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对本刊记者连用了两个“倒退”来形容日本的最新减排目标：“这不仅是日本对《京都议定书》做出的倒退行为，也是日本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做出的倒退行为，我难以用语言表达我的失望”
“这次谈判在一个足球场里举办，但和足球赛不同的是，参会方并不是球赛双方的你输我赢，我们需要各国妥协共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 ·菲格雷斯女士在华沙气候大会开幕式上讲了这番话。此后两周的旷日持久的谈判证明，她的担心显然是有道理的。
大会最具爆炸性的“重磅炸弹”，是第一周由日本政府扔下的---他们宣布了调整后的减排目标，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比2005年下降3.8%，这相当于比1990年上升了3.1%，而此前日本承诺的是到2020年比1990年下降25%。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对本刊记者连用了两个“倒退”来形容日本的这一决定：“这不仅是日本对《京都议定书》做出的倒退行为，也是日本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做出的倒退行为，我难以用语言表达我的失望。”
“日本的最新目标太离谱了”
日本的“倒退”，不但引来了中国方面的深深失望，也被与会各国代表严厉批评。
国际环保组织向日本颁发了象征阻碍全球气候努力的“化石奖”。欧盟代表团发表声明称，欧盟及其28个成员国对于日本大幅下调减排目标感到失望，希望日本考虑最新目标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日本对于全球减排行动的贡献，并表示在即将举行的欧日峰会上继续探讨此事。
涵盖了850个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全球气候行动网络组织”负责人沃尔·哈麦丹告诉本刊记者：“日本的最新目标太离谱了，相当于朝那些受到全球变暖不利影响的国家扇了一耳光。”
日本代表团在就此事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上辩解说，这一目标是基于福岛核事故后日本丧失核能的最新事实制订的，经济复苏后日本还可能对目标作出必要调整，并说日本愿意继续履行发达国家到2050年减排80%的既定目标。他们试图以另一份名叫《气候战略》的文件转移在场各国记者的注意力，其中特别强调了日本重视低碳科技的创新和应用，但收效甚微。
2009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前，日本1/4的供电都依靠核能，如今国内核电站相继关闭，日本被迫启动火力发电站，温室气体排放因此明显增加。但不少气候智库认为，即使日本不能继续依赖核能，依旧有能力实现到2020年相比2005年排放下降17%左右的目标。
2009年日本宣布25%的减排目标时，一度赢得国际赞誉。1997年，迄今为止唯一对发达国家减排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也恰恰是在日本京都召开的气候大会上达成。如今日本却要公开弃之不顾，引发了国际社会“小伙伴们”的强烈不满。
日本也曾是《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参与方，但拒绝加入从2013年至2020年的第二承诺期。苏伟对本刊记者强调说，日本虽然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但依旧应当履行其在第一承诺期作出的承诺并继续落实减排目标。
号称“我在乎”，实情是“谁在乎”
本届气候大会的官方口号是“我在乎”，然而亲历大会的人更切身的感受却是，很多与会代表都一副“谁在乎”的架势，上演了各种让人瞠目结舌的“戏码”。
大会前夕，菲律宾中部遭受超强台风“海燕”袭击，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开幕第一天，菲律宾谈判团一名代表在发言时突然痛哭流涕，提出他将在会议期间自愿禁食，直到大会达成有效成果为止。
今年被认为是全球气候谈判大进程中的“小年”，而本届大会也是“过渡性”会议。在期望值本就不高的情况下，东道主波兰还一再上演了自毁形象的戏码。在主办气候大会的同时，一场高级别的煤炭行业大会竟然也同时在华沙召开。“煤炭门”被各方诟病，不仅被多家环保组织指责为“别有用心”，还让波兰成为了“化石奖”的另一位得主。
大会后半程，波兰政府竟然在20日突然宣布部分改组，作为本届大会主席的波兰环境部长科罗莱茨被就地免职。尽管他仍继续担任大会主席至会议结束，但这种情况在联合国气候大会历史上可谓闻所未闻。
仅派出一名大使而非部长来参会的澳大利亚 ，从多个方面表现出对大会的“鄙视”。据某知名环保问题非政府组织的新闻官介绍，澳大利亚一些谈判代表身着便装来参会，并在会上吃零食，甚至有代表要求每天尽早结束谈判，因为“谈判太晚会影响身体健康”。
数百名以观察员和顾问身份出席此次大会的来自“绿色和平组织”等6家非政府组织的环保人士，当地时间21日下午愤然提前离场，宣布不再参加本次大会。这一举动让大会陷入更深的尴尬。在此之前，77国集团也直接离场以抗议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事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计的高级别大会，种种表现却显得如此不够 “高端大气上档次”，其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在减排上行动力不足，过于计较代价，最终导致各方缺乏一种谋求“共赢”的姿态。种种计算和算计之下，想要让人真正地“在乎”，谈何容易。
差距是“发达国家的不作为造成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大会召开前夕发布了最新的“年度排放差距报告”，其中指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已超过2020年的目标，如果各国不采取进一步的减排行动，全球变暖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破坏的风险会显著增加。
“这一差距并非是发展中国家的不作为造成的，而是发达国家的不作为造成的。有研究显示，倘若发达国家能够实现到2020年相比1990年排放量减少40%，这样的排放差距就不可能存在。”苏伟说。
他说，欧盟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是20%，但欧盟环境机构监测显示到去年底已经完成18%的减排目标，预计欧盟必将超额完成任务，可见当初制定的并非是雄心勃勃的目标，而是“毫无雄心的目标”。
他在大会上代表中国、印度 、巴西和南非四国发言时说：“发达国家应该首先主动承担起历史排放责任，尽快落实对发展中国家作出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承诺。”
根据之前的决议，发达国家应在2010至2012年出资300亿美元作为绿色气候基金的快速启动资金，并在2013年至2020年间每年出资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但目前许多资金尚未真正到位。
他对记者强调，计划于2015年签署的全球气候新协议必须考虑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积累，发达国家应当继续承担其历史排放责任。
他说，当前气候变化主要与过去两百年来的历史排放积累有关，而大部分历史排放积累来自发达国家，因为温室气体非常“长寿”，有些甚至可以超过两百年。而中国排放总量大，但人均小，中国排放现量多，但历史排放少，两者均远远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具体到中国，目前中国的减排目标是到2020年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量相比2005年降低40%~45%，并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5%左右。苏伟强调的是，中国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排放总量还将适当增长，但中国正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将排放增长幅度逐渐减缓。
这位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中国气候谈判最高级别官员之一在他的微信里意味深长地用英文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不承担，谁来承担？现在不努力，更待何时？此处不奋斗，更待何处？”
(责任编辑：DF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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