋疲力尽地瘫倒在床。
我的这场答辩发生于2010年6月18日，随后发生了一场震惊大众研究学界的事件。
7月24日，一起非比寻常的骚动惊动了我的同事们。这是一起人群踩踏致死事件。其实，这类事件在世界各个角落时有发生，几个月之前印度的一场宗教庆典中刚上演人群踩踏事件，60余人因此丧生。可为什么只有这一次，我的同事全乱了？
因为这一次不同寻常。首先，事情发生于世界最著名的电子音乐节之一“爱的大游行”（Love Parade）期间。其次，事发地点在德国的杜伊斯堡，离我们实验室只有几百公里距离。人群踩踏事件在欧洲相对罕见，最近一回还要追溯到比利时的海瑟尔惨案[1]，或是英国希尔斯堡的事件[2]。
2010年7月24日，德国杜伊斯堡，踩踏事故现场。杜伊斯堡当日举行“爱的大游行”电子音乐狂欢节时发生踩踏事件，造成18人死亡80多人受伤。
另外，这次可供研究的一手资料齐备。出于对信息公开透明的考量，悲剧发生后，音乐节主办方立刻将海量信息公之于众。现场监控录像、场地位置蓝图、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应有尽有。没有哪次针对致命踩踏事故的科学研究有过如此丰富详尽的资料。
我没有迟疑，马上开始看录像。眼前场景十分惨烈，甚至很快引起了我生理上的不适。人的尖叫、警笛的长鸣，还有电子音乐的节拍全都搅在一起，震耳欲聋。跟在麦加看到的一样，个体被裹挟在人群湍流中，东倒西歪。冲击力向四面八方扩散，撞倒了来参加节庆的人们，把他们一个叠一个地压在一起。过于密集的乌合之众仿佛正在“自杀”。
在对这起事件形成初步印象过后，我花了几个月细读所有资料，想从科学角度分析事件的起因。这一年的音乐节在一个旧仓库里举行，150多万名电子音乐迷从四面八方赶来，欣赏时下最火的DJ的表演。听众进出现场时，需要穿过一条30米宽的巨型隧道。组织者担心隧道里通过的人太多，临时堵截了两端的人流。结果人群在警戒线前迅速聚集。迫于人群压力，封锁被解除，于是两边的人流相向涌入隧道。两股人流相遇后死死卡住，进退不得。除了一条窄窄的救生梯，他们无路可逃。几千个人守在梯口，随后21人丧生于此。第二天，现场只留下散落一地的鞋：靴子、球鞋、帆布鞋，总共有几百只，都是前一天被挤掉的。它们留在那儿，仿佛它们旧主人存在过的见证。
大众研究的冒险家
据这场惨剧的生还者回忆，最可怕的是那种无处逃生之感。你被挤压在人群中间，既无法进，又无法退。你的行动空间被飞快地压缩。首先是胳膊无处安放，接着连手也动弹不得，直到你的胸腔连呼吸一下的余地都没有了，肺部被挤压缺氧。想要脱身？除非你会飞。
这种情况下能怎么办？保罗·维特海默（Paul Wertheimer）是一家人群管理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和管理者，他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2008年长岛大型连锁商店沃尔玛举办“黑色星期五”大促期间发生人群踩踏事件，导致一人死亡。这位专家曾参与事后的法律程序，并作为控方证人出庭。
维特海默其实并不是科学家。他是个生意人，一个特立独行的生意人，专门挑战在拥挤的人群中心极限生存。他让自己置身于危险的高密度人群的最中心，试图全身而退，堪称大众研究学界的迈克·霍恩[3]。
20多年来，维特海默挤过几百场火爆的重金属或硬摇滚音乐会。金属乐队（Metallica）、玛丽莲·曼森（Marilyn Manson）、潘多拉乐队（Pantera）、黑色安息日（Black Sabbath）、杀手乐队（Slayer），这些最疯狂、最劲爆的乐队演出现场都有他的身影，人称“乐池老头儿”。每次他都站在离舞台只有几米远的位置，那里是人群的最中心，当然也是最危险的地带。现在我就来给你讲几则他从亲身实践中得出的绝境求生方案。
求生法则之一：在往人群中心挤之前，先看好各处紧急出口的位置。一旦陷入人堆，人的视线范围和头脑清晰程度都势必降低，那时候再找就晚了。要知道危急情况下你不一定到得了那个看似最快捷的出口。同时，要注意哪里是人群最密集的区域，哪里又是最直接的脱身路径。
求生法则之二：一旦感觉不适，立刻撤离人群。就算演出还没开始，而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到目前所在的位置，也必须自认倒霉，转身撤退。一旦到了安全区域，别想着回去找落下的东西或同行的朋友。回头只会使情况恶化，没有任何用处。
求生法则之三：站稳脚跟！人群溃散的后果是戏剧性的。在多米诺效应下，没有人想故意踩你，却还是会身不由己地踩上你；你也可能会被旁边人死死压住，直不起身。所以你要竭尽全力保持身体平衡。
求生法则之四：氧气在这种时刻是最珍稀的资源。如无绝对必要，不要浪费氧气！不要无谓地尖叫，大喊救命，即使你想引起附近救援人员的注意，也可以先试着做高举双臂摇晃等动作，有时候效果是一样的。人群挤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尽量将你的两臂抱在胸前，就像拳击运动员的预备式那样，这样能保护你的胸腔，将压力降至最低。
求生法则之五：保持体力。在感觉到人群的“震波”传到你身上时，不要试图抵抗。只要你能确保身体平衡，顺着人群的方向摇摆是更明智的做法。一阵冲击波过后，通常会有一阵短暂的平静，趁这个间隙你可以朝着想去的方向挪动几步。但注意别靠近墙或者其他硬的障碍物，那儿是人最容易被下一波压力压扁的地方。
维特海默还有一个独门秘籍，但听上去很荒诞——求你身边的人把你举起来，举过人群的头顶，靠他们的胳膊一个传一个，把你一路传到人群外边。这个脱身术我听着总觉得不太靠谱。要是有人举不动了呢？又或者有人不愿意举呢？万一要是掉下去，岂不是比原来更惨？而且这样做也会给周围人带来更大的风险。
歇斯底里的集体发作？
对于这类事故，媒体报道往往给人感觉事故的大部分问题出在参与活动的个人身上。英文报道里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stampede”，翻译过来就是“蜂拥，溃散，四下奔逃”。麦加惨剧之后，有些组织者更是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朝圣者，批评他们无组织无纪律。社交网站上还能读到围观者感慨说“宗教使人丧失理性”。至于“爱的大游行”，我不时会听到人们感叹：“现在的年轻人啊！”“毒品，酒精……一沾上就完蛋。”这是真相吗？我们这里谈到的几桩惨案只能算冰山一角。要知道，全世界平均每年发生4.2起人群踩踏致死事件，导致386人死亡。在有些高峰年份，比如2015年，更是有十数起惨剧连环上演，全球共2500人因此丧生。而且鉴于大型集会的举办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可以肯定此类事件只会有增无减，受害人数不断攀升。
这类事故的常发地之一是宗教场所。比如经常登上新闻媒体的麦加，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那里发生了十几起同类惨案。但在所有宗教场所当中，这类事故伤亡最多的当属举办宗教仪式期间的印度神庙。要不是为了神明，那就是为了足球。跟法国人在文化上比较接近的例子有1985年的海瑟尔惨案和1989年的希尔斯堡惨案，南美和非洲的足球场也经常发生悲剧。再有就是大型音乐节和公共庆典，两者造成的踩踏致死人数也都不少：1999年明斯克啤酒节，53人；2010年柬埔寨送水节，347人；1979年谁人乐队（The Who）演唱会，11人。
让人疯狂的究竟是什么？节日、宗教，还是足球？事实上，这三者充其量都只能算诱因，是大型集会的由头。事故的原因简单而唯一：有限的空间中集结的人口密度过大。既不怪酒精，也不怪裁判员，一切仅仅是个密度问题。一般来说，每平方米6～7人是某个空间内人群密度的临界值，一旦越界就很容易形成“人群湍流”。如前所述，这种现象对人的身体造成超出承受极限的压力，致人死亡。不管是为了什么集会，比赛结果如何，吉他手现场发挥怎么样，人们喝醉了还是没喝醉，只要密度超过临界值就会造成伤亡。这是力学决定的。
单位面积人口密度是诱发事故的直接原因。可深究起来，是什么导致了人群密度的攀升？我们常常会发现，缺乏规划或人为失误才是背后的原因。仍以麦加事件为例，加马拉桥与周边环境相比，是一个典型的瓶颈。朝圣者由四面八方汇聚至此，人流密度不可避免地激增。在“爱的大游行”过程中，如果组织者没有临时堵截人流，也就不会导致警戒线外人群的迅速堆积，继而酿成惨祸。
2001年，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安保人员向球场外强制疏散不满的球迷时，忽略了体育场有一个出口始终关闭着。结果人群在护栏前越压越紧，127人就此丧生。在谢菲尔德的希尔斯堡体育场，大批观众在错误的引导下不断拥入一片已经爆满的看台，96人就这样被压到铁丝网上活活挤死。在海瑟尔惨案中，体育场看台的一侧冲上来一群气势汹汹的足球流氓，惊慌的人群全部挤到看台的另一侧，导致踩踏发生。有时，人群的聚集是由某个外部事件引起的，比如1999年白俄罗斯明斯克的一场暴雨，2011年印度萨巴里马拉（Sabarimala）的一场车祸，2008年印度奈纳德维（Naina Devi）一处围栏的垮塌，2008年印度佐德普尔（Jodhpur）一堵墙的坍塌，2006年印度普拉塔加尔（Pratapgarh）一扇大门的倒下。一则简单的谣言也足以引起人群骚动。在2005年的九夜节期间，印度一寺庙附近的人群中开始谣传桥要塌了，恐慌造成115条生命凋零；在2005年的巴格达，因为人们怀疑有自杀式炸弹袭击，最终导致965人丧生。
种种不同的实例已经表明，踩踏事故很少是人群自身引起的。它根本上是一组致命因素的组合：庞大数量的人群聚集，加上外部事件引发的预料之外的集体运动。因此，致力于破解此类事故谜题的大都是物理学家、后勤管理和规划人员。迄今为止，的确是物理学家或工程师的研究让我们更了解这类现象。那么心理学真的与此无关吗？早在恐怖主义威胁逐渐占据我们的心神之前好些年，我就开始了从心理学角度的探究。
注释
1.海瑟尔（Heysel）惨案发生于1985年5月2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海瑟尔体育场，利物浦队与尤文图斯队进行欧洲杯决赛前，意大利球迷与英格兰球迷发生冲突，造成39名尤文图斯球迷死亡，另有300多人受伤。事后英格兰球队被禁止参加欧洲三大杯赛5年。
2.希尔斯堡（Hillsborough）惨案是1989年4月15日在英国谢菲尔德的希尔斯堡球场发生的踩踏事故，造成96名利物浦球迷死亡。
3.迈克·霍恩（Mike Horn），著名瑞士籍南非探险家，曾经用6个月时间纵游了亚马孙河全程，徒步沿赤道绕地球一圈，还用两年多时间环绕北极圈一周。
《新乌合之众》，【法】迈赫迪·穆萨伊德/著 刘耘/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21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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