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固若金汤的山体，很难经受住暴雨的持续冲刷。
社会也是如此。当山洪不断侵蚀，也会伤痕累累。特别是在护坡措施不完善、截排水设施不牢固的情况下。
从徐州到唐山，从河南村镇银行强赋红码到全国上百个楼盘业主强制断供，都能看到伤痕，有形的，无形的，财富的，精神的。
不久前被网络热议的“沪漂”打工者阿芬的遭遇，也是一道伤痕，幸好已被修复。
阿芬3月从河南到上海，想谋一份工，因为疫情，没有工作的她进了救助站，感染了新冠，在方舱治疗后痊愈。上海恢复正常后，她开始求职，因不符合很多企业“历史无阳”的要求，屡屡受挫，不得不住进虹桥地下通道的一个厕所。因为这里不用交房租，厕所还有免费的纸。
这篇上海自媒体人的报道迅速引起有关方面反应，提出各部门、各单位都应按法律法规相关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新冠阳性康复者，不得歧视。社会各界不能给他们贴标签，不能让他们生活在不该有的阴影下。
第二天，阿芬在多方帮助下找到了一份顺丰快递分拣员的工作，开始试工。
这周我离开上海到外地调研，但经常想到阿芬。持续数月的疫情，这样的命运并非个别。
我想到《中国新闻周刊》公众号登过的一篇关于疫情中的盲人的文章。主人公之一也是河南人，也是女性，2001年就到上海，在普陀区一家盲人按摩店当按摩师，并在这里遇到后来的丈夫，也是一位盲人按摩师。疫情前，两人工作日在店里吃饭，周末去附近超市买些熟食或速冻食品，回家用微波炉加热，也用买菜APP，“听”文字买菜。疫情一来，问题来了，当她朗读完所触区域的信息，再点击购买，至少要3秒钟，根本抢不到菜。
后来菜有了，因为是全生食材，47岁的她第一次用明火做饭，一开始不熟练，左手食指被锅壁烫出了泡。
这些命运让人无言，而对我的震撼更来自于比较。
就在阿芬报道发表的前一天，一位发展商问我房价的问题，并向我介绍了最近“五星级红包楼”的“茶水费”行情。“茶水费”我是知道的，但“红包楼”还是第一次听说，现在一手二手价格倒挂越厉害的楼盘，星级越高。据说“红包楼”一平方米的“茶水费”在2~5万元，最贵的已逼近10万。
还听说，有老板在企业里搜集“房票”，要是摇号中了，愿意给出“房票”的人以百万元计的“代持费”，说这也是一种“共同富裕”。
当“红包楼”和阿芬居住的厕所同框，当我们在疫情中团购到的新西兰雪糕、面包和盲人炒菜的场景同框，我久久无法平静。
我想到的问题是，谁来为他们托底？
阿芬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劳动就业歧视问题。歧视对象往往是弱势群体，即越该帮的人，往往越受歧视。
对阿芬们如何托底？我因调研别的题目，来不及就此采访，就委托老同学、广州市天河区人大二级巡视员林志云代为了解情况。他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曾担任过区民政局局长，对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等保障问题非常熟悉，此次也专门和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他们提出了如下建议：
1、政府和各部门必须旗帜鲜明按照我国的劳动法、就业促进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的明确规定，保障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除经医学鉴定，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在治愈前或者排除传染嫌疑前，不得从事易使传染病扩散的工作外，用人单位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对此要广泛宣传。
2、在做好宣传的同时，政府部门要严格检查和执法。对于刁难歧视弱势群体劳动权利的行为，可以追究其责任。
3、政府要做好新冠肺炎疫情的调查研究，出台有针对性的社会兜底保障措施，补民生的短板。
4、康复阳性感染者复阳的机会有多大，相关数据和机率要认真科学地研判并公开，以解除民众和企业的顾虑。
5、对积极帮助解决弱势群体就业的企业，政府应予表彰和奖励。比如现在对帮助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在所得税上就有优惠。
6、对企业的顾虑和焦虑，也要及时响应。企业担心招收了康复阳性感染者，万一复阳，整个企业都被封闭、隔离、停业。所以疫情拖得越久，防控越要科学和精准。最近将密接隔离管控从“14+7”调整为“7+3”，密接的密接的隔离管控从“7天集中隔离”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压力就少了一些。对企业方面的诉求也要响应，帮助其减少包袱。
为弱势群体托底，政府义不容辞，与此同时，企业和社会也应积极参与。
不久前我参加上海新沪商联合会组织的座谈。有企业家讲到，企业在浦东运营着三家养老院，疫情严重时仅一家就有80个阳性感染者，还有3个重症，当时也没有菜，连老年人用的尿不湿也用完了。最后是新沪商联合会的成员纷纷出力，有的人大代表向政府反映，有的和医院对接、接走重症，有的帮助办理通行证，有的从自己的农场运来蔬菜，一家浙江企业还从浙江运来了一车尿不湿。
被助企业家感动地说：“要是没有大家帮助，这次可能就挺不过去了。”
上海是安徽人外出务工首选之地。在1000多万上海“非沪籍常住人口”中，安徽人超过240万。驴妈妈旅游网创始人洪清华是上海市安徽商会会长，他在座谈会上说，疫情最严峻的日子静默在家，为各种事心急，无力感很强，但总觉得应该做点事情，不能天天在家等待。
“当时看到很多老人、养老院、工地、安徽老乡缺乏生活物资，市委市政府也呼吁商会要发挥作用，于是我们立即向上海市相关部门申请通行证，带着276个徽商企业的董事长成立了‘徽骆驼物资急助平台’，每天接到1万多个电话，接不过来送不过来，也有被感染的风险，但心里是充实的，有的送货志愿者累了就在小区门口躺一会继续送，连续坚持了30多天。”
长三角现代服务业联盟办公室副主任胡雪莲是安徽滁州人，她和一些徽商多方联系，历经波折，通过芜湖市鸠江区白茆镇四季鲜果蔬协会，组织协会企业、家庭农场收割蔬菜、打包装车，于4月10日将10吨蔬菜包运抵上海，并由古美街道将蔬菜包发放给小区居民、独居老人和困难家庭。
“虽然只能缓一部分人一时之急，但每做一点，心里就会踏实一点。”
阿芬的问题，也是一个外来打工者在大城市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疫情压力和经济压力波及很多人，外来人口往往首当其冲。
我还想到2017年11月，北京市大兴区“聚福缘”公寓发生的严重火灾事故，造成19人死亡，17人是来自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外来务工人员。起火地点在地下一层冷库，埋在聚氨酯保温材料内的电气线路故障发生火灾，遇难者均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很多城市都有这种储存、生产、居住“三合一”的场所，城市离不开农民工提供的服务，但常常忽略他们生活环境里的安全隐患。他们好像是“过客”，老了，干不动了，自然回到农村，甚至平时也可能作为低端人员被“赶走”。城市似乎从不曾真正想过，如何让他们在城市扎根？
当然政府有政府的难处。外来人口流入多，服务和管理压力就大，因为我们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如公安、教育、医院等等，都是按户籍人口定编定人。外来人口多，服务人员就必须扩编超编，但还是会有不少限制，捉襟见肘。长期人手紧缺，就容易管理粗放。
而站在外来务工者立场，他们在城市奋斗服务，有的交了多年社保，也在国家的职业目录中，如茶艺师、健康管理师、信息通信网络终端维修员、保安员、智能楼宇管理员、中央空调系统运行操作员、广播电视天线工、西式面点师等等。但内心里，他们总有一种不被城市接纳的疏离感。
这并不公平，虽然要彻底校正，还需要很长时间。
上一代没有户口，下一代读书就有问题，到了读书年龄，不少孩子就要回老家，有些就成了“留守儿童”。
给我讲“红包楼”“茶水费”的发展商说，他最近碰到一个老乡的孩子，国外留学回来，立即落户，其所就读的大学曾进入世界高校前500名，这样的高校加在一起共800多所。只要有它们的毕业证就很容易落户。而在他的公司里为城市造过很多房子的农民工却没有落户的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说，我们的基本情况是，超过8.4亿人住在城市，还有5.6亿人住在农村，城乡之间一直有2亿人在飘（2019年数据）。他认为，传统的“只要把农民在乡村稳住了，社会就没有问题”“城市出了一点问题，就把人往乡村赶”的思路，并不符合规律，也不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思维，这样的城市化实质是“回村城市化”，也就是让农民工承担低成本城市化的代价，但最终还是让他们回到农村。
“农民只是一个在城市作为农民身份的工人，城市的相关公共服务、市民的基本权利，跟他没有太大关系。”
事实上，这不仅不公平，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因为跟着“农二代”父母有过城市生活经验的“农三代”，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已基本城市化。就算初中教育回本镇，高中教育回本县，其内心是归属于城市的，最终还是会和乡村“割断”。
怎么破解“回村城市化”，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
刘守英等学者提出，在代际上，从70后开始，要把一些不回村、已经在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真正在其就业地市民化，进入城市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城市居民同权，和其享有的经济机会重合。“城市留下的这些人不是闲人，不是懒人，也不是失业人口、救济人口，而是工作人口。他们在创造财富，不是负担。”
而乡村振兴的逻辑，包括重塑村庄体面、发展乡村产业（如寻找主导产业，提高单位土地回报）、重构人地村的关系等等。“有了产业变化，出村的人会有部分回来，想搞农业的企业家会进来，喜欢乡村生活方式、对乡村有想法的人也会来。这在客观上要求将乡村支离破碎的土地从规划层面重划，努力进行宅基地改革，让村落适度集聚，让土地更好集中。现在土地之所以不集中，也是因为原来进城的人的地权和经营权没有分离。只有把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解决、地权转变后，才可能真正解决经营权的保障问题。经营权问题解决后，其他的权利拓展、权利行使、抵押这些金融手段才可能实现。专业化的具有企业家性质的经营者才能进来，带动农业要素组合、经营方式的真正改变。”
和刘守英教授类似，我的基本观点也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在于让城乡之间产生价值循环，形成闭环。也就是让城市的资本、技术、知识、市场等资源和农村的产品、产业、劳动力、土地等资源循环起来，在农村、农地、农业、农人等方面有更高的价值产出。这里的提升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上周我在四川成都新津参加希望集团成立40周年活动，拜访了希望集团创始人之一的刘永言（四兄弟的大哥），这位现年77岁的老人是一位科技发明家，希望集团的第一页就是他们带着知识和技术在农村养鹌鹑开始的。我问他：怎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迈向共同富裕？
他说：“随着科技发展，农业和工业的界限会模糊一些。过去那种‘农业离不开土地’的观念也会淡化。无土栽培就是工业化。”他正在研究无土栽培。日本这方面很发达，但成本高。他的目标是用低成本实现无土栽培。
要打通城乡之间的障碍和阻隔，城市要包容农民工，乡村也要向城市开放，如此才能达成融合。
刘守英说：“回乡村找乡愁，是因为它是诗和远方。但诗和远方的前提是，我是一个已经被城市接纳的人，而不是一个归属是在乡村的人。对最终要回去的农民来讲，乡村就是他的宿命，他还找什么乡愁？这种‘回村城市化’的结果是，乡村变成一个‘愁’的地方，而不是回来找乡愁的地方。”
相反，当更多农民变成城市市民，才会有乡愁感。而那时的农村，也更容易实现土地、村落形态的调整，提升单位面积的产出，完成价值的创新和提升。
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由于长期不注重扎实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现在不少农民工已经开始选择“能落不愿落”。“愿落不能落”则主要体现在沿海发达城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程郁等人建议，应该分层次制定农民工落户政策，以“愿落尽落”“应落尽落”为原则推进重点人群落户。对县域内农民工，应着力提升县城的吸引力，提高他们在乡村和县城的就业质量和生活品质。对跨省农民工，应着力提高大城市的开放性，提升公共服务容纳能力和社会保障的承受能力，通过“人地钱”挂钩等激励政策合理分担落户成本。对县外省内农民工，应推进省内统筹，实现对省内农民工的统一服务管理。
乡村问题非常复杂，确实急不得，但对城市农民工的权利保障和市民化，现在更是慢不得。
我在《拒绝陷阱》中说，中国从低收入状态迈向高收入状态，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有活干（创造就业）、活干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干好活（迈向高附加值的创新经济）。在《苦日子，新路子》中我提出，每个市场主体都要做好更长期、更有韧性地过苦日子的准备。
阿芬的命运，以及近期一些无差别恶性伤害事件的发生，启发我们，在整个经济、就业、疫情压力难消的背景下，需要高度关注为弱势群体托底的问题。社会风险抵御能力的构建，需要从政府到企业和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未雨绸缪。
而从农民工城市化和城乡融合、迈向共同富裕的角度看，我们可能需要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新的认知和探索。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缺乏人道主义的现代化不可能是真正的现代化。
在对共同富裕的定义中，过去更强调财务价值。从现在起，应该更多地纳入人的尊严和公平正义等价值，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加以具体落实。
,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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