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本”系列是新中国第一套系统翻译、出版的、介绍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的大型丛书。许多我们后来耳熟能详的、被屡次改编为影视作品的故事均被纳入其中，如《安娜·卡列宁娜》《简·爱》《悲惨世界》等等。从电影的视角切入，世界名著可以被怎样解读？又可以看到怎样不一样的景观？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了“文学与电影：说不尽的网格本”直播活动，邀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导演、编剧、制片人贾樟柯，作家、编剧麦家，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董强进行了分享。
戴锦华
戴锦华：文学因被阐释而伟大
2022年是戴锦华执教的第40个年头，也是她作为电影研究者、电影行业的参与者和亲历者的第40年。
戴锦华谈及，从她自己的观点来看，十九世纪的大众文化最流行的样式是长篇小说，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流行的样式是电影，之后电视剧在某种意义上分享了这种流行程度。而从公众的接受角度来说，大家对文学和电影最一般的理解是听听故事、寻找戏剧性的场景，以至于大家都觉得小说改编电影是非常自然、非常有逻辑的一件事。
“我想不尽然，电影和小说是两个媒介系统，简单来讲，它也是一个翻译的过程，并不是所有的故事、并不是所有的场景、所有的价值、所有的角色都适合于这两种媒介（视听语言和文字媒介）。所以改编是一个永恒的诱惑，又是一个永恒的挑战，很多人都会陷落。”
戴锦华认为越优秀的文学作品越难改编出优秀的电影作品：“比如《老人与海》，不是说它伟大得不可改编，而是它的特征，它的所有成就、所有迷人之处都在你的文字和想象之间相互左右，它是很难被视听化的。”她提出“文学经典本身就是国家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经典之所以变得伟大是因为在几百年当中它们被不断被阐释，而“二十世纪对于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成为我们重新阐释的方式……每个新的电影版本会叠在文学的原著上”。而作家和艺术家尤其是、而且必须是时代的“儿子”“女儿”，他们被时代诞生，同时被时代选中，来作为报信人，来作为言说者，来作为记录、批判的人。她在时隔十几年后重读被多次翻拍的《安娜·卡列尼娜》原著，发现托尔斯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十世纪亚洲的思想者，甚至影响了二十世纪亚洲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谈到艺术电影中的精神基因，戴锦华认为与孤独密不可分。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孤独有着不同的含义，十九世纪的孤独“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勇气，是一种勇敢，是一种特立独行，拒绝与世俗社会和解的英雄主义的姿态”。而到了二十世纪，孤独“更多联系着一种疏离，一边完全无法融入，不论我多么想融入，我无法融入”。二十世纪的电影，某种时候更准确地，或者说更传神地表达了这样一种疏离感，这样一个被放逐的孤独者的状态，“绝大多数的艺术电影当中都有这样一种精神基因。”
当主持人陈鲁豫问及今天的我们如何阅读经典名著，戴锦华说：“我的建议，或者我一生受益的方式就是，不要把经典当经典读，读小说是一个快乐的、休闲的、享有收获的时间……不论它被赋予多么伟大的名声，你就以寻找快乐、寻找认同、寻找理解，或者逃进另外一个地方去，或者扩大你的生命、扩大你的人生方式去读……作为一个当代人，作为一个未来的大时代的介入者，文学、艺术、电影是生命的馈赠，如果不去拿到它、接受它，是每一个生命的损失。这是在我的角度，我自己走到生命倒计时时候愿意跟大家分享的真实的生命经验。这里不包含矫情，不包含傲慢，不包含偏见，只是我一生受益于此。”
贾樟柯
贾樟柯：经典文学作品影响着电影思维和视听思维
北京国际电影节刚刚落下帷幕，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贾樟柯的生活与创作可谓是“无处不文学”。他分享早期阅读经典名著的受益：“我的最近两部电影都是比较长的时间跨度、比较多的人物，怎么把那么长的时间结构起来，那么多的人穿插起来，某种程度上会受到过去那些大部头作品的影响……无论是乡愁还是复仇，从高中时候的阅读开始回过头来影响我。”
对于文学与电影的关系，贾樟柯认为：“我觉得文学非常重要，包括我们今天谈的经典外国文学，它的重要不在于我们直接把它作为改编的素材，由《悲惨世界》产生《悲惨世界》，由《红与黑》产生《红与黑》，不是这样的。文学思维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艺术门类进入创作之前的一个思维方法……这种经典文学带给你的一种要求和视野，它会影响到你的电影思维、你的视听思维。包括我们对人性或者对社会、对社会的关注、对社会新出现的问题的敏感度。”
贾樟柯也认为，文学与电影中有一种有趣的存在——翻译体：“有时候我们批评一个作家写的翻译体，因为感觉不接地气，或者感觉跟本土格格不入，就产生了一种距离感，而这个东西在当代电影里也存在。比如法国电影导演布列松的电影中，他一直在追求零度，一种渐离，好像整个电影是用翻译体写的一样。你不能说电影语言跟文学语言一样，但是从感受上、味道上来说，它们有一种一体性，它带有一种物理性的美感。当你把那些我们常用的熟悉的修饰性的中文修辞改变之后，形成一种新的本质——就好像沙子吹走之后露出地板的纹路一样，就是那样一种本质感。”
在多年的导演生涯中，贾樟柯觉得虽然这是一项热闹的工作，但是写剧本则是“孤独的长跑”，写剧本的过程对他来说“有点像穿越，不痛苦，只是孤单……通过写剧本去跟一些理想中的人见面，去观察或者描述你理想状态中的，或者想象中的世界、想象中的人……跟这些人见面，把它们描述出来，那个过程有点像穿越”。
贾樟柯也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去妈妈工作的商场找她，因为商场隔壁就是电影院，所以听了很多电影，这种独特的经历甚至影响到他自己成为导演后，也愿意在剪辑室外抽着烟听剪辑好的电影，感受语言的密度与物理的快慢，最主要的则是电影的时间感，那种快慢的关系，用画画来说就是疏密、松紧的关系，这种感受用听反而更准确。
董强：经典作品本身就是一个时代
董强曾旅居法国十二年，翻译了大量艺术史著作和法国现当代诗歌。对于电影与文学的关系，他认为：“电影跟小说肯定有竞争，但是最终我认为是姐妹一样，两者之间可以互补。小说改编成电影以后像插上翅膀一样，它给我们带来很多衍生的东西，进入一个新的想象空间，这个想象空间给我们带来的满足度或者丰富程度是不亚于小说本身带来的满足度和想象力的丰富性。”
董强谈到经典文学之所以被不断翻拍的原因：“塞万提斯自从创造了堂吉诃德这个形象以后，这个人作为虚构人就存在了，你怎么改编，总脱不了这个原型，这是很了不起的，文学为什么能达到那么高的地位？我们手中拿到的每一部作品，它是真正扎根于当时的时代，任何改编后来都是用一种现代的东西试图还原那个东西，而网格本里面经典的作品就是长出来的，就像古董一样，它本身就是这个时代。”
作为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他强调了身为翻译者的孤独，在他的眼中，像傅雷这样的翻译大家就是一位“深深的孤独者”，因此“我会竭尽全力推广翻译，推崇这些翻译家……作家是在长跑，你如果把一个厚厚的莎士比亚的东西翻下来，也是在长跑，也是在黑暗中摸索……翻译家最重要的是眼光，作品是他发现的……他敢于走出国门，他碰见一个人，他见到罗曼·罗兰，觉得这个人了不起，进入他全部的内心世界，这个工作跟一个导演、跟一个作家没有任何差别，他还会费劲力气把它再转到自己的母语来，让我们作为读者，包括作为艺术家们可以继续去改编得到滋养。所以我由衷地想向这些翻译家们致敬，尤其老一辈的翻译家，他们像在众多的黑暗当中找到火的普罗米修斯”。
嘉宾们也都感受过文学和电影相遇的瞬间，董强讲述了两件自己和电影有关的趣事：一是他曾经帮助一位中国著名导演和米兰·昆德拉联系，希望将他的一部电影搬上银幕，却被昆德拉婉拒了；另一件是他自己在法国观看电影《阮玲玉》时，无意中发现女主角张曼玉也在电影院里观看。
麦家提到了多年之前，自己在北京参加伯格曼电影回顾展看电影时，看到作家史铁生也坐着轮椅前来观影，当时的麦家还是个文学爱好者，认出了史铁生，他没有自我介绍，只是喊来几个人帮着抬轮椅上台阶。这次偶然的邂逅让麦家记忆犹新。
陈鲁豫回忆了自己小时候看完《红高粱》的难忘经历，只觉得那一个礼拜眼前都是红的，甚至无法找到语言去形容它。
戴锦华则讲述了自己在国外的观影经历。当看电影不再是一种工作，不再是在别人不看电影的时间里看，而真的是在晚上观看，当电影故事结束，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好像自己是被抓回到了现实的世界中，那一刻，她突然发现，原来看电影是这么快乐的事，原来看电影是这样丰满了自己的生活。
,贾樟柯和戴锦华谈文学肋骨 改编影视：永恒的诱惑，也是永恒的挑战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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