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如何在“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与保持合理增长速度”间找到“黄金平衡点”是摆在新一届政府面前的新的重大挑战。未来中国需要以“降低结构失衡，提高要素效率”为核心目标，创新宏观管理思路，优化中长期供给能力，真正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如何看待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走势？
1.2013与2012年经济趋势特征较为相似。
2013年与2012年经济运行均是在经历了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 “稳增长”并企稳回升。具体而言，2012年经济低谷是在第三季度，此后在四季度随政策刺激逐步显效，GDP反弹至7.8%。2013年则是经历了上半年经济逐季走弱， 6月份“钱荒”，以及确定经济增速“合理区间”，防止滑出“下限”之后，国家随即推出一系列“微刺激”的政策组合稳定市场预期，三季度GDP企稳回升反弹至7.8%，创下六个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
2.2013年中国经济回升受制于内外多重因素。
然而，中国宏观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内在增长动力不足，国际国内多重因素制约着经济回升的高度。
第一，经济回升驱动力主要是政府投资驱动为主。前三季度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是55.8%，较上年同期提高5.3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4.3个百分点。但问题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成份过大。与制造业投资不同，高速的基础设施投资并不可持续，新的强劲增长动力尚待形成，经济运行呈现脉冲式的小幅和反复波动特征。
第二，产能周期制约着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目前中国正在消化2010-2011年大规模投资释放的产能，且房地产、地方投融资平台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持续存在。与此同时，过剩行业的投资仍在增长，新的中低端产能继续积累，不能指望在未消化完过剩产能的前提下开启新一轮产能周期。
第三，发达经济体复苏给中国增长前景带来压力。2010年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率先启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去杠杆化和再工业化等结构性调整效果初显。同时发达国家加快制定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贸易保护主义形势依然严峻。发达经济体延续低利率和扩张性货币政策，而随着美联储可能在明年启动量化宽松退出步伐，跨境资金“大进大出”将加大中国经济压力。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期的“三个悖论”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并出现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三个相互矛盾和背离的现象(我们称其为 “三个悖论”)，使得多重调控目标间存在着政策冲突。
1。发达国家复苏与中国外需增长出现背离。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经济复苏依然比较缓慢，美国经济开始显露出由 “弱势低速增长”实现向“增长趋势上行”转变的新迹象。美国经济复苏的实现有别于危机前的增长逻辑——“产能与供给复苏、进口替代”。美国引领全球制造业变革，以页岩气、新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产业化和以汽车为代表的耐用品制造业复兴是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消费和资本品的自主生产率明显上升。
2010年以来，随着中国国内要素成本上涨以及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中国商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开始下降，2011年至2013 年1-6 月份，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占比累计下降2个百分点，其中纺织服装、鞋、箱包等商品的市场份额累计下降4.8个百分点，家具下降3.5个百分点。2011-2012年，美国从更具技术水平的德国和日本、更具成本优势的南亚进口增速均高于从中国进口的增速，中美贸易“脱钩”迹象开始显现。
中美之间贸易脱钩进程的加快也同样发生在中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上半年，中国产品出口到传统发达市场占比从去年的40%左右下降至37.6%，预示发达国家此轮经济复苏和需求回升对中国出口拉动力相比过去几年可能明显减弱，中国依靠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利用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益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产业升级模式面临新挑战。
2。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投资边际产出出现背离。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投资产出弹性(当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DP增加值)逐年下降，已由2002年的4.1降至2008年和2012年的3.2和1.8，单位投资所带来的单位GDP增量下滑，资金周转大幅度放缓增加了融资需求，但现金流创造能力却大幅度下降，实现经济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需要大量资本。
此外，债务弹性系数(总债务增量/GDP 增量)自2009年之后明显抬升。2012年债务弹性系数是3.2，这意味着每增加1个单位的GDP需要3.2个单位的债务扩张，而2004-2008年该弹性系数仅在1左右波动，2013年债务弹性系数还将处于高位。随着经济下行的压力，实体部门利润增速下滑，偿债能力下降导致企业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率风险加大。
3。社会融资增速与经济增速出现背离。
近几年，以实际产出衡量，货币信贷的产出效率出现大幅下降，社会融资(信贷)增速与实体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背离：
其一，金融对实体部门产生“挤出效应”。金融部门制造业利润鸿沟不断扩大，2012年中国五大商业银行(工农中建交)营业收入占中国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比重超过60%，利润占到35%；而268家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占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比重为41%，利润仅占20%左右。此外，2013年以来，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以及金融属性的凸显，使其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收益进一步拉大。
其二，货币金融产出效率下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货币-经济产出效率由2008年的0.63下降至2012年的0.51，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近20%。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反映了一定量的货币供给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下降，即货币扩张对经济产出效果和效率的下降。
其三，“金融错配”推升融资利率水平。今年二季度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与房地产贷款之和占全部贷款的比重近35%，占居民消费类和非金融企业中长期贷款的2/3，随着央行收紧货币，银行体系资金面维持偏紧状态，尽管目前银行间7天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已从6月份“钱荒”时的7%左右的异常高位回落，但仍处于4%的历史高位，制造业微利难以覆盖资金成本，如果长期资金利率居高不下势必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
把握经济“黄金平衡点” 创新宏观管理思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整体改革方案将带来影响中国十年的全局性改革。但我们认为，除了深化改革之外，新阶段需要创新经济治理框架，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推动中国经济战略转型升级。
1。以“价值链战略”为核心塑造中国竞争新优势。
未来十年全球竞争将是价值链的竞争，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浪潮，中国须以“价值链战略”为导向，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工贸易的方式结构，加快构建国内价值链。建议研究制定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发展和延长国内价值链，并鼓励国内企业向低产业梯度国家转移。在最大限度促进零部件进口技术溢出的基础上引导国内企业加强零部件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本土企业的零部件生产质量和工艺，走出核心零部件过分依赖国外的困境。加快加工贸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步伐，防止东部地区对产业水平更低的中西部地区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
2。大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增强宏观投资效率。
未来五年，中国需以大力提高中国投资效率为中心，着手以下改革：一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取消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二是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为企业投资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通过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直接融资方式提高全社会融资效率。三是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的重要推动作用。通过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鼓励官产学研金共建创新联盟，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设备投资改造。四是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深入贯彻落实“新非公36条”，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促进民间投资更多进入社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提高社会资金配置效率。
3。以金融转型为突破口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未来几年在货币当局保持货币政策中性，并立足于“控制增量，优化存量”的大背景下，金融改革的战略取向和路径应当围绕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展开：一是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步形成使实际利率与汇率提高到能够真实反映资本和外汇稀缺程度即供求均衡的水平，加快形成中国市场基础利率体系；二是以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直接融资市场体系和多元金融工具加速推进中国的重工业化进程，同时为高新科技企业、创新型企业、战略新兴产业、城镇化提供金融体系支持；三是放松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限制，鼓励民间资本入股金融机构和参与金融机构兼并重组，培育中小或小微银行信贷体系，推进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防止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资源的过度挤占。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DF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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