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传奇大导演施隆多夫
凤凰网娱乐讯（采写/小凤） 在“新德国电影四杰”中，沃尔克·施隆多夫可能是和中国结缘最深的一位。他根据君特·格拉斯小说改编的电影《铁皮鼓》在中国广为人知，曾获得过1979年的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1980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在2014年的新片《外交秘闻》还曾入围过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并获得最佳剧本的奖项。
《重返蒙托克》
此次凭借《重返蒙托克》入围第67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是施隆多夫时隔17年之后重新入围三大电影节的争夺。但年龄已达78岁的施隆多夫究竟还剩下巅峰期的几成功力可就不好说了，影片在首映之后遭遇到各国媒体的普遍批评。因此即便施隆多夫在颁奖当晚到场，他和《重返蒙托克》也收获任何一个奖项。
这次接受来自中国记者的采访，施隆多夫还表现了自己对中国的关注，他曾在自己自传中文版出版的时候来过中国，他表示自己知道中国的电影市场资本涌动，发展速度让好莱坞都很艳羡。他以建设机场的速度举例，他称柏林建造一个机场花了25年，而在中国每年都会有很多新机场的建成。施隆多夫以此来表示，中国速度让他感到瞠目结舌。
《铁皮鼓》
众所周知，施隆多夫今日在影坛的地位，皆来自于那部有关纳粹题材的电影《铁皮鼓》。但在此次采访中，施隆多夫却表示，自己想要挣脱历史题材，虽然美洲都能收到有关纳粹题材的剧本，但以后再也不想拍摄有关纳粹故事的电影了。
78岁高龄坚持创作：欧洲电影更多刻画失败者，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自信
凤凰网娱乐：能谈谈在纽约的拍摄经历吗？是不是为您注入了新的能量？
沃尔克·施隆多夫：可以这么说。实际上我第一次去纽约是之前同达斯汀·霍夫曼合作拍摄《推销员之死》的时候，那段时间的每分每秒我都很喜欢。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也一直很期待再次回到纽约。
首先，仅仅是身在纽约就能够给人很多能量，这不仅是对我而言，对每个去美国的人都是这样的。它赋予你活力，让你感觉想要彻底改造自己，仿佛过去已经消失。《推销员之死》拍完之后我又回到了纽约，在那里待了五六年。因为在那里我能感受到活力和不同，在言谈举止上都变得更加自由。如果柏林墙没有被推翻，我可能现在还生活在纽约，当时确实有过定居纽约的想法。我在美国有段恋情，对方是个美国女人，尽管很想留下，但是一夜之间柏林墙倒塌了，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回到柏林，因为那里发生的事非常激动人心，我甚至忘记了自己正身处爱河之中。
三十多年后，能够重新回到纽约拍摄另外一部影片，我还是希望能够给我一些新的感觉和开始。最初大家跟我说不能在纽约拍，成本太高了，又有工会的问题。然后我去了解了一些青年独立电影导演的做法，觉得自己也可以这样做。不过周围的人不同意，说我是美国导演工会的成员，必须要有三四十人的剧组人员参与，包括司机啊什么的。于是我又去见了工会的人，告诉他们自己只打算带五六个人。因为如果人数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需要警方的批准，随便在哪里拍都可以，但如果人很多就不行了。所以我最后就是这样来操作的，演员也都同意这样拍。但是要小心一点，要是某个演员打了个出租车，然后被司机认出来带跑了就麻烦了。尼娜·霍斯走出剧院的时候，身边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她们会走进第一辆看到的出租车里，这并不是工会的车，而是真正在运营的出租车，这就存在很多变数。但是我们决定放手去做并取得了成功。如果我们没有采用这种方法，那么电影看起来就不是现在这个自然的状态了，可能需要花上一亿美金，把整条街都封掉，雇200个群演假装从路过。
凤凰网娱乐：你是否受到了年轻导演使用数字摄影机的启发？
沃尔克·施隆多夫：是的，数字摄像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同时我还想保留宽银幕拍摄的高质量。他们的摄像机很小，但是镜头非常大。我不想让自己的影片看起来像是用手机拍出来的。
凤凰网娱乐：你一度觉得《蒙托克》这本小说是没法拍出来的，后来为什么会发生改变？
沃尔克·施隆多夫：我是为拍摄电影而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是跟马克斯·弗里施的小说没有关系的，除了小说中作家也是去了纽约这一点之外。当然，在创作剧本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如何把它拍摄出来，所以我们只写能够拍出来的东西。
电影中很多戏都不是在纽约拍的，而是在柏林，几乎是所有内景，比如他去瑞贝卡的公寓是在柏林郊区的一个玻璃房里，电影几乎一半都是在这里拍摄的，所有的内景。但是所有蒙塔克的戏都是在蒙塔克拍摄的，包括酒店，我们甚至对酒店进行了重新粉刷和装饰。这部电影是传统、专业的拍摄手法和现代技术的一个融合。
凤凰网娱乐：你作为导演在片场是怎样的一个工作状态？
沃尔克·施隆多夫：其实我经常会在片场大发雷霆。当你对自己的拍摄工作不满意的时候才会生气，或者发现事情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的时候，你往往会责怪除了自己之外身边的所有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现在越来越自信了。
凤凰网娱乐：您如何评价斯特兰·斯卡斯加德在这部电影中的表现？
沃尔克·施隆多夫：他演的电影我看过一部分，像《复仇者联盟》我就没有看过。几年前我在欧洲电影奖颁奖典礼上见到了他，他当时要给麦斯·米科尔森颁奖，然后二人就在台上做了一个十分钟的即兴表演，非常欢乐。作为一个颁奖人，他表现得非常有气度，因为往往演员间会有很多竞争。之后我就去见了他，一起吃了晚饭。我筹备这部电影的时候，觉得他挺合适的。这个角色有些自大、不讨人喜欢，但我我自己起码要认同并且喜欢这个角色，所以我要找一个能够触发观众情绪的演员，让观众接受他。斯特兰是个很有魅力的演员，这也是这个角色需要有的品质。当我筹集资金的时候，人们跟我说你的主角很不招人喜欢啊。人们的看法和感受各有不同，但我不能改变这个角色，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不管大家喜不喜欢。我认为斯特兰能够让这个角色具有信服力。
凤凰网娱乐：所以当角色积极向上的时候，就会更容易筹集到资金？
沃尔克·施隆多夫：是的，一直都是这样的。人们喜欢积极向上的东西。欧洲电影确实是更多地去描写失败者和傻瓜，对主角进行认同是好莱坞的风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没有讨人喜欢的，但是都很有趣。
保持社会责任：再不想拍纳粹题材电影，中国发展让我瞠目结舌
凤凰网娱乐：在这个政治多元化的时代，你选择了当代的故事题材。
沃尔克·施隆多夫：两年前我就选定了这个题材，在拍摄的时候我并不清楚政局会怎样发展，你不能一直追着现实跑，尽管电影创作是灵活的，但无法对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做出很快的回应。
我想要挣脱历史题材，特别是跟纳粹相关的故事，尽管每周我会都从制片人那里收到关于纳粹的电影剧本，但我以后再也不会拍摄有关那个年代的电影了。现在的政治局面是一片混乱，如果我不能够给世界带来秩序，那么起码可以在自己身上下功夫。我也不确定这对我来说是不是一个新的阶段，但是这部影片跟我之前的作品是不同的。我不认为自己的电影很浪漫，反而会觉得悲伤，但如果人们觉得浪漫，我也很开心。
凤凰网娱乐：但其实在中国拍历史题材还是挺难的。
沃尔克·施隆多夫：我自己的自传翻译成了中文，所以在中文译本出版的时候我去了两个中国城市。我知道在中国，有大量的资本进入这个市场，几乎每两年影院数量就会翻倍，连好莱坞都很艳羡。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有着很严格的审查制度，如果想要拍摄跟国家政治有关的影片，就得把故事背景设置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比如《让子弹飞》。我不知道这种审查制度会持续多久，但肯定不会是永远。
中国在强大起来，而世界在变小，全球化无处不在，但是我自己也不是很了解，这只是我的一个感觉。中国真的让我瞠目结舌，柏林的一个机场要建二十五年，而在中国，每年都有很多新的机场建成。
凤凰网娱乐：您这次重返柏林电影节的感觉如何？
沃尔克·施隆多夫：现在而言，相比纽约，我更愿待在柏林。我相信美国社会能够恢复正常，但是可能会伴随着巨大震荡，我不敢说是内战这种级别的，但是也差不多。我觉得特朗普没法像中国的领导一样，控制好自己的国家，毕竟美国的反对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整个加州和纽约都是反对他的。我觉得未来有一天，美国肯定会迎来它的终结，但我不知道世界的明天会是怎样的，我也不知道现在有些主义是如何忽然冒出来的，我无法理解现在的社会，所以不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同时我认为，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同样重要，当我听到了一段优美的音乐、读到了一本好书、看到了一部佳片的时候，都能敢打自己变得更加充实。当我现在拍关于个人的影片时，不会感到良心有愧。如果是我60多岁时，可能就不一样了，那时没有人在意你的心灵探索，因为大家要面对工人阶级的问题，要拍肯·洛奇式的作品。当然我不是反对这样做，只是现在觉得没有什么动力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认为自己了解这个世界、了解政治，但是现在似乎没人懂。
凤凰网娱乐：能透露一些未来的拍摄计划吗？
沃尔克·施隆多夫：下周我会开始为一家德国电视台拍摄悬疑侦探类的电视电影。我就是为了能够找点事做，但是这个项目还挺有意思的，演员也都很棒。
我不理解的是，德国每天至少会播放三个犯罪题材的电视剧，但我觉得德国近十年来的谋杀案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多。人们到底是要从中寻找什么呢，我觉得是一种安全感的缺失。尽管德国的治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名列前茅的，但人们仍觉得缺乏安全感，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不能理解。我会尽量让这部电影恐怖一些，以增加人们的不安全感（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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