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没有编制，你什么都不是”
在得知自己被天津市某区交通局录取的消息后，性格内向、被朋友看来甚至有点木讷的吴天君在QQ动态上写道，“自己的世界终于又打开了一道口子，阳光重回大地。”
从2009年大学毕业后，吴天君共参加了9次公务员、国企和事业单位笔试、面试。其中，为了能通过老家吉林省抚松县的一家事业单位面试，他的父亲动用家庭的存款和向“铁哥们”借款等方式共筹得20万来试图“打通”关系，但也以失败告终。
为进入“体制”，吴天君的邻居张，在拿到辽宁省某师范院校硕士毕业证书5个月后则选择继续等待。政治学专业出身的她把这5个月来找工作以及实习经历戏谑为霍布斯式的“战争状态”——“霍布斯总结，人类的初始人性中会因为三件事情而进入战争状态：得利、安全以及名誉。”这场进入体制内的“闯关游戏”，竞争者就像一个个争夺城墙上那支鲜红的旗帜的战士，只有踏着敌人的尸体，几个手持旗帜的人才是胜利者。
2016年12月26日，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布了《2016年投资环境指数报告》，粤苏鲁浙闽位居投资环境前五位，而东北地区是四大板块中投资环境最差的一个。投资环境落后的十个地区中，东三省占了两席，黑龙江则排倒数第一。一项针对我国七大地区营商环境的调查显示，在2001—2011年期间，曾在东北开展投资或有实际经营的外地企业中，有66.4%的企业“已停止在东北地区经营”或“在未来5年内有离开意愿”。
随着东北经济的停滞与民营经济的不振，留给东北年轻人的选择并不多。除了到外地寻找机会以外，吃“公家饭”便成了很多年轻人的人生规划。
2016年7月2日，辽宁沈阳，一公务员考试面试考点外排起长龙。
“没有编制，你什么都不是”
关于父母对自己进入“体制”的期望，张提高自己的音量说出四个字：“相当建议”。
张的父母在吉林抚松县的泉阳镇国有农场里承包土地，种人参。但随着这几年价格下跌及假人参对市场的冲击，张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如前。近几年，她的家人和亲戚去往东北经济较好的大连寻求工作机会。相对于农场收入的不稳定性，“父母希望我能成为教师或者公务员，有个稳定的工作，不用为失业下岗啥的担心。”
2016年11月的“国考”报名，张选择了沈阳海关办公综合岗位，367人报名，招录2人。“实话说没有底，有种为了报考而报考，我还是把希望寄托在2017年春季省考。”而即使是竞争相对较小的吉林省省考，2016年的公务员考试人数也再创新高，报考总人数达到5789人。
张两次被“善意提醒”需要找关系。“在前往大连甘井子区（教师招考）报名现场，一个教育局内部的阿姨跟我说，如果你笔试过了，面试一定、一定要找人。”
更早时候，在2009年高中毕业前的一节政治课上，老师在课堂上直接聊到，如果想在大连经济开发区高中当老师的话，你得准备20万元，“20万非常值。”张还记得当时政治老师说话时带着一种不容分辨的表情。
张的男友，正在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的刘建林对她进入“体制”的目标表示理解，在老家辽宁鞍山海城一个偏远乡村多年的生活经验告诉他，“没有编制，你什么都不是。”
刘建林是村里走出去的第一位博士生。在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村邻们对他家表示了短暂的敬意和礼貌。但因父亲的一次意外受伤，他发现，“在乡下，没有关系，你就是被欺负的命。”
刘的父亲没有正式工作，常年做建筑工地小工，只有9月农忙时才在家收玉米。2015年冬天，刘的父亲在邻居家的自建房楼顶砌砖时不慎摔下，左脚粉碎性骨折。在海城市医院和鞍山市动手术和休养的这近半年时间，花费了近2万块钱。
刘建林希望那家雇主能进行赔偿，但遭到拒绝。无奈之下，他把雇主告上了法院，最后判决也是民事调解。“开庭前，律师提出治疗费和误工费10万元的请求，但最后他连一分钱都还是不给。”刘建林很是无奈，“私下协商，他不拿，你完全没办法。”
“要想改变命运，我只有希望自己进入大学任教这条路，让自己身板硬起来。”他说道。
在等待和准备公考的日子里，张在某教育培训机构做面试助教，在没有单独排课的情况下，公司没有提供合同、零薪水，“当模拟面试老师的助理，我可以学习面试技巧，平时还有时间备考。”
随着“公考”临近，培训机构的工作量加大，张经常早上6点起来，花一个小时去单位，晚上7点才能下班，“挺遭罪的，大冬天还冷。”据多家媒体报道，如今公务员考试培训市场产值保守估计在十多亿元。主营出国留学考试培训的老牌教育机构，也在2006年创立了公务员考试培训中心。
2016年6月刚毕业那会儿，大连某教育集团给张提供了考研政治老师的工作机会，但还是被她拒绝了，理由是学校的商业气息太重。
26岁的张和男朋友刘建林展望未来的生活。刘建林正努力读完博士后留在大学任教。在三次教师招考、一次省考失败之后，张也并没有打算放弃，即使她现在只能借住在刘建林的博士宿舍里，“等到他也毕业，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家。”
一位不愿具名的市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在实权的部门，他的身份尽管只是一名普通的副科级，但找他办事的人接连不断，且态度礼貌和蔼，“平时，东北大爷估计没两句就开始说粗话了”。
“体制内的工作稳定、受人尊敬，那么多人挤破头想要进来也是理所应当的。”上述市政工作人员说道。
把儿子交给国家
宋纯政的老家在哈尔滨东边的一个郊县，距离市中心有100多公里。有时候，在结束市政府“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安排，周末，他还会回老家帮忙照看母亲的水果摊点。“冬天，你在哈尔滨室外摆摊一整天，全身都是麻的。”他对各种水果蔬菜的品种和质量了然于心，在与供货商的通话中头头是道。
作为一个普通铁路工人的孩子，现在所有邻居都知道他在市政府上班。如今，他在哈尔滨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做着掌管“铁饭碗”的工作，而单位里还有好些没有编制的同事也在做着和编制问题挂钩的工作。
宋纯政52岁的父亲做了一辈子的铁路一线职工，在铁路工务段的老宋负责铁路路轨、铁路线路改造和维护维修的工作。在行将退休的年纪知道自己的儿子每天坐着市政府的接驳车上下班，“我挺为自己儿子的工作感到自豪。坐办公室，他不用再像我这么辛苦了。”宋的父亲说道。
老宋说自己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国家的铁路事业，对于儿子的工作，他认为是一种传承，“现在，我把儿子也交给了国家。”
宋纯政本有机会在某BAT哈尔滨的分公司工作，拥有现在两倍的薪水。“类似于营销和推广的企业，薪水高一点，但总觉得不稳定，兴许哪一天工作就黄了。我毕业前获得政府工作机会，这是我和我爸都接受的第一选择。”宋纯政提到。
2012年11月，在宋纯政大四那年，关于哈尔滨招有“事业编制环卫工”的新闻热炒网络。哈尔滨市招聘457个清洁工引来1万余人报名，其中近三千人拥有本科学历，25人拥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事业编制”是他们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
宋纯政的本科同学刘文也报考了这个“事业编环卫工”职位，但最后也落选了，只能在社区当服务人员。
“我能考上扫五年大街也比现在强吧？”几年来，刘文没能考入体制内，他的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之前我爸还开玩笑，如果你找不到工作，就去扫大街啊。”
张回忆，连自己在国有农场里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也认为，拿到硕士文凭就是知识分子，扫大街不是目不识丁的人干的活吗？“但在编制面前，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私企都容易倒掉”
在哈工大2017届毕业生秋季大型招聘会上，根据《凤凰周刊》记者统计：11月18日的全部448家参会单位中，驻地在东北的仅为93家，其余的都是东北外的企事业单位，且大部分参会的私营企业都是外地的。这意味着，哈工大学生想要在招聘会上选择私企，很可能需要离开东北。
主营塑胶和电池的厦门某进出口有限公司是448家参加招聘会的企业之一，当时东北地区去了哈工大和哈尔滨工程学院的招聘会。其负责人张夏清告诉记者，因为公司是人才中心的合作企业，公司会通过厦门人才中心提供的地区、学校表单推荐，再决定去不去现场招聘。“招聘现场好企业还是很多，很多国企都是挤满了人，我们几乎是打酱油的。（学生）感觉私企都容易倒掉，其实我们是有信心的，但别人就不这么看。”
作为东北地区最知名、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吉林大学某学院学生办公室负责人向《凤凰周刊》记者提供了两届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表，其选择在“体制”外发展的毕业生远远低于进入“体制”的人数。每届140位学生中分别仅有6人和13人入职了民营企业，“其中有5个学生是某大型电器卖场的特招生。”该负责人表示。
吉林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中心管理科科长鲁凯认为，进入“体制”一直是全国普遍现象，东北地区民营经济的弱势也间接造成其热度常年不减。
据该中心发布的《吉林大学2015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2015 届本专科毕业生就业单位流向中，37.57%选择进入国企。而同年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进入国企的本科毕业生比例则分别为19.25%、20.74%、27.28% 、11.56%。
针对上述情况，吉林省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郑志宏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提到，吉林大学等东北高校的就业情况是东北地区的普遍缩影——“相对于发达地区，民营企业薪水低、岗位少。”
“就国有企业而言，虽然建国以来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普遍采取了单位制，但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空间条件，使得单位体制的诸要素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出现得最早，贯彻得最为彻底，持续时间最长，其内在结构也更为单一，消解过程也自然非常缓慢，形成了一种别具特色的‘典型单位制’。”长期研究东北国企问题的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田毅鹏教授说道。
已经开始坐办公室的赵明有时候也会怀念在矿井的生活，“一大早在空地上开个会、喊个话，一起骑车去工地，然后中午一起回食堂，跟大锅饭似的，菜也做得很好吃。热热闹闹，人不可能离开群体嘛。”
“观念这种东西，一旦适应后你很难去改变它，就好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那个叫布鲁克斯的老头，出狱后就自杀了。”赵明说。
（应采访人要求，部分人名为化名）
记者/蒋昌昭
,东北青年的lf2 “体制困境”：没有编制，你什么都不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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