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议活动的禁止提出了深刻的问题，那就是谁被认为是国家的一部分，以及德国究竟从它的历史中学到了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
德国禁止了大多数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公共集会。这引发了一场围绕公民自由的危机，并激起了关于谁有权参与公众对话的问题。
10月27日，柏林一个下雨的周五晚上，在以色列开始地面进攻之前，以新的强度轰炸加沙之际，我抵达了亚历山大广场，参加一场已被取消的集会。“现在就走吧。”一位警官用德语命令道。“你们不需要在这儿，”另一位用英语喊道。一对父女远离了警察。父亲握着女儿的手。女儿拖着一块牌子，上面是孩子歪歪扭扭的笔迹。“Ich bin keine Nummer.” 我不是一个数字。
在这个名为“柏林儿童支持加沙儿童”的集会开始前5小时，警方取消了它，因为“集会上将有煽动性、反犹主义的激烈言辞；美化暴力；[以及]会导致恐吓和暴力的对使用暴力的意愿的表达，这样迫在眉睫的危险。“自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利用这种对令人担忧的可能性的表达，大约一半计划好的被认为是同情巴勒斯坦的集会，已被先发制人地禁止。
“这是为了死去的孩子。”我听到一名女性对另一名女性说，语气里是难以置信这竟能令人不快。集会和平解散了——但在当晚的另一场被取消的抗议活动中，100人在柏林国会大厦外集会，警方调用了了胡椒喷雾，并强行拘留了74人。
这名女性的震惊显示出，德国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现实。当基本权利与德国自吹的“与过去相处”——通常被解释为对反犹主义的反对——发生冲突时，会发生什么？最近的事件提出了令人不安的问题，那就是谁被认为是国家的一部分，以及德国究竟从它的历史中学到了什么。
2023年11月1日，德国科隆，警察部队站在反抗议者和亲巴勒斯坦集会之间，Ying Tang/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在10月7日，哈马斯屠杀1400名男性、女性和儿童的袭击事件后，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对受害者表示了哀悼，谴责了袭击，并宣布了他对以色列的声援。他重申了前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2008年的声明，即保护以色列是德国“国家理性（Staatsraison）”的一部分，或是该国存在的理由的一部分。尽管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行动造成大量平民受伤和死亡——最新的死亡人数为10022人，其中4000多人是儿童，但德国政府的支持依然坚定不移。
德国官方对加沙人的困境几乎没有同情。然而，德国拥有欧洲最多的巴勒斯坦侨民，估计有4万至10万人。自冲突开始以来，全国各地的人们聚在一起，参加自发或登记的声援巴勒斯坦的集会。作为回应，德国各地的城市都试图镇压这些示威活动，尽管其中一些已被法院认定为非法而推翻。在柏林，名为“中东和平”的抗议活动，由一个犹太团体“支持中东正义的和平的犹太和平之声”组织的名为“犹太柏林人反对中东暴力”的集会，以及在一名高中老师因学生带巴勒斯坦国旗进校而打他之后组织起来的名为“青年反对种族主义”的集会，都被禁止了。自始至终，警察残酷对待抗议者的惊人景象一直存在。
禁令拥护者会指向人们聚集在太阳大道——柏林新克尔恩区的一条中央大道上，支持哈马斯10月7日的袭击时发生的事情。一个尤为臭名昭著的事件是，大约50名男性响应了“萨米顿巴勒斯坦囚犯团结网络”的号召，通过在街上分享巴卡拉瓦来“庆祝抵抗的胜利”。柏林警方将其视为潜在的刑事案件，并在X（前身为Twitter）上指出，他们将“采取必要措施”。据报纸报道，以色列大使罗恩·普罗索尔（Ron Prosor）把聚集的人称作“野蛮人”。
除了这些事件之外，德国政客们似乎还在相互竞争，看谁能最大声地宣传反犹主义，以及谁能对穆斯林少数民族最严厉。政府内阁部长南希·费瑟（Nancy Faeser）敦促政府“使用一切合法手段驱逐哈马斯支持者”。德国中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宣称，“德国不能再接受难民了。我们国家的反犹分子已经够多了。”德国总理肖尔茨也加入说:“来的人太多了。”“我们最终必须大规模驱逐。”
柏林新科尔恩区，一名警察将巴勒斯坦头巾抬上警车。塞巴斯蒂安·戈尔诺/图片联盟来自盖蒂图片社
这些趋势在德国并不完全是新的。去年，柏林当局禁止所有对“大灾难（Nakba）”——即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数十万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家园——的公开纪念活动。今年早些时候，德国警方在法庭上承认，当他们执行禁令时，他们只是针对那些“看起来像巴勒斯坦人”的人。然而，柏林学校禁止学生戴头巾和其他巴勒斯坦标志，这是一种升级，甚至引得朔尔茨自己所在政党的一名成员质疑这种做法是否真的可能合法。
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德国的国家认同一直建立在“与过去相处”的基础上。那就是说，对大屠杀承担集体责任，并采取措施确保它不会再次发生。在国内，这种保护犹太人的核心实施反对反犹太主义，在国际上则是支持以色列:德国的“国家理性”。
然而，这种纪念文化并没有给非德意志民族留下什么空间。与过去相处要求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过去。例如，穆斯林少数民族——他们大多数是在1945年之后才来的——发现自己被装满了反犹主义的指责，因为他们未能与德国对大屠杀的内疚产生认同。这并不是说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没有反犹主义，但当中左翼副总理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坚称，穆斯林必须与反犹主义保持距离——或者，在某些情况下，面临驱逐出境——他重新描述了这个概念，即穆斯林少数民族总体就是反犹的，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不是这样。穆斯林，尤其是巴勒斯坦人，必须得证明他们值得成为德国的一部分。
德国媒体激化了局势。《明镜周刊》（Der Spiegel）传播了对德国穆斯林的刻板印象，《图片报》发表了一份宣言，宣称“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一种新的仇恨——反对我们的价值观、民主和德国。”但推动这些叙事的不仅仅是保守派刊物——左倾的《时代周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质疑穆斯林移民是否有可能变得“文明”。左派报纸《塔兹报》发表了评论文章，将巴勒斯坦人与仇恨和纳粹主义联系在一起。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在演讲中为兼顾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道德责任辩护，有人指责他在捍卫哈马斯的罪行。
高度公开的反犹太事件——向柏林犹太教堂和在房屋上画的大卫之星投掷燃烧瓶——进一步扰乱了德国。一些犹太人说，他们不敢去会堂。“对犹太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安全的国家。”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舒斯特（Josef Schuster）最近肯定地表示，他赞同德国的反巴勒斯坦措施，“在我看来，安全部队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这种情况不会改变。即使德国目前的威胁更多地来自阿拉伯裔方面，而不是极右翼。”
然而，其他一些德国的犹太人认为舒斯特歪曲了真正的威胁。最近，德国100多名犹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全面披露：我是签名者之一——引用了政府自己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描绘了一幅关于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风险的不同画面：“这种集会的感知威胁严重颠覆了对德国犹太人生活的实际威胁，在德国，根据联邦警察的说法，‘绝大多数’反犹太主义罪行——大约84%——是由德国极右翼犯下的。”
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文化机构很大程度上已经关闭了大门。法兰克福书展上，为巴勒斯坦作家阿达尼亚·希布利（Adania Shibli）举行的颁奖仪式被无限期推迟。在柏林，高尔基剧院取消了即将上演的剧目《形势》（The Situation），这部上演已久且备受赞誉的剧目讲述了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犹太人的经历。一封关于这一决定的信描述了“战争[如何]要求简单地划分朋友和敌人”。柏林诗歌之家（Haus für Poesie）取消了即将举行的叙利亚-巴勒斯坦诗人（Ghayath Almadhoun）编辑的诗集《阿拉伯欧洲》（The Arabic Europe）的发布会。
一位巴勒斯坦医生兼活动家告诉我，在德国，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是一种“集体孤独”。他要求被称呼为纳齐尔（Nazir），因为对巴勒斯坦人表示支持可能会对他的职业造成影响。纳齐尔解释说：“这种感觉不仅是我们正在失去家人，不仅是种族灭绝正在发生，不仅是我们要与自己的损失和痛苦作斗争，而且我们甚至不被允许公开哀悼。我们不被允许发声。我们被不允许为那些悄无声息被杀害的人游行示威。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程度的压迫，德国的这种压迫状态。”
2023 年 10 月 18 日，在柏林新科尔恩区 Sonnenallee 举行的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中，一名抗议者与防暴警察对峙。Sean Gallup/Getty Images
新克尔恩区的太阳大道是柏林的阿拉伯语生活中心，有时被德国人认作是“阿拉伯街”。长期以来，该地区一直与邻近的克罗伊茨贝格一起，被德国右翼妖魔化。最近，一些人把该地区叫做“小加沙”。正是在克罗伊茨贝格，一群男性分发了糕点，来庆祝哈马斯的袭击。自那以后，该社区一直是各种集会的场所，人们来此表示对被轰炸的加沙人民的支持。这里还发生了几次与警察的对抗。10月18日，一名身穿防暴装备的警官踩熄了一场为阿赫利阿拉伯医院爆炸遇难者祈祷的守夜静坐上的茶灯。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在一场《图片报》所称的骚乱中，这条街的一部分着火了。
自10月7日以来，大多数晚上，警察都穿着防暴装备，全副武装地巡逻。10月23日，就在 Risa Chicken 餐厅和 Konditorei Damascus 餐厅之间的两个街区，我看到了二十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八辆警车。在潘尼大街（Pannierstrasse）的拐角处，我看到了一群六名警察，他们拘留了八个人。“红灯亮着时，他们试图过马路，”一名男子对我说，难以置信地微笑着，指着被拘留的男子，他们隐约有中东长相，靠墙站着。“你能相信吗？”一个满头白发的女人喊道，气得几乎跳了起来，“怎么可以因为这个拘留他们呢?”
人群聚集时，一对青少年走过，一个穿着羽绒服，另一个穿着彪马运动衫。当信号灯变绿，他们走上人行横道时，我听到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Artikel 8: Grundgesetz.”《基本法》第八条。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表述还是在那天晚上稍早些时候。在位于太阳大道入口的赫尔曼广场，一名抗议者在宣读 Grundgesetz 即德国宪法的那一部分。第八条规定：“所有德国人都有权——无需登记或获得许可——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和平集会。”
这些青少年可能误解了这种情况。毕竟，警方拘留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抗议，而只是因为乱穿马路这样的轻微违规。
2023年10月11日，防暴警察在柏林赫尔曼广场的一次亲巴勒斯坦集会上逮捕了一名示威者。约翰·麦克杜格尔/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为什么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第八条？”柏林经济与法律学院宪法与行政法教授克莱门斯·阿兹特（Clemens Arzt）在回答之前重复了我的问题，“因为每个受过一半教育的人都知道，宪法第八条保护集会自由。”
他向我解释说，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将集会和言论两种权利结合在一起看待不同，德国承认集会和言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利。在德国，宪法第五条处理的是言论自由，第八条则是集会自由。阿兹特说，在抗议活动开始之前就将其关闭的做法，实际上始于疫情，“当时我们先发制人地实施了大规模集会禁令。”
我向阿兹特提到，我多次看到警察要求抗议者收起他们的巴勒斯坦旗帜。这合法吗？阿兹特说，只有在公共安全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的情况下，警方才有很大的自由度来做出这些决定，而十月的示威活动通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他表示，对警方来说，当场做出这些决定可能非常困难，而这也可能正是禁令的一个原因。对他们来说，直接一刀切地拔掉插头更容易，尽管这会存在合法性问题。
他说，禁令的第二个原因和德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有关。这些抗议活动正以“国家理性”的名义被终止。尽管认识到德以关系的重要性，阿兹特依然认为目前的执行是一个问题。“在我看来，一定程度上，保护以色列这个基本概念——这个国家理性——导致了集会优先级的让渡，而事实上，从一个清醒的法律角度来看，这些集会不能被解散或禁止。”他说。
2023年10月29日，亲以色列集会的参与者聚集在柏林罗莎卢森堡广场。Christoph Soeder/图片联盟来自 Getty Images
“如果你遇到的是20人，或者你遇到的是1万人，你在一次大型示威活动后能获得的赋权感是完全不同的水平，”巴勒斯坦医生纳齐尔苦笑着告诉我，“而德国对此知道得很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在禁止这些抗议活动。”
“他们担心在柏林日益高涨的团结和支持。”
成年后，纳齐尔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柏林度过。在这里，他照顾病人，缴纳税款，并参加了巴勒斯坦之声（Palestine Speaks），这是一个致力于巴勒斯坦人权利的反种族主义倡导组织。自10月7日以来，他的大家庭中已有19名成员死于以色列的炸弹袭击。他告诉我，他每天醒来都在希望他在加沙的父母和妹妹安然无恙。“这是我每天醒来都要面对的问题。”他说，“希望答案仍然是‘是的，他们还活着’。”
“这是我发现自己处于的最精神分裂的情况之一。”他说，“我有足够的能力纳税，在医院工作，做重症监护，我握着悲痛的人的手，给父母和他们的子女传递希望，告诉他们我们会克服他们的健康危机。”所有这些，他说，“与此同时，你自己却被非人化了，而你每时每刻都可能收到一个通知，告诉你你的家人不存在了。”
在我们谈话之际，巴勒斯坦之声已经开始使用更通用的名字，比如“全球南方团结”，来登记他们的抗议活动；那次示威活动最终吸引了大约1.1万人参加，是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亲巴勒斯坦集会之一。不过，纳齐尔说，即使抗议活动发生了，警察也会设法干扰他们。他告诉我，上周末，奥拉宁广场（Oranienplatz）发生了一场名为“去殖民化。反对全球压迫”的抗议活动。他说，在那里，警方在翻译误译了一份声明后，移除了扬声器。不过，在德国的环境变得如此严重反穆斯林的时候，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还是让人感到慰藉，他说。
“他们正在搜查民宅，”纳齐尔在谈到德国警方时说。与我交谈过的其他活动人士也认同这一说法，他们指出，在网上把10月7日的事件称为“抵抗”，可能会招致警方的访问。他强调，德国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只是国家右倾化的一部分，而目前反阿拉伯和反巴勒斯坦的言论浪潮，是德国未能从过去吸取教训的一个症状。“最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单单对巴勒斯坦人发生了什么。”
“德国需要以色列作为一个替代国籍，”他说。他指的是德国人将以色列视为一个可以让德国感到无限自豪的国籍。他警告说，德国也需要以色列来“在国际社会中恢复名誉”。“以色列就是所谓的证据，证明德国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以及去纳粹化是一个成功的过程。”
“但让我们坦白说，并指出房间里的大象。”纳齐尔说，“德国第二大政党是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2023年10月20日，亲巴勒斯坦示威者聚集在德国科隆。Hesham Elsherif/Getty Images
德国选择党是以伊斯兰恐惧症和排外而臭名昭著的极右翼政党，它在民意调查中一直获得20%的支持率，仅次于右倾的基督教民主联盟。
“目前，大家看起来似乎都只是在尝试与德国选择党竞争。”著名作曲家、反犹太复国主义犹太组织“支持中东正义的和平的犹太和平之声”主席维兰·霍本（Wieland Hoban）说。他形容德国的形势已完全转向右翼。
霍本告诉我：“最大的反犹主义战士，是保守派和右翼分子。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在利用反犹主义，来实现他们的反移民种族主义。他们说，‘好吧，所有这些穆斯林和阿拉伯人都是反犹主义者，所以让我们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去，好打击反犹主义。’”
德国社会的虚伪，在它对那些已被认可为德国人的人的反犹主义的容忍上暴露无遗，霍本表示。他举了巴伐利亚州的一名极右翼政治家、前教师休伯特·艾旺格（Hubert Aiwanger）的例子。艾旺格被发现年轻时散发过反犹太和亲纳粹的小册子，可他反而因此变得更受欢迎，他把这称为对“取消文化”的胜利。
霍本披露了他最近几周在街头目睹的许多“警察暴行”。他认为，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对德国记忆文化来说是一个不便的事实。“根据处境不同，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或加害者，这是很明显的。”他说，“但对一些德国人来说，犹太人可能曾是他们的受害者，可在另一个语境中，我们[犹太人]是加害者，这个概念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2023年10月27日，柏林夏洛滕堡-威尔默斯多夫区的犹太教会组织了一场团结活动，一张安息日桌子上摆着220张空椅子，代表哈马斯的220名以色列人质Christoph Soeder/图片联盟来自 Getty Images。
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埃斯拉·奥兹雷克（Esra Ozyurek）理解，当涉及到记忆文化这个高度情绪化的话题时，人们很难处理角色的可变性，很难处理“与过去相处”。她描述了记忆政治问题如何经常演变成一场竞争，“有点像在足球比赛中支持球队。”
“我正在演讲，然后一位年轻女性走近我，说：‘我读了你的作品，但我是以色列队的。’我说：‘哇，我不是任何一队的。’”她告诉我。
她强调，与其从团体的角度来思考，更广泛的道德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在一个多元社会中生活，我们如何应对差异”。
她说，德国并不是唯一一个边缘化和镇压少数民族的国家，尽管它这样做的借口是独一无二的。她说，这是典型的“大型民族主义项目”。“他们一直担心，少数民族会在彼此身上找到慰藉，然后团结起来。所以这个大的民族主义项目总是在分裂少数民族，让他们彼此为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可悲的是，这一切都是以反对种族主义的名义发生的。”
奥兹雷克描述了德国社会如何将穆斯林视为德国反犹主义的载体，这种观点得到了德国奖学金的支持，它声称，反犹主义首先由19世纪的传教士，然后由20世纪的纳粹，输出到了穆斯林世界。与此同时，德国通过承担大屠杀的责任，已经成为一个现代的、宽容的民主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基督教的故事。”她说，“你从你的内疚开始，然后你接受它。你接受它，然后你就解放了。”
德国人希望土耳其和阿拉伯少数民族，通过认同德国多数民族，与大屠杀的历史产生关联，从而自我修复所谓“加害者社会“的罪恶感。像德国人一样，他们应该找到祖先来赎罪——比如和纳粹合作的大穆夫提（Grand Mufti）——以便被德国社会接受为正式成员。
但是，穆斯林少数民族当然并不遵循德国的脚本。“每个人都从他们所站的位置与这个故事产生关联。”奥兹雷克说，“他们以少数民族的身份与它产生关联。”
在德国，巴勒斯坦人不仅仅是少数民族，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作为无国籍的难民来到德国的。然而，德国的主流看来，这些情况被忽视为“自我受害”——这使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争夺受害者地位。奥兹雷克说：“有趣的是，那些归结到他们身上的品质，也是德国人自己已经克服的品质。”她指的是，多年来，德国人曾一直相信他们自己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受害者。
“这就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奥兹雷克说，“如果你没有纳粹祖先，那么你要如何为他们的罪行道歉？”她还说：“如果他们不能加入全国性的讨论，他们怎么能觉得自己属于这个群体呢？”
,在德国侍俊 ，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是一种“集体孤独”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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