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职校生是我国另一个重要的受教育群体。由于宽松管理、空洞课程、基础薄弱等因素，职校生在课堂上“混日子”。为了积累专业技能，职校生开始转战社团和打工，从其他平台和渠道寻找出路。但职校生仍然面临职校“卖人头”的风险，未来工作可选范围较小，只能不断地“考学”来提升竞争力。职校生的困境，折射出了当下家长学生的普职分流焦虑。为此，教育部将有扩大普高的招生规模，并发展综合高中，推进普职业协调发展。
职校生：在课堂上“混日子”
随着中国高中教育的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村子弟和流动儿童进入职业学校就读，职校生成为青年文化研究不得不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群体。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中职学校的招生数达644.7万人，占高中阶段招生数的42.4%；高职学校的招生数达524.3万人，占高等教育阶段招生数的54.2%。
职业学校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系统的中流砥柱，而农村子弟在职校生中的占比更是高达70%。
然而，社会对于职校生的看法总是于“消极、颓废、自弃”相联系，认为其多为分数竞争体系下的失败者或反面教材。
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职校生能够感知到这种制度性的排斥，选择在课堂上“混日子”。
首先，职业教育学校的管理宽松和疏于惩罚，使得职校生缺少认真上课的动力或压力。
部分职校对于学生违反学校和班级纪律的行为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因为害怕引起矛盾和冲突，不得不委婉地通过班干部来进行规劝。
这主要是因为职业学校缺少升学压力，不需要督促学生积极上课以考取分数，因此也没有必要采取强硬的管理措施造成师生矛盾。
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和维持校园稳定成为了学校办学和日常管理的第一要务，规训和看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格。与普通中学相比，职校的学习更为简单和轻松。
在这样宽松的校园环境下，职校生既无法离开校园，也无法从学校教育中获得成长。
这也直接导致了一系列在学校混日子的行为，包括嬉笑吵闹、玩手机、早恋等，学生各种打发时间的行为甚至被学校“默许”的。
其次，职业院校并不能为学生提供有质量的教学内容。不少职校生在入读之前都带着“学一门手艺、重新开始”的决心，却在入读之后大失所望。
部分职校的课程只有无意义的抽象概念，既落后于时代，也不能为职校生的就业传授真正有用的技能。
越来越多的学生发现，在课堂上学习的知识与实际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技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由此，职校生也逐渐对课堂学习失去了兴趣，选择了上课睡觉、做其他事情或者直接逃课等方式表达对无效教育的不满。
此外，“习得性无助”也是职校生“混日子”的常见原因。
所谓习得性无助，指的是一个人经历了不可控制的挫折或失败之后，将其结果归因于自身的能力，由此产生了无助的情绪状态，做事的行为动机也随之减弱。
一方面，职校生在中考或者高考上分数没有过线而被“分流”，缺乏必要的基础知识储备，在职校的课程学习方面无法跟上课程要求。
另一方面，职校录取分数线降低，也导致了所录取学生知识储备的平均水平下降，而职校的课程安排和要求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
事实上，职业学校的内部生态已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生源质量不断下滑，另一方面，教学水平也同步下滑，很难分清其中的因果。
职校生：从课堂转向社团和打工
虽然职校生在课堂上主要表现为“混日子”，但也有很多职校生开始在课堂之外寻找出路。
首先，职校生大多会参加各种各样的专业社团，既能有意识地培养技能，又能结实相同兴趣爱好的同辈和师兄师姐。
对于学校而言，专业社团其实是培养专业能力必不可少的“第二课堂”。
一方面，专业社团承担了为专业比赛挑选和培训人才的重要作用。
职业学校经常开展与专业技能相关的校级比赛，并进一步挑选优秀的学生参加更高级别的技能大赛。
另一方面，专业社团有助于职校生认识更加垂直领域的老师和师兄师姐。
专业社团一般会由一到两名专业教师指导，但日常活动的开展大多由有参赛经验的师兄师姐负责。
这种由资深师长遴选、培训新人的小组模式类似于师徒制，社员们围绕着专业技术学习形成一个互帮互助的社团，成员之间的纽带和情谊还会延续至日常生活、兼职、实习和毕业以后。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尽管职校生在课堂上多有“不爱学习”的消极表现，但在课堂之外却较为活跃，致力于技能积累和个人成长。
正如前文所言，职校生进入职业学校的起因，是中考或高考分数较低，但不代表他们就“放弃人生”了。
他们同样抱着学习一技之长的愿望入学，希望能够“重新做人，证明自己”。
然而，宽松的学校管理、空洞的课堂知识和巨大的学习困难，三重因素下，他们不得不转向其他能够实现自身愿望的平台和渠道。
除了社团之外，职校生大多拥有丰富的打工经历。
首先，由于70%的职校生来自农村，很多职校生的家庭条件并不好，从小就有参加家里的农业生产或者在寒暑假跟随父母外出打工的经历。
追求经济独立、减轻家庭负担成为了很多职校生的生活理念，不少高职院校的学生需要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来完成学业。
与此同时，家庭经济压力也促使了职校生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力所能及地打工赚钱，来减轻家庭负担。宽松的教学环境也给职校生兼职打工提供了工作便利。
兼职打工，不仅不会被视为不务正业或者浪费时间，还是同学之间交流的常见内容，很多同学相互之间会分享兼职信息、建立兼职群、结伴外出兼职等。
而且，除了克服经济困难的外部压力之外，职校生还有磨练自身能力的内在动力。
很多职校生能清楚地感知到，在以分数为标准的评价体系下，他们是被边缘化的群体。
于是，他们积极地通过兼职打工积累劳动力市场必要的品质和能力，并从中建立起自信心，寻找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
对于工作的内容，由于学历受限，许多职校生只能从事工厂流水线或者底层服务业的兼职，由此他们较早地学会了忍耐和坚持。
而这些品质和能力是职校课堂学习无法传授的，他们只能通过打工来了解劳动力市场的真实境遇。
职校生的就业困境
职业教育曾辉煌过一段时间，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进入技术学校相当于有了稳定的工作，许多家长甚至托关系走后门送孩子去技校学习。
当教育体制调整之后，职业学校不再包分配工作，从此失去稳定的光环，并逐渐成为教育的“非主流选项”。
2023年，大学生面临“最难就业季”。为了应对“学历通胀”，年轻人们选择考公、考研，将通过考试戏称为“上岸”。
一代人正陷入“越努力，学历通胀越严重”的困境，而职校生的就业困境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部分职校生在毕业之前面临以“实习”之名无偿提供劳务的风险。
多个案例显示，在中国现在的部分职校生就业市场中，自上至下形成了一条由用人单位、劳务中介、学校、毕业生构成的利益链条。
其中用人单位获得了廉价劳动力，劳务中介和学校得到了“介绍费”，唯独处于链条末端的毕业生最弱势，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对于劳务中介来说，给学生介绍工作时，他们根本不看重学生所学专业是否对口，他们看重的是学生进厂后，中介和学校能从用人单位方面获得多少介绍费。
这也直接导致了很多职校生在毕业要求面前，被迫去专业完全不对口的工作岗位实习，或是长时间的流水线工作，或涉嫌违法犯罪。
尽管《职业院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明确，学校不得通过中介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
但为了规避法律，劳务中介也有很多对策，他们以资助学生的名义把介绍费打到学校账户，或私下直接给学校领导。
由于学校不可以直接跟中介签合同，有的中介公司就专门成立了一个“教育公司”，以该公司的名义跟校方签合同。
有专家表示，近年来这类劳务中介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必须斩断不法劳务中介和职校的利益链条，加强对学校的监管和审查力度。
除了职校“卖人头”之外，在实际就业过程中，职校生可选择的工作范围小，工资低，且多为重复且琐碎的工作，人员流动性很大，晋升机会渺茫。
很多职校生毕业后进入了工厂，这些工作非常辛苦，而且没有双休，他们在工作中得不到放松和喘息的机会，身心俱疲。
《中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业状况分析报告2019年》显示，2019年，接近70%的中职生月薪不到3000元。
而根据麦可思的就业报告可知，2019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5440元，高职毕业生也有4295元。
中职生毕业工资低，这也导致了47.7%的中职毕业生选择继续升学，在拥挤的“独木桥”上，竞争一个升高职、升本科的机会。
这样一来，中职生就面临着双重的困境。面对就业，在学校学到的东西不够用；面对升学，需要和遍地的大学生竞争。
普职分流焦虑
关于“职校生”，他们在中考或高考失利，只能进入职业学校，获取某种职业所需知识和技能，例如计算机、机电、财经、旅游、空乘等。
近年来，社会性的教育焦虑愈演愈烈，且逐步表现为中考分流的升学焦虑。
2021年是“双减”实施元年，孩子减负，但部分家长却没能“减忧”。以考试分数为依据的普职分流成为家长焦虑的最强催化剂。
根据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统计结果，2021年大学本科专科一共招生1001.32万人，而高考报名人数为1078万人，高考升学率达93%，中考升学率仅有50%。
对此，不少自媒体炒作的是“一半初中毕业生进不了普通高中”。
实际上，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高中阶段的普职比，并不是1∶1，而是接近7∶3。
但即便如此，部分家长仍旧不满。只要“职业教育低人一等”这一现实情况不扭转，就是把普职比提高到8∶2甚至更高，普职分流焦虑仍会存在。
一方面，中考分流太早，青少年难以科学、客观地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
另一方面，分流前的知识储备不足以应付未来的产业升级，中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与时代脱钩，职校生就业前景较差。
由此，一些学者建议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乃至取消中考，让学生坐上“12年一贯制直通车”，从而减轻家长学生的焦虑。
但也有学者发现，如果取消普职分流，初中生全部涌入高中，而高等教育的本科招生规模并没有扩大，3年以后进入本科学习的学生仍然还是那些学生。
取消普职分流只是将焦虑后移3年，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其中耗费的巨大时间、精力、成本却难以计算。
解决普职分流焦虑，乃至职校生的未来职业发展，关键在于完善中职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2023年8月30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介绍了《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有关情况。
《意见》提出，有关部门将有序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回应了近年来家长和社会舆论要求的让更多初中毕业生读上高中的诉求。
进一步的，教育部还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综合高中，推进职普融通”。
所谓“综合高中”，指的是将普高学术课程与中职技职课程融为一体的高中，既开设学术课程，又开设技职课程，实行学分制教学，由学生自主选择学术课程与技职课程。
在高中毕业后，学生可根据选修课程情况，与自身的学业、职业发展规划，选择参加普通高考或职教高考。
要推进普职融通，实现职普协调发展，建设“综合高中”是可行的办法。未来还要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升职校生的含金量，逐步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给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和家长一个更好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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