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历的狂热，使得博士硕士报考人数连年暴涨，门槛也一路抬高。眼下，却有部分博士生主动放弃学业，他们聚集在网络小组彼此取暖，其中一个群组成员就超过26000人。在追逐学历的大潮中，他们是逆行者。
博士生退学
“您确定要退学吗？”
高原望着电脑屏幕上弹出的红色字框，迟疑了一下，脑中挤满了过去半年的所有考虑：专业、学历、找工作。最终，他点击了灰色的“确定”键，结束了长期困扰他的难题。
走完线上退学流程后，他归还了学校分发的电脑，给导师发了一封表示感谢的邮件。那是2017年的春天，高原按下了求学生涯的暂停键，当时距离他读博入学不过才六个月时间。
高原博士就读于大湾区一所大学，专业是生物医学工程。入学前他得知导师擅长的是交叉学科的研究，对专业背景要求不高，因此对接下来的学习并未过多忧虑。没料到，博士专业细分后，跨度超出预期，每天都在钻研微观尺度的生物学实验，令高原感到很难适应。此前他并没有生物学专业的基础，很多对该领域的学生来说是常识性的知识，他却需要重新学。
这不是高原第一次想到退学，早在入学之初，他就为导师分派的课题感到为难，几度进行不下去。高原博士导师的课题组从事的研究为前沿交叉学科，横跨机械、生物、化学、计算机等专业，这些对于化工专业出身的高原是全新的领域。导师劝解高原，”你到底是不感兴趣还是走不出舒适区？你现在对课题还不够了解，怎么就确认自己不感兴趣？”导师认为，博士的研究方向未必是将来的就业方向，更重要的是系统性地培养学习和研究的方法。
高原博士导师名下只有两名博士生，他读博拿到了全额奖学金，每月能领取13700多元人民币，这足以支撑他的房租和生活开支。他明白，若退学可能会影响导师的研究进展，何况自己还占用了研究经费和奖学金名额。巨大的心理负担下，高原常常失眠到凌晨四五点。
家人的不解也给高原带来无形的压力。他出生在西南一座小城市，整个家族里属他学历最高，全家人都以他为傲。得知儿子想退学，父母的反应强烈，“好好的博士，说不读就不读了？”当高原提出退学后想申请国外的学校时，母亲更是坐不住了：“你有多大能力，还想去国外念书？”
2017年的圣诞节聚会上，高原向同门倾诉了自己的苦恼，原以为对方会像其他人一样劝他坚持，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回答：“其实退学和辞职一样正常，做不下去还是退学好一点。”高原听后豁然开朗，“做什么都比在这里耗下去好啊。”
三个月后，他正式提出退学，这一次导师没有再阻拦，并且表示理解和祝福。他这才明白，当初导师并不是反对他退学，而是提醒他要理智地做决定。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博士教育作为象牙塔尖的存在，承担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使命，在严苛的招生标准下，博士依旧是稀缺人才。根据教育部的数据，截至2022年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约94.53万人，人口占比不足万分之七，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与此同时，在学业和科研压力之下，博士生顺利毕业成为一个难题，延期毕业成普遍现象，部分高校甚至有四至六成的博士生无法按期毕业。2015-2018年间，我国博士生招生人数逐年增加，但毕业人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2021年8月，华妍开始攻读生物学博士，三个月后便对传统的生物实验研究方法产生了质疑。经过一番思索，她决定转去本学院的生物信息方向，该方向的研究方法在她看来很科学，“写代码、制图、数据分析、方案实施，每一步都有迹可循。”接下来的一个月，她陆陆续续联系了五位导师，结果并不理想。
第一次，老师告诉她：“你没有生物信息的相关经验，无法接收。”第二次，老师表示担心她的精神状况，找她来是想开导她。第三次华妍找到一位外籍老师，对方以“没有余力带好学生”为由拒绝了她。第四次，年轻的老师一开始对华妍大加赞赏，还直言“明天就可以转过来”，一周后却杳无音信。最后一次，一位老教师答应接收华妍，但华妍的导师不肯放人。
找不到出口的华妍心态逐渐失控，被诊断出重度抑郁和轻度躁狂。她跑去询问导师，得知对方的意思是“转专业等于背叛师门”。学期刚过半就想换专业，导师认为华妍早有预谋，只是拿自己当跳板。无奈之下，华妍办理了休学，当时还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后来再也不想回去了，被校方视为自动退学。
沈扬逸是位两度退学的博士生，相比于其他人的瞻前顾后，他展现出了超常的轻松。考北大落榜后，他进入一所985高校攻读政治学博士，这所学校的综合排名不及他的硕士学校，为此他一直无法释怀。读博第二年，沈扬逸决定退学，追逐他心中更好的学校。在他看来，提升学历价值很有必要。然而，第二次读博沈扬逸依然没坚持下去，这次是因为专业课程内容离预期太远。
退学的代价显而易见。博士退学前不久，曾有高校向他伸来橄榄枝：“你毕业了，来我们学校直接入职。”这份工作待遇不菲，年薪三十万和新一线城市的一套房，如果沈扬逸当时答应，“基本上属于人生赢家了。”
网络小组“博士，退学了嘛？”聚集了超过26000人，不少人分享读博期间主动退学的经历以及犹豫是否要退学的困惑，日常科研中的困难、发表论文的压力、专业领域的研究方向等，成为博士生主动退学的主要原因。在如今博士硕士报考热潮中，退出的博士生们是一群逆行者。
通往象牙塔尖
高原本科就读于一所双非学校的制药工程专业，那时他就对本专业的就业前景感到担忧，“对口的工作主要是去制药厂，或者去做药剂师和医药代表，待遇增长和晋升空间不是很大”。为了扩大就业优势，高原决定提升学历，选择一门更好就业的专业，他最终考上一所211大学的化学工程专业研究生。
硕士毕业后，高原信心满满地走进人才市场，却并没得到几年前预想的回馈。在面试了20多次以后，他只收到了4份offer，其中三份都跟专业不对口。高原不愿轻易改行，“否则这么多年不是白学了吗？”
“如果当下没有选择，就去创造更多的选择。”读博成了高原改变命运的希望，在他看来，博士毕业生的就业路径无疑更宽，大学教职、科学研究以及公司研发岗位等，都是更高学历才可能换来的工作。
向硕士导师咨询后，高原决定申请大湾区的大学，曾在知名英文期刊发表过论文是他的优势。只用了两个月，高原就成功申请到该校，期间没有笔试。相比之下，内地考博一般都需要经历笔试和面试，准备时间需要一年左右。
博士申请面试时，高原得知导师团队从事的是交叉学科研究，对专业背景并没有很高的要求，入学后不断学习才最重要。直到开学前，高原的博士课题都未确定下来。没想到，这竟成为他日后退学埋下了隐患。
与本硕生不同，博士生往往需要承担创新性突破的期待。然而，许多人直到走上学术或科研的道路后，才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条路。
入学后，导师交给高原一个相当前沿的课题，两个人都没有太多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琢磨了几个月，进度却很缓慢。无望的感觉渐渐从高原内心升起，“花两三年时间去做实验，还不确定会不会有好结果，如果毕业了还没有成就，是很挫败的。”
抱着及时止损的想法，高原决定退学，并且希望手续办理得越快越好，“盲目读博就是一个错误，不能一错再错。”
高原面临的课题压力并非个例。高校对博士生在校期间发表的SCI数量和级别的要求历来严苛，过去十几年来，不断有高校将博士生基本学制由 3 年延长至 4 年，并且实行弹性学制，目的是让学生有更充足的时间做更有质量的研究，以提高博士研究生的质量。与此同时，博士最长有效修业年限由 8 年改为 6 年，超期就将面临被清退的风险，严进严出之下，博士毕业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随着相关政策的发布，自 2019 年来，已经有近 30 所高校公布了超过 1300 名硕博研究生的退学名单，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知名高校。
读博退学的路上，华妍并不是走到最后才幡然醒悟。早在本科时期，她就产生过放弃本专业的想法，但为了考研考博，她选择忍耐。
自从误打误撞进入生物学专业，华妍在这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一忍就是七年。当初填报高考志愿，生物学只是华妍的最末志愿，被录取完全出乎意料。本科期间，她一直想转去机械专业，但需要兼顾两个专业的学习，辛苦折腾半年后，华妍最终止步。
中国很多高校对转专业都有严苛的条件，要求GPA达到年级前30%。考研名师张雪峰曾吐槽道：“转专业的要求居然是把本专业学好，如果我能学得好，为什么要转？”
眼看转专业行不通，华研开始筹备跨专业考研。参加考研夏令营的前一天，她才得知心仪的专业将增设两门专业课，可剩下的时间已经来不及从头学起。她立刻调整目标转考基础医学，最终遗憾落榜。折腾了一圈，华妍还是被调剂回生物学专业，研究生三年只好继续泡在实验里，期间对专业的抵触情绪与日俱增。
研究生毕业后，华妍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她决定继续读博。原本，华妍想申请去北欧读生态学，先后联系了70多位教授，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了她的计划。情急之下，她将视野转向港澳地区，基于国内的申请制度，转专业无疑不现实，她不得不再次选择生物学。
妥协无助于解决内心的彷徨，长期积累的不甘终于在读博期间爆发。实验频繁失败，令华妍倍感挫败。传统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在华妍看来如同一门玄学，试剂的用量、批次、手法稍有误差，结果都会出错，这种不确定性极大地打击了她学习的积极性。况且，由于本硕期间对专业知识的厌烦及忽视，她的基础知识相比其他人薄弱太多，再想弥补已经来不及。“这意味着对实验原理的陌生，做实验时会格外缓慢和生疏”，华妍说。
象牙塔里的孤独也令她难以承受。实验室里形成一种997的风气，晚上不到九点没有人走。有时导师凌晨一两点还在群里询问进度，半夜赶回实验室也是常事。 在这样的氛围下，华妍的生活几乎被文献和实验填满。
某天早上醒来后，一个想法冒出脑海：“要不换导师吧。” 这是华妍读博的第四个月，她着手准备换专业。努力无果后，华妍办了休学手续，最后被校方视为自动退学。
对博士研究课题的预期偏差，也同样是沈扬逸的困惑。从985高校退学后，沈扬逸考入国内top4的高校，入学前他嘱咐自己，这次一定要完成学业。两年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再次主动退学了。
那时读博已经第二年，沈扬逸的论文开题报告却迟迟无法通过，他不知道该如何推进这门“过于枯燥”的课程。相比于第一次读博的政治学专业，思想政治教育的程式化教育令他感到难以适应。“政治学的很多理论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参照，比如我经过一个社区，就会想到社区最初的样子和发展的历程，这很有意思。但思想政治教育侧重点在教育上，内容远不及政治学丰富。”
沈扬逸向导师反映了自己的困惑，导师表示“毕业不是问题”，甚至直言有一个清华的交流名额正在考虑他。沈扬逸最终还是决定退学，他无法想象在这个专业继续走下去会通向哪里。
压垮沈扬逸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象牙塔里明争暗斗的风气。为了争夺一个学生组织的职位，他的师兄弟尽显凌厉手腕，先是联合上一任主席打击竞争者，落败后又放出录音声称自己是被逼的。沈扬逸看着这群平时与自己交好的人互相反目，感到不寒而栗，“又不涉及实际利益，有什么好争的？”他决定及时抽身，“保不齐哪天就轮到我了。”
后退也可以前进
2021年1月，华妍刚办完休学手续后，恰逢港澳新一轮疫情爆发，她只好回到山东家乡。放空的日子里，她和老朋友聚会，做一些兼职，终于获得一些久违的正面反馈。
现实的压力还是席卷而来。父母担心她的未来，总是劝她考公务员，华妍想尽快摆脱这种状态，开始努力找工作。四个月的时间，投了100多份简历，面试了不少公司。
一开始，华妍很担心HR询问退学经历，怕被认为是没有毅力的表现，后来发现没人关心这个问题。她甚至开始主动提起此事，“毕竟读博的人少，退学的人更少，这也是难得的勇气和经历。”最终华妍找到一份还算清闲的科研工作，是她之前很想从事的生态行业，每天中午还能抽空回家看会儿书。为了充分利用空闲时间，她还同时做了五份线上兼职。
在华妍的人生清单中，博士学位仍然占据重要的位置。身边的朋友几乎都是博士，无形中形成一种压力，“硕士实验室十几个人里，只有三个人没读博士”，对于高精尖学科的学生，不深造几乎很难从事开发岗的工作。华妍计划工作几年后再去国外读计算机或数学相关专业，甚至愿意从本科开始学习。按照她的计划，博士毕业时自己35岁，那时她就可以宣布：“这次我不是肄业博士了！”
自2017年退学后，很长一段时间，高原都不愿提及和退学相关的事情。虽然他不认为这是一次失败，“但也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他甚至不愿意再打开在学校时使用的邮箱，读博时的相关资料也一起尘封起来。
直到新冠疫情爆发后，他重新联系上读博时的朋友，在交谈中逐渐释怀，又找回了曾经的邮箱密码，“没准以后可以用上，就像这段经历，在我的人生中也是有价值的。”
退学后，高原一直在积极申请国外的博士，最终将目标锁定为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冶金专业。澳大利亚采矿业发达，该校的冶金专业排名常年靠前，毕业后就业选择很多。第一次读博时全英文沟通的环境，为他高分通过雅思考试助力不少。
入学之前，高原就听说澳洲科研压力远不及国内，但其节奏之慢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读博第一年，他和导师联系的次数屈指可数，明确的任务只是写一篇综述和寻找矿石原材料，他靠年末几个月就完成了任务。一位同门曾需要寻找南美洲的一处矿石的材料，结果走手续和运输花了整整一年才送到实验室。
2021年博士毕业后，高原一直在澳洲的高校做研究，日子像被拉慢了倍速，早上九、十点上班，下午三、四点就能走。高原担心自己在国外会变得懒散，“我才30出头，还是要拼一拼。”他打算明年回国，预计可以拿到国内相关行业很好的offer，这让他觉得“这些年的折腾很值得。”
第二次博士退学后，沈扬逸开始着手找工作。恰逢华南一所二本高校正在晋升一本，需要扩招教师队伍，校方将原本只招收博士的标准放宽到硕士，沈扬逸刚好符合。任教的日子里，年轻一代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很打动他，“一杯奶茶、一件新衣服都能让他们开心”，这让他开始反思自己，“从前总是忧国忧民，不关注眼前的幸福”，他发现人生其实可以很轻盈。
教书刚一年，疫情爆发了，沈扬逸有了新的想法，“人生苦短，要多走走看看。”他只身一人前往欧洲，开启了走走停停的旅居生活，不再找正式工作，偶尔靠教中文赚点外快。
两年里，沈扬逸走遍了欧洲，他最喜欢西班牙的马德里，当地人闲适的人生态度令他向往。一次，他在当地超市买东西，临到付款时背包怎么也拉不开，背后还排着很长的队，他感到十分难堪和愧疚。但收银员不仅没有表现出不耐烦，还十分好奇地观察他的背包，之后直接上手帮忙，队伍中也没有人催他。
旅程中，沈扬逸渐渐明白一个道理——人生不该设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是获取知识的方式”。（*文中部分受访者信息有模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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