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何要普及学术研究成果
我们团队花费六年时间写作的《抗战为什么赢：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2021年9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抗日战争史的读物呢？
史学研究是寻找历史规律，求真求实，以史为鉴。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不应该只在书斋中，或者局限在学者的圈子之内。它应该被更多的人知晓，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是说正确的历史知识被广大民众知晓，了解历史前进的规律，关心民族的历史命运，规划自己的生活。
学者们精深的阳春白雪式的研究成果，如何普及到下里巴人中去，眼前是存有障碍的问题。学者们做研究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能一概而论，但现在的评价体系之下，相当多的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申请项目，发表论著，更多的是为了应付各种考核、职称职务的晋升，或者得到同行专家的好评。学者写普及性的读物，不算“成果”，甚至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这导致广大的史学通俗读物阵地给一批未经过专业训练的历史爱好者或者自媒体写作者占领。学术界研究成果博大精深，却与社会大众脱节，成了“两张皮”。以抗战史研究成果为例，这些年学界的成果可以说十分丰硕，许多课题的研究很是细致、精深。但另一方面，市面上却是无史实、无逻辑，只要“政治正确”，不惧胡编乱造的抗战神剧或书籍大行其道。从整个社会的覆盖面看，抗战学术研究成果，很难敌得过抗战神剧。抗战神剧将日本侵略军写得丑恶、贪婪、愚蠢而不堪一击，不仅有悖历史事实，为外人所耻笑，而且本质上传达的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对抗战英烈是一种污辱。试想，如果中国普通的侠男武女都能手撕鬼子，几个人打得日本侵略军团团转，那么中国何至于大片国土沦陷，举全国之力的抗日战争却八年才艰难取胜？
并非只有普通民众需要增强正确的抗战知识，大学生也是如此。这学期我在浙大上一门全校的通识课，选课的多是一年级新生。课上我提问，抗战时期从八年改为十四年，原因是什么？有学生回答：因为原来说八年是国民党打的，现在增加前面六年，是共产党打的。我问理由是什么，他说中学老师是这么教的，再问全班有无不同意见，没有人说话。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共同抗战，这已是学界多年的共识，但在中学教学的层面上，还是在简单粗暴地区分为“国民党抗战”与“共产党抗战”的二分法。这是我们抗战研究者的悲哀。
应该说，由于大家共知的原因，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共识，是学界近30年来不断探索的成果，“国民党抗战”与“共产党抗战”的二分法，很长时间也主导着学界。学者们与学术界的新成果，与社会大会是隔膜的。将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用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导出去，变成全社会的共识，这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我们有正确的史观，确凿的史料、严格的学术训练与全球化的视野，岂能放弃责任，任一些胡编乱造的“历史书”横行。
“大家写小书”与短文，普及历史知识的事例，屡见不鲜。记得1980年代初期，李新先生带领同事在《人民日报》开辟了“学点民国史”的专栏，以短小的通俗文章普及民国史知识，后来结集出版，对我影响至深。
基于上述认识与前辈的榜样，我在研究之余，多年来也陆续写了些历史普及读物，如曾应约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出版过适合少儿、中学生的历史读物。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李继锋与我共同在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过一套4册绘画本的《抗日战争史》，我们负责全书的框架立意，写文字脚本。当编辑来约稿时，我们的疑问是抗战史如何能画成连环画。编辑说，资本论都能画，抗战史怎么不能画？书出版后，反响不错，当年获得辽宁省的“五个一工程奖”。有位抗战史研究的爱好者在小学时读到这套书，燃起对抗战史的极大兴趣。
在运用新媒体传播历史知识方面，我们也做了不少工作，建立了“浙大蒋研中心”微信公众号。2017年全面抗战80年之际，我们制作了持续一年50多期的“走向抗战——蒋介石日记周周读”，反响也很好。“腾讯网”“凤凰网”均转发，相关文字稿也在《世纪风采》上连载。
2015年，我了解到教育部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该项目是动员组织高校一流学者开展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普及化，强调学术成果的转化普及，凸显“大师写小书”的理念。这与我的想法十分契合，便以“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为题申请，获得立项。这个普及读物项目立项的历史类课题不多，规定是1年内完成，但目前6年过去了，尚四分之一左右未完成出版，可见通俗读物并不容易写，还是有难度的。
二、 如何写抗战普及读物
我们团队从项目立项，到《抗战为什么赢》出版，历时6年，对如何用普及读物写抗日战争史，有一些摸索与追求。
（一）确定读者群
《抗战为什么赢》既然是普及读物，普及到什么程度，向谁普及，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新闻学写作有人所共知的“5W”原则—When，Where，Who，What，Why，这放在历史论著的书写中，同样重要。但个人认为，还必须要加上一个W，Whom，即为谁而写，读者是谁？为了达到最佳的普及效果，必须针对读者的需要，确定写作的内容与方法。
说到普及读物，最常用到的词是“老少咸宜”“文字生动”“图文并茂”。但在多元化的当下，读者已经“细分化”，一本书要追求适合所有读者，让大家都喜欢，是不现实的。以普及抗战史知识为例，大多数农民、务工者与大学毕业生、都市白领的需要完全不同，前者只需要最基本的启蒙读物，后者则已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
为此，我们确定《抗战为什么赢》的读者群体是具有大学文化程度，非历史专业的人士，包括在校大学生。他们已有一定的历史与抗战史的知识，需要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其固有知识进行完善、补充，或者修正。我们是写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普及读本，不是启蒙读本。在写作时，始终考虑这批读者，他们最关心抗日战争时期的什么问题，做出针对性的回答。
（二）一条主线，两个重点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期间中国社会多重矛盾交织。这些年抗日战争研究的成果丰硕，涉及到许多的方面。近年有几大套的抗日战争史，集中了海峡两岸学界优秀学者的成果，全面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面貌。如张宪文教授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套4册）、步平王建朗教授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全8卷）、吕芳上教授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全6册）等。
《抗战为什么赢》作为普及读物，当然要吸收这些成果，但这并不是简单地对学术界成果等比例地压缩，对抗战时期的历史面面俱到，那样读者会觉得头绪太多、纷乱无序，无法掌握重点。为此，我们针对设定读者的需要，删繁就简，确定写作的主线重点，谋篇布局。目前的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著作，基本上可分三种类型：一是全面反映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等，是通史性的；二是反映日本军国主义如何企图灭亡中国，在沦陷区实行殖民统治与各种侵略暴徒，属于日本侵华史；三是中国人民如何群策群力抗击日本侵略，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我们觉得，《抗战为什么赢》，应该选择第三种类型，抗日战争时期的最核心的历史主题，就是中国人民如何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民族独立。这也正好回答本书提出的问题——抗战为什么赢？
教育部对普及读物的要求是10万字左右（《抗战为什么赢》出版时是18万字），这样的篇幅，只能用来写最重要的事情。既然选定这条主线来叙述，其他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事件，与中国胜利这条主线不那么密切，如抗战阵营内部的分歧等就略写，或者不写。
促成中国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因素非常多，但有主次之分。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两个。
一是中国内部的因素。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与团结，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团体，包括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在内，都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人不分男女老幼，地无分东南西北，前线官兵与后方民众，各自为抗战出力尽责。这是抗战能赢的最根本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总结为四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对此要充分地写，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二是外部的因素。中国抗日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连接。一方面，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战场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反法西斯阵营的各国政府与人民，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了巨大的支持与援助，没有这些支持与援助，抗日战争不可能在1945年取得最后胜利。承认国外援助对中国抗战支持的重要性，不仅是实事求是，而且也更能彰显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内的雕塑
（三）普及读物写作形式上的追求
1.将历史细节有机融入大历史的叙述
教育部对普及读物在写作上的要求是“体现可读性。力求图文并茂、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文风朴实、文笔生动，能够产生积极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忠于史实、主线明确、重点突出的基本原则确定后，如何表现，即如何写作，就成了普及读物最重要的事情，不仅决定了全收的风格，甚且决定着成败。在书写形式与文字表达上，我们是有追求的。
叙述伟大的抗日战争，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不能不以宏大叙事，展示历史全景，提供给读者最基本的历史演进线索。但宏大叙事容易导致历史的概念化，读者感到乏味，达不到普及知识的效果。通俗读物要注意在大历史中讲细节，历史细节是最吸引人与最能打动读者的，也能展现历史最真实血肉与肌理，好的细节展示配合大历史的叙述，可以相得益彰。我们团队在写作中，统一规定在每个节中，都有具体的真实的历史细节，或者此节的内容，就是围绕细节展开。
特别要说明，我们认为，历史的细节不等于历史故事。故事多少有些演绎与发挥的，而细节是真实的历史。
2. 画面感
得益于之前写绘画本抗战史的经验，我们力求写文字时尽量有画面感，即能让读者从文字中读出具象的历史来，甚至产生代入感。这个要求有点高，需要很强的文字表现与把控能力，我们努力了，但并未能完全做到。
3. “题记”
写作形式上一个重要的尝试，是在全书每节的开头，都用一个历史场景、或历史人物演讲，或一段后人警示总结等，类似于“题记”。这是学习文艺作品的表达方式，在历史普及读物上写作形式上的追求。它不仅在排版上有跳跃感，显得活泼，也突出了前面所说的历史细节与画面感。如“九一八事变”一节，我们选了1931年9月18日当晚，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在北京看京戏的场面，看似游离东北现场，但深层次反映了日本发动战争时机的选择是煞费苦心，而东北军一时群龙无首，应对不力的窘状。“抗战胜利”那节里，我们选了延安军民喜讯日本投降后连夜欢呼游行，通宵庆祝的细节，烘托出军民的喜悦。如果放在正文中，文字上很难尽情地表达这种喜悦情绪。
4．书名
我申请课题时，用的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如果作为一本普及读物，这个书名太平直，不足以吸引读者。写作过程中就一直琢磨着能找个醒目点的书名，与编辑反复协商，最后才选定《抗战为什么赢》作为正名，原先的课题作为副标题。目前看，这个书名挺有吸引力。
至于追求文字简捷生动，配上历史图片，图文并茂，我们都努力做到了。
我们要求全书的所有的叙述与评论，必须言之有据。作为普及读物，如果像专业论著那样对引用的史料与学术观点逐一注释的话，阅读起来会不流畅，而且普通读者多不需要核实追究史料的来源。所以，我们依照微信传播专业学术论文的成功经验，在全书正文中取消了所有注释，而在书的最后列了一份“主要参考文献”，供有意追根寻源的读者使用。
《抗战为什么赢》，是我们用普及读物的方式来传播学术研究最新成果的一次实践。书出版后，受到专家学者与读者的欢迎。今后，我们仍会在这条路上努力，以尽历史学者的社会责任。
(本文首发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年第4期，由作者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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