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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人走错车道被罚！济青高速该咋走？交警提醒多观察交通标识　　8月15日上午10点30分，新开通的济青高速公路上，山东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历城一大队民警在巡逻中，发现一辆车牌号为鲁G8*****的白色货车，在高速路的第二车道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民警固定证据后，将其引导至收费站进行处罚，处罚标准为记3分罚款100元。　　济青北线开通后实行分车道管理，最高限速为120km/h，不同的车道限速不同。单向4条行车道，从左至右依次为小客车道、客车道、客货车道、客货车道。小型客车四条车道均可行驶，客车第二、三、四条车道均可行驶，货车（包 括轻型货车）只能走第三、四条车道。按照空中交通标志的指示，左边两个车道不允许货车行驶，货车只可以在右边两个车道行驶。　　新济青北线开通以来，有很多车主驾驶时不观察空中交通标志，不知道开通后的济青北线该怎么走，特别是货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明显上升。 　　针对这种情况，山东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历城一大队采取多项措施，对高速公路货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整治。　　民警在巡逻中发现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车辆后，先通过拍照固定证据，随后引导车辆到最近的收费站或者服务区接受东晋门阀政治

　　平面广告、视频广告、投影广告 声光电一起“轰炸”　　一部电梯“挤”9块广告居民楼电梯外铺满了广告。　　电梯内也变成了“广告间”。　　“整，整，整，做女人整好。”一进电梯，6岁多的小糯米就跟着电梯里的视频广告唱了起来，糯米妈妈几次打岔都没能分散孩子的注意力，气得吐槽：“这些广告传达的都是什么污七八糟的概念！我最讨厌整形广告，什么丰胸、隆鼻、割眼袋，孩子正好是认字敏感期，看见了就跟着念，拦都拦不住。”　　不仅仅是整形广告，“吃了不消化”、“二手车找××”、“找工作直接谈”等保健品与生活服务信息都是电梯广告的主要内容，电梯间直接变成了“广告间”。在争论广告收益到底如何处理的同时，业主们关心的焦点还有：如何能够自主决定是否安装电梯广告，电梯广告数量，谁来筛选电梯广告内容，如何控制广告播放时间、音量等问题。　　看花眼　　图片闪烁滚动播放　　已造成视觉污染　　家住西四环附近的汪洁已经烦电梯广告很久了。她所住小区的8号楼，每层电梯间都有两到三块平面广告，一楼的电梯间广告更多，电梯对面墙上的橱窗里插着两个平面广告，电梯之间的墙面上挂着两个视频广告屏，旁边还见缝插针地挤着一个略微小点的平面广告海报，打东晋门阀政治

　　苏区财政金融体系初现　　长征路“扁担银行”留下家底　　福建长汀县店头街旧址旁的闽西工农银行旧址。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摄　　闽西工农银行最后一张日计表。　　7月29日，四川省松潘县川主寺镇元宝山，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内的雕塑《告别苏区》。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孔斯琪/摄　　在中国革命史上，位于闽西山区的长汀被称为“红色小上海”。地处赣南、闽西各县通衢之地，汀江水运发达，这里一度成为中央苏区的物资集散地和经济中心。　　当年，红军的第一批军需民用工业就诞生在这里，造船、造纸、缝衣等50多个生产合作社在这里组建，合作社内部还发行过股票；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这里陆续办起了粮食调剂局、中华贸易公司、“红色旅馆”等商贸产业；小规模的私营商业在这里也得到保护和鼓励；苏区发行的“苏币”顺畅流通，苏维埃国家银行设立分行，办理金银兑换、发行公债……　　这些经济活动不仅发生在长汀，也发生在苏区的许多角落，发生在红军长征的某段路上。从货币发行、关税管理，到财政统一管理、金融体系的建立，今天中国经济的许多基本制度，在条件异常艰苦的苏区和长征路上，都能找到源头。　　开工厂、做生意、办合作社　　东晋门阀政治

　　农村青年走出校园前一堂重要的社会实践课　　那些进厂打工的大学生　　这个暑假，19岁的大学生李文是在广东东莞一家电子厂的质检车间度过的。大约从10年前开始，李文居住的南宁市宾阳县山琶村每年都会有学生利用暑假去广东找短期工。村子里超过一半的大学生都有过进厂打工的经历，这在当地已形成一种传统。　　在深圳、东莞等城市的厂区街道、人才市场，随处可见招聘学生工的信息以及前来寻找工作的大学生。这些进厂打工的大学生大多来自西部地区的县城乡镇，受家庭经济条件的制约，或是为了打发漫长的假期，他们来到陌生的沿海发达城市，体验新鲜的打工生活，感受独立赚钱的成就感。这对于当地农村青年而言，成了走出校园前一堂重要的社会实践课。　　进厂打工其实是种无奈的选择 　　对于不少出生在西部地区农村的学生来说，没有进过厂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每年春节，那些从深圳、东莞打工回乡的青年，总爱跟同龄人或弟弟妹妹们说起在外地打工的生活，讲些有趣好玩的事情，尽管有时也会吐槽工厂工作的枯燥和劳累。　　家在桂北农村的李文在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读大一，在他看来，这些年轻人的吐槽和抱怨更像是一种彰显独立自由的炫耀，昭示着他们的工作所在地—东晋门阀政治

　　遏制尘肺病高发势头 健康中国在行动　　即使过去了7年，张海超还记得当初尘肺病给他带来的痛苦。当时他已经发生了气胸，不能走路，彻夜无法入睡，晚上需要跪在床上才能勉强呼吸——这是尘肺病患者后期常见的姿势，因为跪着肠胃挤压肺部，能缓解肺部不适感。据说，有很多尘肺病患者去世的时候，也依然跪着。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有职业性尘肺病患者87.3万例，约占报告职业病病例总数的90%。而尘肺病患者中绝大部分是生活贫困的农民工。中国疾控中心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副所长孙承业在救助尘肺病患者的公益组织“大爱清尘”8周年总结会上说，来自农村的劳动者在城市打工时，不少人无法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得病之后丧失劳动力，回到偏远的家乡，悄无声息地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中挣扎。　　2013年大年初四那天，张海超实在没有办法坚持了，于是决定进行肺移植。即使在今天，肺移植也是一项花费比较高的手术。当时张海超的双肺移植花了60万元，这是他用“开胸”的方式换来的尘肺病赔偿金。2004～2007年，张海超在郑州市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打工，2007年，他被体检查出“疑似尘肺病”时，每月的工资是2东晋门阀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