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被定义为偏见？在“取消文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西方世界争论不休的话题，而“与偏见斗争”也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阵地战。
而一旦文学作品成为偏见与歧视的载体，那么它们就会经由文学得以实现自身的再生产和弥散。在这一背景下，西方针对文学的“消毒”运动也日趋激烈。在“新京报书评周刊”的往期文章中，我们介绍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的“重写经典”运动。（从《哈姆雷特》到《小红帽》：女性视角的经典重述何以必要？）而在近期，西方文化领域中“敏感信息审查员”的兴起引起了广泛关注。
“敏感信息审查员”（sensitivity readers）指的是西方文化领域中的一个新兴群体：他们会负责对未发表的手稿进行审核，旨在找到其中可能存在的偏见，刻板印象和文化误解，并以此获得工作报酬。重要的是，他们往往具有“少数群体”的身份，对于偏见和歧视有着“切身感知”。
可能会出乎部分国内读者的意料，相当一部分西方作者其实对“敏感信息审查员”敞开双臂表示欢迎。英国的跨性别作家朱诺·道森（Juno Dawson）在《卫报》发表文章，认为这种审核能帮助作者突破自身固有的思维模式并消除渗透其中的刻板印象，更能减小图书出版后可能面临的争议和风险。但是，也有《卫报》作者表示这种审核“距离图书审查（censorship）只有半步之遥”，更可能扼杀创造性的思考。面对这一新兴文化现象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争论，本期“读刊”将与大家一同探索“敏感信息审查员”的兴起，并思考围绕这一群体产生的种种争议。
撰文 | 谢廷玉
01
兴起
欧美图书行业对“多元化经验”的诉求
“自2011年以来，所有与我合作的编辑都是白人，但我希望有人能从另一种视角看待我所创造的角色……如果出版行业已然富于多元性，那么我们也就不会需要敏感信息审查员了。”在朱诺·道森看来，敏感信息审查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源于出版行业未能实现真正的多元化——出版机构依然由相对单一的群体所支配。然而，在“与偏见斗争”愈演愈烈的情形下，市场读者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意识的觉醒使得单一群体主导下的出版业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
相当一部分作品会因为在敏感议题上的“不当处理”而遭遇抵制，而单凭作者和出版编辑，其相对单一的经验往往无从对此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敏感信息审查员”便成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选择：据《纽约》 （New York） 杂志报道，早在2014年，一个名为“我们需要多样的书籍” （We Need Diverse Books） 的项目就已经上线。这一项目的背景是，当时有两本儿童读物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其中描绘了来自有色人种的奴隶微笑着为自己的主人制作甜点。有非裔美国人认为，这是“将反人类的奴役包裹在糖衣之下”。
西方语境下的“敏感议题”填字拼图。文学中对“敏感议题”的处理越来越容易引来争议。／图源：《旁观者》
而在2016年，“敏感信息审查员”则成为了人们热议的对象。据《华盛顿邮报》 （The Washington Post） 报道，在2016年，作家凯拉·德雷克 （Keira Drake） 完成了《大陆》 （The Continent） 一书，但在出版前八周发现自己的作品因“种族主义”而 引来争议，有人认为该书对美洲原住民的呈现会对他们造成伤害——该书的内容在正式出版前已经流出。最终，德雷克和出版商取消了原定的出版计划并销毁了已经印刷的全部精装本。随后，他们雇佣了“敏感信息审查员”来协助修改，并将修改后的版本付诸出版。
在相当一部分作者看来，“敏感信息审查员”是对出版业缺乏多元化经验这一缺陷的修补，而与“敏感信息审查员”沟通更是一种解除刻板印象的跨文化交流。如凯拉·德雷克就表示，在与“敏感信息审查员”交流后，她才发现自己的作品中竟然充斥着“极为明显”的种族偏见，而她在过去竟对此浑然未觉。
而“敏感信息审查员”究竟能从哪些方面为作者提供建议呢？一般而言，他们提供的建议主要来自五方面：
首先，“敏感信息审查员”能指出作品中不符合少数群体经验的描述。例如，为“我们需要多样的书籍”这一项目服务的审查员多尼尔·克莱顿 （Dhonielle Clayton） 就曾回忆道，一位作者描绘了一个将参观国家公园当作爱好的黑人女孩。但她指出，在作者所描述的历史时期，黑人并不被允许参观国家公园，因而这种经历并不处在黑人的文化经验之内。
多尼尔·克莱顿，她既是作家，也是敏感信息审查员。／图源：卫报
其次，他们还会关注作品中与创伤记忆相关的内容。一方面，他们会制止对创伤记忆的美化——如前文中提到的儿童读物被认为美化了有色人种遭受奴役的记忆；另一方面，他们也会阻止作者采用一些历史上形成的侮辱性表达和意象来造成创伤记忆的再生产：例如，在奇幻小说中描写化身为野兽的黑人会令他们想起自己所属种族被拿来与“猩猩”相比较的历史，而用“图腾柱底端的人” （low man on the totem pole） 来描述地位低下者也是一种对少数族裔文化的错误挪用和调侃。
第三，一些刻板印象也是审核的对象。审查员会同时关注精神气质层面的刻板印象与外貌上的刻板印象。前者如“嗜财如命的犹太人”，而后者则包括用“红褐色皮肤”和“杏仁状眼睛”来描述美洲原住民，以及用“眯眯眼”来描述亚裔等。
第四，审查员会关注各个群体是否得到了平等对待。如许多白人作家在写作时往往不会特别说明白人角色的种族，但会指出有色人种的所属种族……诸如此类的“偏袒”和“默认”渗透在作者自身的经验之中。最后，除了上述较为微观的表述，审查员也会针对总体的叙事结构提供建议，判断其叙事是否由“白人救世主主义”等观念所支配。
总之，正如多尼尔·克莱顿所说，她的建议“涵盖了从微观的语词选择到元叙事和情节展开的广泛元素”。而她的建议也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作者的重视，如乔迪·皮科特 （Jodi Picoult） 便感谢她：“不仅帮助了我这样的作家，而且用自己的方式为文学作出了美丽的贡献。”
部分在“敏感信息审查员”影响下出版的美国儿童文学读物的书封。/图源：《纽约时报》
02
争议
“亲身经验”就拥有绝对的评判权威吗？
然而，对于“敏感信息审查员”的存在，也有相当一部分作者表示不安。如英国作家兰诺·席尔瓦 （Lionel Shriver） 表示自己“宁愿放弃写作也不愿意受到这样的审查”，苏格兰作家凯特·克兰奇 (Kate Clanchy) 也认为敏感信息审查员“试图扭曲作者的经历以适应他们自己的观点”。
而《旁观者》 （Spectator） 杂志的一篇文章则担忧“审查员”背后“亲身经验拜物教”的逻辑——作者回忆起自己和一位文学评论人的交流，这位评论人提到，他曾接触的一位编辑认为男性对女性的书写无不带有冒犯，因为他们没有作为女性的经验——仿佛亲身经验相较于其他群体的视角具有绝对的优势，没有亲身经验的作者甚至不应染指自己未能经历的领域。
毫无疑问，“敏感信息审查员”引起了相当一部分文学创作者的不安。而这种不安究竟来自何处，究竟是有所根据，还是仅仅出于一种感到作者“特权”遭到挑战的“无能狂怒”？
究其本质，“审查员”的工作在于探讨作者的描述与其自我认同之间是否出现了分歧。而在当前的语境下，由于后者常常代表了一种拥有“霸权”的优势话语，因而前者的出现有助于为“少数人的认同”争取文化权利。换言之，当分歧出现时，他们的自我认同能够成为作者自我反思的参照。
然而，对“敏感信息审查员”感到不安的作者并不会认为自己捍卫的是某种“霸权”或“可以冒犯他人的优势地位”。当他们明确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构成“冒犯”时，他们非常乐于修正自己的描述。但问题在于，“敏感信息审查员”的设置似乎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如果作者的描述和“审查员”的自我认同不符，那么应当判定是“作者的描述”造成了“冒犯”；且“审查员”的自我认同在刻画其所处群体的形象时应当占据认识论上的优势地位。
Lukacs, The Culture of People’s Democracy: Hungarian Essays on Literature, Art,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1945-1948, Brill, 2013
简言之，即便作家与审查员的意见有时可以达成一致——如凯拉·德雷克接受了审查员的建议；但以下情况也完全可能发生——作家与审查员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且作家并不认为自己的描述是不恰当的。如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中，“粉丝”往往被描述为一个遭受文化工业“操纵”的群体，他们几乎丧失了自身在文化鉴赏力和文化品位上的自主性，其狂热行为是文化工业支配的结果。但显而易见的是，相当一部分粉丝不会同意学者或作家以这样的方式描绘自己的形象。在他们的自我认同中，自己对爱豆倾注真心；但“高高在上”的学者完全不理解自身的情感投入，其批判不过是一种令人不耐的指手画脚。
同时，在刻画某一群体时，我们是否更应当相信那些具有“亲身经验”的人，并采取一种令他们“舒适”的叙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远非明朗。格奥尔格·卢卡奇曾批评文学中的“工人崇拜”——在这种文学中，工人往往被塑造为“高、大、全”的形象，作家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让工人群体感到不悦的描述。而在卢卡奇看来，这是一种“媚俗”的表现。事实上，工人的阶级意识远不成熟，相当一部分工人深受物化意识所害。对这种物化状态的揭露意味着描述工人的软弱、短视和麻木——这虽是一种“冒犯”，但也同时是一种“唤醒”。
几乎所有人都会承认，人们总是倾向于美化自己或自己所属群体的形象。事实上，弱势群体在争取自身权利时也往往采用某种“冒犯性”的做法来“刺痛”处于优位的群体，令他们注意到其自我认同中的荒谬 （如杨笠在脱口秀中的“冒犯”） 和其中自我美化的成分。如果人们认同了“亲身体验”具有认识论上的优势地位，那么这似乎意味着这种冒犯性的策略也应当由优势群体的“审查员”加以审查。
更重要的是，“审查员”的亲身经验是否真正能代表整个群体？不可否认，“审查员”的经验也受个体经历的局限，正如《旁观者》所指出的：“如果这本书是由一位女性审核的，她如何能够考虑到所有女性广泛而多样的生活经历？一个人的体验如何与所有人的集体体验相关联？”
事实上，审查员甚至有可能将其自身的经验上升为一种新的“神话”。例如，当代的非裔美国人抵制儿童读物中“微笑着为主人制作甜点”的有色人种；但如若进一步了解当时的历史，便会发现在“白人优越论”的意识形态操纵下，相当一部分有色人种也的确认可了这样的论调并主动将自身“嵌入”到“白人优越论”主导下的社会秩序之中。因此，当代的抵制似乎更像是构建一种“想象的抵抗史”，而这样的历史反而会让人忽视虚假的意识形态可能对人们的认知造成何等深重的荼毒。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以“审查员”代表“亲身经验”，又以“亲身经验”对作者做出评判，这一逻辑实际存在相当的问题。
因此，当人们对“敏感信息审查员”感到不安时，他们并不是拒绝修改那些被认为带有偏见和客观印象的表述 （如黑人与野兽的联系，对外貌的刻板描述等） ，而是担忧设置这一“工种”的底层逻辑是否蕴含了某种“亲身经验的拜物教”——这种拜物教的扩张将最终令文学创作者噤若寒蝉，并限制他们的真诚表达。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曾在1929年被英国禁止出版发行。/图源：英国《每日电讯报》。
03
完善
在“取消偏见”的同时捍卫真诚表达
那么，是否有可能在依靠“敏感信息审查员”的同时阻止对“亲身经验”的拜物教式依赖，进而在削减偏见和刻板印象的同时依然为作者的真诚表达留下充足的空间？综合来看，或许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尝试。
在当前的实践中，已经有出版方开始尝试在“审查者”和“作者”之间建立一种双向的“商谈”关系。据《卫报》报道，一位从事原住民研究，同时也作为敏感信息审查员而工作的学者黛比·里斯 （Debbie Reese） 就试图与她服务的作者“商谈”，而不是对后者加以生硬的“审查”。黛比·里斯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对话者”和“评议者”而非“审查者”——后者总是让人联想到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她并不会强制作者接受其观点，而仅仅给出“建议”和“视角”。同时，在从事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她认为自己也能重新反思自身对敏感议题的看法。
但更为重要的，或许是通过社会教育在读者中建立一种“总体性”和“历史性”的视野。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无论作者和“敏感信息审查员”如何努力，他们的视角总会带有自身经历的局限。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原则上不可能在文学作品的“生产端”造就一部“尽善尽美”，堪称处理敏感议题之典范的作品——而事实上，对“尽善尽美”的追求也是不必要的：文化实践已经向我们证明，许多伟大的作品都受限于时代而与当今的价值体系有着或多或少的龃龉，但只要人们保持总体性和历史性的视野——即将这些作品放置于他们自己的时代和社会关系中去看待，那么它们的局限完全可以被意识到甚至被“重写” （正如当前对经典作品的女性主义重写一样） ，而完全无损于它们的伟大。
换言之，“文学”本身不应当被理解为一系列封闭的文本。事实上，任何文本都允许作者和读者共同书写。如若读者能够以历史性和总体性的态度看待文本，那么来自不同读者的不断“解读”和“书写”将能有效澄清作品中的局限。因此，当“作者”与“审查员”发生分歧且无法通过商谈解决时，不妨允许作者按照自己的真诚表达来书写作品。如若读者能够以总体性和历史性的眼光来对作品加以看待，那么即便作者的立场最终被证明是片面的，这种片面性也不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偏见”和“刻板印象”的再生产与弥散。
当然，放弃对“尽善尽美”的要求并不意味着文学不需要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在这个意义上，“审查员”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仍有必要。在《旁观者》的文章中，尽管作者对“敏感信息审查员”提出了一系列质疑，但他同样承认审查员的贡献：“不可否认，在儿童文学等领域，敏感信息审查员的角色非常重要，他们能够确保可被我们识别的种族主义叙事和刻板印象不会在后代的无意识中再生。”
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Verso, 2006
因此，有必要将无限制的审查和最低限度的道德区分开来。以后者为基准，敏感信息审查员的工作完全有可能在不损害作者之真诚表达的前提下为净化舆论环境作出贡献。
最后，对文化生产领域的“霸权”加以颠覆或许比单纯聘请“敏感信息审查员”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指出的，“敏感信息审查员”的出现本就是为了弥补出版领域白人、男性占据优势的局面。通过确立“商谈理性”，“总体性视角”和“最低限度的道德”，“敏感信息审查员”可以成为一种有限度的干预和引导，确保人们不至于成为生活在现代的“古代人”——而这样的干预和引导仍可以与文学领域的开放和作者的真诚表达并存。 而当下，也有报刊指出“敏感信息审查员”的收入偏低，且得不到稳定的合同作为工作保障，许多从业者仍然处在“零工经济”的状态之下。 因此，提升少数群体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地位仍然需要从更加现实的步骤开始。
参考文献：
[1]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8/apr/27/vetting-for-stereotypes-meet-publishings-sensitivity-readers
[2]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2/mar/08/stop-moaning-sensitivity-readers-diversity-publishing
[3]chttps://www.spectator.co.uk/article/the-rise-of-the-sensitivity-reader
[4]https://www.vulture.com/2018/01/sensitivity-readers-what-the-job-is-really-like.html
[5]https://rachellegardner.com/should-you-use-sensitivity-readers/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封面图来自电影《华氏451度》。撰文：谢廷玉；编辑：李永博；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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