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写在更高效、更及时、更博人眼球、更光怪陆离的介质上时，不要忘了一张白纸承载的写作分量，不要忘了文学和生命息息相关。
“网红”诗人余秀华的首部散文集《无端欢喜》前不久问世并且引发关注。事实上，自2014年年末突然走红起，余秀华一直没有淡出过大众视线。一边是读者、媒体、诗歌界褒贬不一热议不断，一边是《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等诗集接二连三出版，据说余秀华是近20年来除海子以外中国诗集销量最高的诗人。在文学很难再有轰动效应的时代，她是屈指可数的文学热点，而《无端欢喜》的出版让我们看到，在作为热点、作为事件过去之后，余秀华这个名字并没有随风而逝。
和她诗歌有时是滚烫的抒情有时又是戏谑的反抒情一样，《无端欢喜》中的40余篇散文也很有性格：她写“成名”后既光鲜又苦恼的个人生活，写新农村建设中就在眼皮底下变化着的乡村，写完落落寡合的人情又去写飞扬跋扈的爱意，趣时“破罐子破摔，输得惟妙惟肖”，痛时“我身体里住着孔乙己”——身体的残疾逼迫着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都不得不作出改变……思想高处的与生活内里的，世象观察的与个人情绪的，温情的与生猛的，严肃的与粗俗的，这种忽上忽下、面貌参差不齐、质量高低有差的作品集，会让读者像她的诗名说得那样“摇摇晃晃”地看下去。
“摇摇晃晃”也正是余秀华及其文学的存在方式。她是文学的，但又不是那么的文学，她是成千上万非职业写作者的代表，只不过她身上的反差更鲜明更巨大：脑瘫患者、农村妇女、40年没离开过乡土，一出手却是抒情、想象、戏谑、反讽，行文无拘无束，语言放荡不羁。余秀华说：“我有三种身份：女人、农民、诗人，但你若读我诗时，忘了我所有的身份，我会尊重你。”的确，忘掉她的身份，抹掉她身上残障的标签、农妇的标签，单单看她的作品，仍然算是一个有天分的优秀诗人；但这些标签背后复杂的生命经历，在她的写作中始终在场，也让她的诗歌醒目、独特、有质感、有重量。“日常生活，惊心动魄”，她把这来自日常生活的“惊动”写出来，所以能“惊动”更多的普通读者，哪怕有时候有金句无佳篇，有时候为图畅快缺乏锤炼，有时候难免踉踉跄跄经不起推敲。
而余秀华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唯一一个，有多少王秀华、李秀华、张秀华正在不同的角落里写作？余秀华在那个叫横店的村庄里割草、喂兔子时，有人在手术台上执手术刀，有人在敲击键盘编写冰冷的代码，有人在机器轰鸣的车间计件作业，但当他们卸下日常生活的重担，开始写作，召唤出的却是同一种文学的真。他们是文学创作活力最朴素的来源。
“我们在洁白的纸上写的字”（《无端欢喜》中的一个篇名），这里不是敬惜字纸的古典式虔诚，而是任何人需要一个抒发空间时很自然的举动，不是面向“高大上”的文学经典，不是面向翘首以盼的读者群，不是面向出版发行、面向出名盈利，而是面向一张洁白的纸，写下最深处的惊心动魄。这些字既醒目，也可能歪歪扭扭，像余秀华因为身体的原因，写作时不得不左手压住右腕，如同犁地似的一道道翻出疙瘩坷垃，让人见了再难忘记。我们写在更高效、更及时、更博人眼球、更光怪陆离的介质上时，不要忘了一张白纸承载的写作分量，不要忘了文学和生命息息相关。
正如在网络上最早发现余秀华的《诗刊》编辑所说，余秀华走红，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我们的纸笔在进步，我们的发表渠道在进步，我们的语言和思想在解放，我们的写作人口在成百倍地增加，另外，还有全世界经典作品的技巧和经验供我们借鉴与运用，且这片大地上从未缺少过天才。”这是一个文学杂花生树的时代。专业写作与非专业写作的界限正在模糊，在不那么文学的地方、不那么文学的人身上，文学正“摇摇晃晃”地被创造着。余秀华的走红其实是以非常特殊的个例，把新诗写作的变化、把当代文学写作的变化反映了出来。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随着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日益强烈，随着当代汉语日渐成熟，这种变化还将更加剧烈。
当然，在洁白的纸上写下的未必就是好的文学，非职业写作、与个人生活太过近身的写作有它的局限性。自我重复、缺乏节制，沉溺于小格局之中，这是余秀华们需要警惕的陷阱。一方面人人都是写作者，另一方面真正好的文学有其专业尺度，一方面文学需要去功利化、需要回到生命的源头活水，另一方面文学要往上长、要突破既往经典从而日臻完美，类似这样的矛盾还会一再制造文学事件和文学热点，余秀华的走红是对类似问题的一次激活。诗人走红之后，有更长的路要走，文学打开以后，有更艰巨的命题要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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