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美国联邦教育局局长弗朗西斯·科普尔（Francis Keppel）那句名言，教育事关重大，不能仅仅托付给教育工作者。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导力，它如此重要，不足以交给被权谋与民族主义严重限制了视野的政客。
我们正迅速接近一个临界点：部分国家的领导人试图以牺牲全世界的利益为代价，基于政治和国家的边界来重塑全球经济，此举可能会导致危机的出现。
近年来，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领导人，不仅狂热地寻求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结成政治联盟，还试图建立事实上的保护主义经济垄断集团。
从最不敢恭维的意义上来说——产业政策又开始流行，尽管这通常与国有制或计划经济联系起来，但现在那些声称是“市场导向”的主要经济体却在最积极地推行这种政策。
例如，芯片制造已成为这个以高科技和安全问题为主题的时代的关键产业，美国、中国台湾、韩国、日本与其它国家地区几乎每周都要宣布一项新合作倡议，彼此之间基于利益而联姻。
美国彭博社社评：耶伦抨击中国“产能过剩”，不惜把反气候保护主义包装成绿色产业政策 图自：澎湃影像
从更凶险的层面来说，包括澳大利亚、英国与部分东亚国家在内，各国正深入讨论在武器设计与生产方面开展合作。如果说此举能够服务那些直接参与国家的利益，可这并不符合全球经济发展的利益。
部分国际组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鼓起勇气挑战这种短视且可能十分危险的政策，这至少给人留下了一定希望，即未来可能会有更广泛的声音去挑战这种政策。
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在华盛顿召开的春季会议期间发布的报告注意到：“许多国家正在加大针对特定行业的产业政策力度，以鼓励创新，在当前对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下，期待能重新提振生产力与实现长期增长。”
各国发起的倡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旨在资助国内半导体研发与制造；欧盟的“绿色协议产业计划”旨在支持成员国朝实现“气候中和”的过度转型，日本的《经济与产业政策新方向》，或者是韩国的《K-芯片法案》以及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的长期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政府以各种方式支持特定行业的产业政策能够推动创新，但前提是政策必须得当。
至关重要的是，在狭隘的国家利益和更广泛的全球利益之间取得适当平衡，因为“历史上充满了政策失误、高昂的财政成本和对其它国家产生负面溢出效应的警示故事”。
过度关注国家安全和战略优势也会导致基础设施等重要部门遭到忽视。例如，亚洲开发银行警告称，气候投资领域的缺口是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迫切挑战，目前在适应（气候变化）和减缓影响项目上的投资仍然不足。
为支持特定行业与技术而转向产业政策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说的“万灵药”。相反，精心设计、更广泛地支持创新与技术扩散的政策可以为各国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因此，财政支持应该针对那些福利收益最大化的产业。
但如果是针对国防与军工产业、或者仅限于芯片等特定产品的产业进行合作，情况肯定不同。对部分国家来说，其目标已经变成阻止竞争对手国家获得现有技术，而不是更广泛地传播这些技术。
这种狭隘的合作通常是由总统、总理、国防和外交部门发起的，而不是由各国财政部发起，因此其安全考量压倒了经济层面的设计。
发达国家为产业政策的主要实施国 供图：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洪钟
这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议题，尤其当今年是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大选年时。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一个很容易与特定国家联系起来的问题，显得相当勇敢，即使这些国家并不经常会被点名。
大多数产业政策高度依赖成本高昂的补贴或税收减免，如果没能有效地刺激到行业，那些政策将损害一国的生产力与福利水平。拜登政府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与欧洲的报复性政策就体现了这一点。
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的那样，通过此类政策歧视外国公司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这将引发代价高昂的报复。大多数国家，甚至主要的发达经济体，都依赖世界其它地方的创新，因此他们搞保护主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更密切的国际合作与更深入的知识交流对于加速全球经济增长与实现绿色转型至关重要，但如今在所谓“产业政策”的幌子下上演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内向型政策会削弱全世界的创新潜力并减缓技术的传播，尤其是向那些最需要技术的国家传播。但就目前而言，这场博弈名义上似乎是为了获得政治优势，而不是实现经济进步。我们需要更多有远见的领导人。
（原文于4月20日发布在《南华早报》评论版，原标题：“世界不需要拜登政府那样的产业政策，但美国并不在乎。” World doesn't need industrial policy like Biden's, not that the US c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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