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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 更新日期:2024-05-24 02:11 点击:910898

  日前,中国工程院2019年院士增选第一轮评审工作已经结束,各学部经过审阅材料、专业组评审、学部评审和投票等程序,产生了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222位。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冯起研究员进入第二轮评审候选人名单,提名渠道为中国科协。   冯起生于1966年3月,专业为流域或区域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方向主要为自然地理学(流域水文学、流域水土资源学、流域恢复生态学)。   据悉,根据工作安排,7月1日-30日,进入第二轮评审候选人的材料将在其单位进行公示。 (责任编辑:DF512) 郑重声明:东方财富网发布此信息的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 绶溪公园

   70亩麦子用手割?环保治理不能“一刀切”  针对“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一空气质量监测站附近农田禁止使用收割机”事件,近日,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坚决反对环保形式主义,严防“一刀切”现象,坚决制止各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利益。   众所周知,收割机割麦一般都会带来扬尘,但一边是已经出现倒伏需要抢收的70亩麦子,一边是为了保障离麦田不远的空气质量监测站的检测数据,到底该如何选?在常识看来,这本不该是个两难的问题。毕竟收割机割麦是大势所趋,如果为了保障数据的好看,就置农民的正当权益于不顾,这确实是种值得警惕的官僚主义。   目前此事已算得到基本解决:不仅当事村民的麦子用收割机顺利抢收了,当地上级部门也下发紧急通知,强调反对环保形式主义,严防“一刀切”。但一个原本的常识问题,却需要经过媒体关注,上级敦促才能解决,这里面的某种治理逻辑的扭曲,更值得深思。   说到底,当地有关部门之所以完全无视具体情况,要求村民禁用收割机,是为了对环保监测数据负责,而本质上是对上级负责。所以自然认为村民的一切行为都该无条件为数据让路。环保监测数据当然重要,但是绶溪公园

  让农民工不被欠薪体现社会公平与法治  据澎湃新闻网报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在门户网站开通“根治欠薪进行时”专栏。专栏下设政策法规、曝光台、欠薪入罪、拖欠农民工工资线索反映、维权渠道、工作动态6个栏目。   拖欠农民工工资,可谓久治不愈的顽疾。尽管自上至下、全国各地都在重点治理,可其依然如打不死的“小强”,不时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不仅凸显出治理工作乏力的尴尬,更伤了广大农民工的心。正因为效果不尽如人意,人社部才在其官网开通“根治欠薪进行时”专栏。除了为维护农民工群体合法权益提供了一个新的有力平台,也吹响了新一轮治理欠薪问题的号角。   “根治欠薪进行时”专栏的开通,必要且有现实意义,其各个栏目的设置也较为全面合理,提供了相关政策法规的普及服务,也有对拖欠企业与个人的曝光,还有便捷反映欠薪线索的渠道。相信随着这一栏目影响力的日益增长,其也必定能为欠薪问题的治理提供助益。   拖欠工资,是对农民工正当权益的侵害,还可能因此引发群体性事件与极端讨薪行为,影响社会平稳有序运行。对于此类行为,很有必要始终保持“进行时”,让拖欠者成过街之鼠。但“进行时”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我们的治理还是没有达到治绶溪公园

   跨境色情直播成产业链 监管执法要升级换代  近日,湖北麻城警方摧毁一个以网游公司为幌子、跨境实施色情网络直播的犯罪团伙。在浙江、江苏、广东等多地警方协助配合下,这一团伙的18名犯罪嫌疑人相继在上海、深圳等地落网,色情直播App平台被查封。(新华社6月9日)   那些跨境色情直播的不法分子,的确打得一手“好算盘”。基于色情直播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有关职能部门对国内网络直播平台实行严格规制,一些色情直播平台便搬到了境外。通过境外远程操控跨境色情直播,利用国外银行账户对涉案资金进行“洗钱”,确对监管执法造成了不小的难度。   不仅如此,这些不法分子还玩出了“花样”。一是社交化推广,通过在社交软件上推送这个App的二维码,并以诱惑性图片和文字引诱网民下载,网民用手机号码注册并验证登录后,才能成为直播平台的注册会员。这种点对点的“精确服务”、正常“绿播”与不法“黄播”相结合的新型违法行为,很难被发现。二是虚拟化身份,这个直播平台背后,有着严密的组织架构,每个层级之间利用网络虚拟身份单线联系,互相不知道真实身份。这就意味着,当一级“组织”“沦陷”后,并不会“拖累”其他不法分子。三是技术化规避,为了逃避执法绶溪公园

  “养错”儿子23年,法院亲子鉴定出错理当负责  近日,一起曲折离奇的侵权案件,在重庆市渝中区法院进行了证据交换及庭前调解,经由多家媒体报道,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这起案件的原告方名叫朱晓娟,是一位曾经在1992年被家中保姆将儿子偷偷抱走的苦命母亲,而被告方,则是在1995年通过DNA鉴定为这位母亲“找回”了孩子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按理说,河南省高院本应算是朱晓娟的“恩人”,然而,导致双方对簿公堂的关键,却是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事实。原来,河南省高院为朱晓娟“找回”的孩子并非她的亲生骨肉,而是另一名遗失儿童。更加令人心痛的是:这个残酷的真相,竟然直到2018年,才因为重庆警方在四川南充意外发现了朱晓娟被偷走的儿子而大白于世。最终,面对自己与至亲分离26年,误将他人当做亲生儿子养大的不幸事实,朱晓娟愤怒地对河南省高院提起了诉讼,并提出了295万元的索赔要求。   尽管这起民事案件尚在庭前调解阶段,最终结果依然远未可知,但是,案情当中的一些关键要素,却是双方都认可、无可非议的事实。不论这起事件在当年到底有怎样的内情,有一点都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河南省高院确实出具了一份具有极强法律效力,但却完全与事实相背绶溪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