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贝托·埃科 （1932-）
如何度过有意义的假期？如何把电报扔进垃圾箱？如何辨别色情电影？如何吃冰激凌？……在意大利百科全书式的作家翁贝托·埃科的书《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中，他以戏谑的语言对我们从未想过的问题给出解答，又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提出质疑。一个个无厘头的话题，在他笔下变得既有趣又深刻，这些问题看似玩世不恭却指向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荒诞层面。
我们从此书中摘取其中四个“如何”，比如上网查资料却根本记不住任何东西时该如何利用网络来记忆、如何做自己的时间管理大师，或者当我们躺在家里却突然想研究哲学时应该从哪里入手……这些看似不正经的日常生活指南，说不定真的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跑题或者走神的灵感。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如何利用网络记忆
前一段时间，我在《快报》专栏上写了一封信，是写给未来的小孙子的。我在信中鼓励他要运用自己的记忆，而不是遇到什么问题都去上网查询。当然了，网络已经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资源库。结果立刻跳出一个网络“塔利班组织”，我不记得在哪个博客里，他们说我是网络的敌人（又是老一套）。就好像你批评在高速路上以一百八十公里的时速飙车，指责酒驾，却有人站出来说你是一个反对汽车的人，让你别开汽车了。
与之相反，在上一期的《快报》中，欧金尼奥·斯卡尔法里——他提到我前一期的专栏文章，我在文章里写到那些参加《遗产》节目的可怜虫——这些人永远活在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好像生活在一九六〇、七〇或八〇年代——（温柔地）从另一个方面指责我态度过于极端，他说在查找资料时，不能全靠网络。
斯卡尔法里分析说，正是网上人工记忆造成的“扁平化”，让新一代人得了健忘症。他同样分析说，对于网络的应用让我们觉得自己和所有事、所有人都有接触，但实际上这会让我们陷入孤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两种疾病。
透特是古埃及神话中的智慧之神
我很赞同斯卡尔法里的说法，我自己也写了很多相关的东西。斯卡尔法里引用柏拉图《斐德罗篇》中的一个段落，法老谴责埃及的透特神，因为他发明了文字，却使人类因此失去了利用记忆力的好习惯。但最后的结果是，文字让人们记住他们读过的东西，正是因为文字的缘故，才会出现像《追忆似水年华》这种记忆的赞歌。这就好像说，大家可以好好使用网络，同时也要好好锻炼记忆力，甚至可以试着记忆出现在网络上的东西。
电影《追忆似水年华》
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彻底抛弃网络，就像从前我们无法回避机械化、汽车和电视。网络已经存在了，即使是专制也无法将它抹去，因此人们现在不仅要看到网络的风险（很明显），还要学会适应它（更要教育好年轻人），用一种批判的方式使用它。
试想，一位好老师要学生就某一主题做个研究，他知道无法阻止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地上网去找一些现成的东西。于是老师可以让学生在网上找十个关于那个主题的研究，然后对照他们找到的结果，指出这些网站的共同和不同之处，分析哪个网站比较可靠，还需要去查阅一些书籍（尽管可能只是翻一下词典）。
这样一来，学生一方面从网上找到了他们需要的信息——不让他们上网查资料也很蠢——另一方面也开动脑筋进行了思考，他们会建立关于这个主题的个人记忆。除此之外，老师会发现，让学生对照找到的结果会使他们获得面对面交流的乐趣，从而避免了孤独。
现在难免会存在一些过分依赖网络的人，他们已经无法摆脱孤独地面对屏幕的处境，自己也沉迷于其中。假如家长和老师都无法让他们从这个地狱循环中走出来，那就要把他们与那些瘾君子、种族主义者、自慰狂、神秘主义者和算命先生的拥趸放在一起。对于这些边缘和退化的生活方式，每个社会在每个时代都要严肃面对。
如果说现在这些“病人”数量众多，那是因为五十年来，我们这个地球的人口从二十亿增长到了七十亿。这并不是网络带来的孤独造成的，而是人类过于频繁的接触造成的。
二〇一四年
如何在媒体的纷乱中生存
上个星期《共和国报·星期五》杂志上，米凯莱·塞拉遇到了一个难题，他要回应一封读者来信，这位读者告诉他（我用我的话概括一下）：电视和报纸上说，意大利人现在充满了仇恨和敌意，但我和邻居还有同事聊天时觉得他们都是很平和的人，一点儿也不反社会；在脱口秀节目上，大家是有些横行霸道，但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偶尔不礼貌的行为，我感觉大家说话时都彬彬有礼，假如冒犯到别人，也会说对不起。
我在报纸上读到，种族主义势力抬头，但在现实中，我看到人们会拿一欧元给那些卖玫瑰的黑人，而不是朝他们开枪。媒体是不是在抹黑我们？不仅如此，媒体是不是在引导我们，鼓励我们表现得更糟糕一些？
塞拉的回答很睿智，我抄录在这里：您说得对，但我们现在想象一个没电视和报纸的世界，我们没有任何消息来源，难道这是一个更好的世界吗？因此我们要尽量带着批判精神，对大众媒体传播的东西有所选择地接受，我们要学会在纷乱中生存。
但是，电视和报纸到底怎么了，怎么会丑化我们生活的世界呢？事实是，自从报纸产生以来，一直如此：假如你想找到抨击报业的例子，可以去看看莫泊桑的《漂亮朋友》，你会发现现今媒体的毛病根深蒂固、由来已久。
我们爷爷辈、父亲辈的报纸上充斥着各种凶杀案件，有时报道和调查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布鲁内里卡内拉失忆症事件”相比，这些年加尔拉斯科和科涅两地的凶杀谜团，简直只是流星飞逝而已。
如今新闻在数量上突飞猛进，但质量并没有提升，但我们知道，当量变达到一定的限度，会发生质变。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视节目——“政治论坛”，的确可以称得上公民教育的模版，这个节目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每星期只播一期，而且只有一个电视台播。
现在，有七个电视台每天播这类对话节目，你就看吧，只能大喊大叫，否则根本没人能听到你说什么。我记得我有个朋友要搞一个类似的节目，我给他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我让他在口袋里准备一个遥控器，假如有谁打断别人，那就切断他的声音，他会像个傻瓜一样上演哑剧。
这样一来，可能大家都不抢着说话了。这位朋友先是热情地对我表示感谢，但他后来的做法和别人一样：可能有人告诉他，假如大家没有这种争先恐后表达自己的劲头儿，听众会很快厌烦，马上换台。
现在，新闻数量激增带来的麻烦越来越多了：如果说以前报纸只有四页（我说的是战争年代），现在报纸大多有六十页，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发生了更多事情，相反，客观来说，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间，从种族灭绝到核武器，发生的事情远远比现在多。
为了填满那六十页版面，除了刊登让报纸生存下去的广告，记者还要夸大其词，不仅要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说些令人发指的事儿，在第二版和第三版也要继续说，在一天中通过十个记者的角度谈论同一事件，最好让人觉得发生了十起事件。为什么要用广告填满六十页报纸？为了撑足六十页。为什么非要做六十页那么多？为了有更多的广告。
就像你们所看到的，我们在数量上无法优化，便牺牲了质量。塞拉说：我们要学会用批判的眼光看待问题，要学会辨别好坏，这就要求学校加强阅读教育。
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信息太多的结果）年轻人已经不看报纸了，看报成了退休人士的消遣。日报已经战胜了周刊，还有日报的周刊化（这是因为晚间电视已经抢先播报了日报上的最新消息），一方面让周刊陷入危机，另一方面让日报变得无法卒读，年轻人都去上网了。并不是网络上没有信息泛滥的问题，但至少让人觉得是自己在选择想要看的内容，虽然这并不是事实，而且我们在网上会看到更多虚假消息。
因此，真是一团糟，假如有人让我提出一些明智的建议，我的智慧可能让我告诉大家：没辙。
二〇一〇年
如何使用时间
我打电话给牙医，想跟他预约一下看牙时间，他告诉我未来一周日程都排满了，已经没有任何空档了，我相信他的话。这是个严肃的专业人士。但当有人邀请我去参加研讨会、圆桌会议，去主编论文合辑、写文章或当考官，我说我没时间，结果没人相信我，他们说：“得了吧，教授，像您这样的人，总能找到时间的。”很明显，大家都觉得我们这些人文学者不是真正的专业人士，而是些游手好闲的家伙。
我算了一笔账，也想请那些跟我工作性质差不多的人看一下，情况是不是这样。一个非闰年有八千七百六十小时，每天八小时睡觉，一小时起床、洗漱，半小时脱衣服上床、在床头放一杯矿泉水，每天吃饭时间是两小时，这样算起来，四千一百七十小时就没了。每天两个小时在路上，一年是七百三十小时。
每个星期上三次课，每次课两个小时，一个下午要接待学生。大学的工作，在二十周的上课时间里：上课二百二十小时，加上二十四小时的考试时间，十二小时的论文答辩，七十八小时的各种会议。还有，每年至少要读五篇论文，每篇三百五十页，每页至少看两遍。修订前看一遍，修订后看一遍，每页需要的时间是三分钟，这就要花一百七十五个小时。还有考试阶段，学生的小论文很多都是我同事看的，我只负责读四篇，每篇有三十页，每页要用五分钟，加上初步讨论，这就是六十小时。不算做研究的时间，已经花了一千四百六十五小时。
我编辑了一份叫“Versus”的符号学杂志，每年出三期，一共约三百页。还不算阅读后来没有采用的稿件花的时间。每页花十分钟（评估、复审、校对），这又是五十小时。
出于个人科研兴趣，我还负责两套丛书的编写，每年要出版六本书，一共一千八百页，每页需要花费十分钟，这就是三百小时。
因为还要审核我作品的翻译：论文、书、文章、会议报告，我只检查我会的语言，每年大概有一千五百页，每页需要二十分钟阅读，查看原文，和译者进行讨论，有时候是面对面讨论，有时候通过电话或邮件，这部分工作要花五百个小时。
另外还要写东西，抛开写的书，单是论文、研讨会发言稿、报告、讲义，加起来可能有三百页。
构思、做笔记、打字、修改，每页至少需要一小时，又是三百小时。
写一篇“密涅瓦火柴盒”的专栏文章，要找主题，写提纲，查资料，撰稿，修订到适合的长度，然后邮寄出去，乐观地说需要三小时；每年五十二周，就是一百五十六小时（还不算其他零零散散写的文章）。
最后还有回邮件的时间，每个星期有三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一点我都在处理邮件，虽然无法处理完，也要花掉六百二十四小时。
我算了一下，一九八七年我只接受了十分之一的邀请，只参加了和我的学术研究紧密相连的研讨会，提出我自己和同事的研究成果，还参加了一些无法推辞的会面、学校的典礼和国家教育部门的会议，一共有三百七十二小时在参与活动，还不算当中折腾掉的时间。
这些活动很多都在国外举行，我在路上花了大约三百二十三小时。从米兰到罗马算四个小时，因为要坐出租车去机场，等飞机，航行，之后再坐出租车去罗马城里，入住宾馆，赶到会场。一趟去纽约的行程需要十二小时。
上面这些时间加起来，我大约已经用了八千零九十四小时。一年有八千七百六十小时，所以现在还剩六百六十六小时。
也就是说，每天只有一小时四十九分钟用于做爱，和亲戚朋友聊天，参加葬礼，看病，买东西和看戏。
你们也看到了，我没算读书的时间（书、文章和漫画）。这样算吧，用在路上的三百二十三小时，我每五分钟可以看一页，纯粹阅读，简单做笔记。那我可以读三千八百七十六页文字。假如一本书三百页，那我就看了12.92本书。
那抽烟的时间呢？每天抽六十根烟，花半分钟去找烟盒、点上然后熄灭，这就是一百八十二小时，根本没有这个时间，所以我要戒烟。
一九八八年
如何在家研究哲学
可能因为人们已经无法忍受垃圾电视剧，也可能因为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糟糕的事，大家都需要反思，以期重新获得内心的安宁。
萨特和波伏娃
现在有很多场合都在重提阅读哲学著作的问题。可能是周日咖啡馆里的聚会，就像在巴黎一样，但其实谈到的都是我们在高中接触的哲学；一些专业哲学家对于哲学文本通俗化的解读，同样会吸引广泛的受众。
巴黎的花神咖啡馆 萨特和波伏娃是这里的常客
这种现象有跟风的成分，当然，大众媒体对哲学问题的简化也推波助澜，但潮流不容忽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给那些非专业人士提一些建议，还有那些在高中没学过哲学的人，或者说，去听一些所谓哲学家的讲座却完全没听懂的人。对于上面提到的人，我觉得有一条非常简单的途径：去阅读真正哲学家写的东西。
哲学当然不应该总是看起来很容易，有时它很艰深，但绝没有明文规定：谈论哲学的话必须深奥难懂。在哲学上，语言艰涩难懂既不是质量的表现，也不是恒久性的表现；通常，难度和它涉及的问题相关。有些哲学经典改变了我们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些书都很难懂，除了专业人士，我不建议任何人去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或者《工具论》，还有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或者斯宾诺莎曲高和寡的《伦理学》。但是，还有些哲学家用比较平易近人的语言来谈论哲学，尽管他们也都写过很难读懂的著作。我给大家推荐几本小书，篇幅都在一百页左右，可以看到，不用太多专业词汇也可以研究哲学。
就先从柏拉图说起吧。我建议大家去读他的《克里同篇》。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学到为什么公民行为不能逃避法律的约束（无论他是苏格拉底还是贝卢斯科尼）。然后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你要忘记这本书讲的是古希腊悲剧，阅读时尽管假定它是侦探小说或西部电影创作指南。这个伟人在两千年前已经搞清楚了希区柯克和约翰·福特现在才发现的事情。你也可以读圣奥古斯丁的《论教师》：他在当中谈论如何跟儿子讲述日常琐事。这是一本睿智的书，既简洁又深刻。
尽管作为一个中世纪发烧友，我还是觉得很难从经院哲学的众多著作中选出一本来推荐给大家，因为如果推荐篇幅很短的作品，脱离整个背景去读的话，可能会走偏。我们姑且跳过这个坑吧，跳过那些纯粹的哲学著作，引导读者去读阿贝拉尔和爱洛依丝书信录（是呀，就是那些情书）。只要不期望里面有太多性爱描写，还是很值得一读的。
至于文艺复兴，可以读一下皮科·德拉·米兰多拉谈及人的尊严时的慷慨陈词。还有（假如有的话，不妨看看文选），读读蒙田的随笔。对症下药也行得通，读一读笛卡儿的《方法论》。还有一本著作在逻辑清晰方面堪称典范，那就是帕斯卡的《思想录》。另外，有一位哲学家的文字，就像吃完饭和朋友闲聊，引经据典，却又很有意思，这就是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这套著作很长，我建议大家只看第三卷，谈论的是我们对于语言的使用。读的时候要采用刚才我提到的阅读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你要想象洛克在谈论如今的现实问题，用他的观点去分析报纸的头版头条，还有电视上的辩论。
《天真汉》，伏尔泰 著，傅雷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至于启蒙运动时期，我只想说，大家可以读一读伏尔泰的《天真汉》，这是一本小说，读起来很愉快。十九世纪真的很难攻克，有很多又厚又难懂的书，但只有我们意大利人不觉得莱奥帕尔迪的《杂记》是高水准的哲学作品。最近法国人特别推崇这本书。我们也只需看看文选，在睡前读上一两页。我还有一个比较挑衅的建议，就是读一下康德。康德向来以严谨著称，不妨去读他为了赚外快在外面给人上课时写的讲义，讲的并不是自己擅长的领域，反倒流露出风趣的一面，当中会夹杂一些奇闻轶事，也会表达一些自相矛盾的观点。还可以读读他的《人类学文集》，标题看起来很吓人，但遣词造句与高级小报如出一辙。
《康德人类学文集》，康德 著，李秋零 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到这里这篇专栏文章也要结束了，我就不提近现代的哲学家了。除非你想跳着看一下，可以读读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不要被标题吓到）的一些段落。你可能时不时会说，这人是个疯子。是的，他是一个疯子，但就是这么疯狂！
二〇〇四年
本文节选自
《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
作者: [意] 翁贝托·埃科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者: 陈英
出版年: 2022-3
编辑 | 小千
主编 | 魏冰心
图源丨《汉娜·阿伦特》《新闻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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