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在日本文坛上曾出现过几位属于最年轻一代的作家，他们就像闪烁着光辉的几颗明星，惹人注目。其中最耀眼的一颗也许就是大江健三郎。1957年正在求学中的大江给《东京大学新闻》投稿的小说《奇妙的工作》，因风格新颖，入选为获奖作品。这部小说，由于著名评论家平野谦在《每日新闻》的《文艺时评》专栏上撰文赞扬，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和重视。翌年——1958年，大江更以小说《饲育》获得芥川文学奖，从此登上日本文坛，声名鹊起。
初见
我最早与大江健三郎见面，是在1960年6月。那一年，日本全国掀起了反对岸信介内阁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群众斗争。迅速蔓延日本列岛的这一群众运动，此起彼伏，声势浩大，一浪高过一浪。就在这一斗争的高潮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派出以野间宏为首的日本作家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作为后起之秀参团来华的，有大江健三郎和开高健。陈毅副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代表团时，我担任了翻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江。
我记忆中的大江健三郎戴了一副黑框眼镜，好像是一位大学生。我知道他生于1935年，曾在东京大学法文系读书，在大学学习时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他早期的作品就已接触到日本的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积极倾向。在《饲育》之后，他连续写了几部长篇小说。大江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对于日美安全条约、原子弹氢弹以及要求美国归还冲绳等日本当时面临的政治、社会等热点，也颇为关心。他还就这些问题经常发表文章。像许多人一样，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文字时有一种感觉：风格特异，遣词别致，读起来不免有佶屈聱牙之感。
结缘
1981年9月15日上午，我正在外文出版局办公，意外地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文洁若同志打来的电话。她说：“你先前翻译的大江健三郎的小说《突然变哑》现已出版，收录在外国文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日本当代小说选》里。《小说选》分上、下两册，我马上给你寄去。”
放下电话，我感到有些茫然。许多年前翻译大江健三郎小说之事，早已在我脑海中淡漠了。经她这一提醒，我才想起大约在20年前——确切的日期已不记得，可能是1962年或1963年，我确实曾应约翻译过大江健三郎的短篇小说《突然变哑》。记得那时我住在外文局院内西侧筒子楼宿舍二层，一间不大的屋子里。每天下班回家后，躲在那间小屋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翻译。星期天也不休息，争取尽快译出。稿子译好后，第一时间寄给了出版社。那时，出书的周期很长，因此，没有期望会很快出书。后来从1964年秋天起，我去东京做常驻记者。时间一久，也就不再去想这件事了。就这样，过了两三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此类外国小说都包括在被横扫之列。不用说，我那篇译稿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了。
我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日本当代小说选》上、下两册，心想前后经历了近20年的漫长岁月，终于使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与其他日本作家的作品一道在中国面世，这真是不容易啊！我拿着书，心生无限感慨：一部翻译作品经过20年的曲折后才出版，不能不说是“咄咄怪事”；但不管怎样，它能与中国读者见面，终究令人感到兴奋。
《突然变哑》是大江健三郎1958年的作品。这篇小说，我读原文后丝毫没有佶屈聱牙之感，反而感到文字流畅，好懂。这篇小说是以反对美军占领日本为题材的，我感到这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
在战后初期，大江健三郎竟然敢于通过他的作品直接抨击美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他刻画了一个依仗美国占领军的势力、狐假虎威骑在本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日本翻译官的丑恶嘴脸，最后以群众团结起来处死这个翻译官作为小说的结局。应当说小说的主题十分敏感，在当时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后来，我听一位日本读者发表感想说，作者大江通过这样一个曲折的故事，是想说明“日本人民讨厌事事都唯美国是从。那部作品的主题十分明确和突出：日本不能一味追随美国，应当独立自主”。
如今，中国已加入《伯尔尼公约》，因此翻译外国作品时均按国际惯例，要事前征得原作者的许可，并要支付一定版税。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翻译外国作品，极少与原作者打招呼。自然，那次我受出版社之托翻译《突然变哑》的事，大江本人是完全不知情的。1984年11月，王兆国同志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派出的以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大江健三郎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宴会时，他的席位被安排在我的右首。席间，我们谈起了他的小说《突然变哑》。我向他诚挚致歉，表示未经作者许可就进行了翻译，实在是不好意思。大江听后不仅没有介意，反而说，他先前访问美国时曾看到《突然变哑》的中文译本，令他兴奋不已。我告诉他，此事我全然不知晓，且那个版本是否就是我翻译的，也很难说。尽管如此，大江还是像他乡遇故交似的，满心欢喜。那一天，在同桌陪客的日本驻华使馆政务参赞阿南惟茂先生（后出任大使），对《突然变哑》有中文译本这件事，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暧昧的日本之我”
时间又过去十年，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2月7日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文学院领奖时发表了那篇题为《暧昧的日本之我》的著名讲演。这一题目，显然是有意模仿川端康成1968年在同一讲台演讲的题目《美丽的日本之我》，他“反其意而用之”，把“美丽”改为“暧昧”，委婉地对川端康成的讲演内容提出了异议。
大江在讲演中说：“第一个站在这里的日语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发表过题为《美丽的日本之我》的讲演。这一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川端或许有意地选择那种‘暧昧性’，这一点，在他讲演的标题中预先就给人们做了提示。川端的意图，通过日语的‘美丽的日本之我’中的‘之’这个助词所发挥的功能，体现了出来。”“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标题首先意味着‘我’从属于‘美丽的日本’，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他在提示：把‘我’与‘美丽的日本’置于同等的位置。”“通过这一标题，川端表现了独特的神秘主义。”大江举例指出，川端在演说中引用了中世纪禅僧的和歌来阐述自己的理念，但那禅僧的和歌“主张通过语言是不可能表现真理的，因为语言是封闭的”。一句话，暧昧的语言，使人们不知所云。川端的讲演要求人们只能“放弃自我，参与到封闭的语言中去，非此不能理解或产生共鸣”。
然而，大江健三郎的讲演却与川端康成截然不同，他冷静地回顾和思索严酷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意识。他把目光转向真实的历史和现实，以毫不暧昧的语言指出：“暧昧的进程”使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日本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社会和文化方面，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现在这样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人来回顾往事”，是无法和川端康成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之我”的。
大江还认为，因为自己现在生活在并非由于文学和哲学的原因，而是由于电子工业或汽车生产技术的原因被世界认知其力量的日本文明之中，而且，在不很遥远的过去，日本那种破坏性的狂信，曾践踏过国内和周边国家人民的理智。作为一个拥有这样历史的国家的公民，他认为只能去谈论与川端的“暧昧”不同的那种“暧昧的日本之我”。大江还语重心长地强调指出：自从日本在上次大战中战败以后，“日本和日本人在极其悲惨和痛苦的境况中又重新出发了。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也是新生日本人的根本的道德观念”。大江进一步指出：“日本为了重新出发而制定的宪法，其核心就是发誓放弃战争，这是很有必要的。作为走向新生的道德观念，日本人痛定思痛，选择了放弃战争的原则。”这就是大江健三郎对川端演说的解读和他所持的与川端康成不同的鲜明立场。
说到“暧昧”，大江在讲演中还指出：“据我观察，持续了长达120年的近代化过程的日本，如今，从根本上说已被撕裂成暧昧的两极。”“能把国家和人都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性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和日本人身上表现了出来。日本的近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学习。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同时还坚定地一直守护着传统文化。这种暧昧的进程，使它本身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本来应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日本现代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从而遗留下阴暗的一面。在亚洲，日本不仅在政治方面，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也陷于孤立的境地。”
大江健三郎的上面这些话，是积极的、正面的。我认为，尽管他的讲演题目是《暧昧的日本之我》，但至少在以下三点态度极为鲜明：
一、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曾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痛苦。
二、日本新宪法的核心是放弃战争，这对日本来说是必要的，应予以坚持。
三、今后，日本应坚持和平，决不应再走侵略道路。
我们注意到，大江把日本过去侵略亚洲的原因，归结为日本一百多年来近代化的暧昧进程，即一面向西欧学习，一面固守传统文化这一走向两个极端的暧昧进程。当然，我们可以视为这是大江本人的一种看法。众所周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那场侵略战争，无疑是有它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背景的。
说到这里，我感到难能可贵的是大江健三郎以他鲜明的态度阐述了上述正义主张。大江的这些思想贯穿在他一生的活动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大江面对日本有人妄图修改和平宪法，特别是修改宪法中阐明放弃和否定战争手段的第九条，把日本逐步拖入战争深渊这一严峻形势，能以一个无畏的斗士的姿态，勇敢地站在保卫日本和平宪法，特别是宪法第九条斗争的第一线，进行着不懈努力的原因。应当说，从当年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到如今的保卫日本和平宪法，从争取亚洲和平到主张中日友好，大江健三郎的思想倾向与脉络，可以说一以贯之，矢志不移，真是可敬可佩！
然而，最令我感到敬佩的是大江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曾拒绝接受日本政府要颁发给他的文化勋章。这表现了他的气节与骨气。文化勋章是由日本天皇向在文化科学领域中作出特殊贡献的人颁发的体现国家荣誉的最高奖。记得，那是在1994年10月大江健三郎继川端康成之后被宣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日本政府慌了手脚，连夜开会决定要把文化勋章授予他。岂料大江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在报上撰文，明确表示拒绝接受。此举在日本历史上极为罕见。由此可见，大江思想的一贯性和他的硬骨头精神。
“健”
写到这里，再回过头来说说我自己。在我同大江健三郎的接触中一直感到愧疚的是：虽然我与大江相识半个多世纪，但与他谋面的机会却极少、极少。想来，1961年春在东京举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时，我作为随团的一名译员在会上曾与他见过几次。后来，我在日本做常驻记者虽然长达15年之久，但其间恰好赶上“文革”，很多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当然，主动会见作家之类的活动，也只能免谈了。
尽管如此，大江健三郎却十分重感情，重友谊，他一直记着我这个当年的小小翻译人员。2006年春，我用日文写了一本书——《日本语与中国语》，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谈论日语与汉语的异同和逸闻趣事。出版单位讲谈社的编辑要我恳求大江健三郎写几句“推荐的话”，以便印在腰封上。我鼓足勇气给大江写了一封长信，请求他能满足出版社的这一要求。说老实话，信发出后，我一直悬着一颗心，不知他能否答应这一非分的请求。有一天，我忽然接到讲谈社负责编辑的信，说大江寄来了“推荐的话”。我喜出望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腰封上的“推荐语”是这样写的：
大江健三郎氏推荐！
刘德有先生是我年轻时就认识的一位中国出色的知识人。
从古典到现代，围绕着日中两种语言所展开的论述，引人入胜。
基于他在政治活动的现场积累的经验，书中提出了切实的建言。
对他，我由衷地表示敬爱。
《推荐语》中充满了溢美之词，令我汗颜，我深感受之有愧。
就在这一年的9月，大江健三郎应邀来北京讲演。为了当面向他表示对撰写“推荐语”的谢意，我专程到讲演会场——长富宫饭店，并把老妻事前画的一幅国画装裱好，作为礼物带去。在休息室等了片刻，大江便匆匆地走了进来，他热情地与我握手，并说收到了我给他写的感谢信。落座后，大江说：你写的那本《日本语与中国语》很受读者欢迎，博得一致好评。他又说：我本人对新词语很感兴趣。我从你那本书看到中国的词语和语法的一些变化，因此我建议你再写一本续集，谈谈自清朝以来，经过鲁迅的时代，一直到现代中国，中国语词语和语法的演变情况。听了大江的一番话，我理解这是他对我的鼓励，要我在研究中日文化语言比较方面继续努力。我对他的好意由衷地表示感谢。
会见时，我把赠送给他的礼物——画轴展开，上面画有两只小鸡在嬉戏。大江高兴地指着画中的小鸡说：“我有两个小孙子，家中的气氛就像这幅画中的小鸡一样”。这时，我感到他那两个活泼天真可爱的小孙子仿佛出现在他眼前。他眯缝着双眼，沉浸在幸福之中。顿时，一种感觉油然而生：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作家，如今已是一位慈祥的老爷爷了！
一周后，我惊喜地收到大江健三郎托人带来的“封笔”大作——《别了，我的书》的中文译本（许金龙译）。打开扉页，上面用钢笔工整地写着：
刘德有先生
我期待着先生出版一部新的研究中国语的既能引人入胜，又具学术性的续篇。我怀着多年来对您的敬爱，并为刘夫人的绘画感到喜悦。
二〇〇六秋北京
大江健三郎（印）
短短几句话，满怀对中国普通人的美好感情和对我的殷切期望。
从扉页上书写的那几句亲切寄语，我发现大江健三郎对印章情有独钟。听说他来中国访问时，每每随身携带几方图章。这次在扉页寄语的落款上他盖的是一枚方形小章，上面只刻了一个篆字——“健”。
（作者：刘德有，系原文化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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