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晨的长篇新著《老实街》（作家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自问世以来引发关注。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老实街》是“当代的《果园城记》”。这一发现使人眼前一亮，因为它确实捕捉到了《老实街》的艺术特色与文学定位。但同时这一评价又使人有意犹未尽之感，因为这两部作品之间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而这些差异正是它们自身艺术个性的反映。
《老实街》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作者对济南这座城市的历史、掌故、传奇、街巷人物、岁月变迁非常熟悉，娓娓道来，还极其自然地将这些内容与故事情节、人物命运穿插结合在一起。在阅读的过程中，济南的前世今生、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和独有的精神气质，逐渐被读者了然于心。从这个角度来看，师陀《果园城记》的地域文化色彩并不那么突出。除了在天高云淡、物是人非的舒缓叙述中，读者能够隐隐地感受到故事的发生地应该不是南方，很少有人会从作品中看出来“果园城”的原型是河南偃师。《果园城记》对地方风物的描写更具有普遍性，这与师陀的写作理念是一致的。他在写这部作品时就决定“要使这座小城成为北方一切小城的代表”。在地域文化的书写上，特殊性或者普遍性并没有高下之分，只与作者的叙事策略相关。
而且，两部小说的叙述者完全不同。《老实街》的开篇第一句话是：“我们这些老实街的孩子，如今都已风流云散。”从这时起“我们”作为叙述者就开始引领全文，以所见、所知和所感告诉读者发生的一切。“我们”是老实街的孩子，但从善良热心又知进退、懂分寸的举止来看，“我们”不是稚子顽童，而是心思晶莹剔透又聪明懂事的“小大人”，小说中也用过这个词来评价。“我们”作为叙述者轻盈澄静，具有孩子的机敏和灵动之气，有时还有属于孩子的那份难掩的小小得意。《果园城记》的叙述者是“我”，这是一个经历过世事沧桑的中年人，小城岁月里的世事悲欢带给他无尽的忧伤。叙述者的心情和笔调都是抑郁的，全书也就始终弥漫着怅惘甚至凄凉。这种叙述者的明显不同，不仅发生在《老实街》和《果园城记》之间，而且普遍地存在于现当代小说之间。现代小说中的叙述者往往是孤独沉郁的，含着心灵的苦闷与焦灼，寻觅着希望、光明和新生。这些小说中的叙述者带有浓郁的知识分子气息，形成了特殊的抒情气质。而当代小说的叙述者普遍来说则要明朗得多，态度和心情简单通透。更不必说当代小说中有些叙述者的欢蹦乱跳、插科打诨或者嬉笑怒骂。形成这些差别的原因，除了社会和文化语境的不同，也和现当代作家的身份密切相关。现代作家的知识分子气质更重，而当代作家离五彩斑斓的现实生活更近，也更有烟火气，精神上更自由跳跃。《老实街》有深厚的文化功底，用词讲究，注重意境营造，颇得传统文化的神韵，但小说中的叙述者则具有当代文学的特征。
《老实街》和《果园城记》的第三点区别，在于小说中的人物塑造，特别是女性形象的塑造。《果园城记》中的那些女性，虽然个性不同，但命运却是相似的。她们仿佛做不了自己的主，其生命芳华不是被岁月磨尽，便是被变故所摧残，只留下一曲曲悲歌。但是《老实街》中的两位女性却是生命飞扬的。编竹匠的女儿鹅容貌美丽，气质优雅，堪称老实街上的女神。她在选择伴侣时不在乎金钱、权势，只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她大大方方把自己的私生子抚养成人，当孩子被流言蜚语所困扰询问亲生父亲是谁时，她牵着他的手，一个一个去向和她有传言的男人喊爹。这种气魄真非寻常女子所有。《老实街》里另一个使人印象深刻的女性是朱小葵。她是一名优秀的记者，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社会匡扶正义，是一位让人敬佩的现代女性。这样两个人物在《果园城记》中是不可想象的，而这样的女性也使《老实街》在故土挽歌中回旋着清越高亢的不屈之气。《果园城记》则整体散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悲凉。
以上从三方面简略辨析了《老实街》和《果园城记》的区别，二者的不同之处还有不少。总之，将《老实街》称为“当代的《果园城记》”可能还需要商榷，正如倘若人们将莫言称为“中国的福克纳”一样，都是不甚准确的。独创性是文艺创作的生命，从来都是艺术家得以存在并引以为傲的理由之一。
（作者：张晓峰，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独创性是弗莱迪大战杰森 文艺创作的生命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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