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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扬：“一带一路”旨在让各国、各地区平等参与全球化】23日，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一带一路”所串联的大多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是因为在承认世界多元，各国一律平等的前提下，努力在追求包容性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力求使各个国家，各国内部的各地区，真正平等卷入全球化进程并共享全球化收益。（国是直通车） 　　23日，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一带一路”所串联的大多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是因为在承认世界多元，各国一律平等的前提下，努力在追求包容性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力求使各个国家，各国内部的各地区，真正平等卷入全球化进程并共享全球化收益。（文章来源：国是直通车） (责任编辑：DF010) 五菱之光6435

摘要 【宁高宁：世界在往前走 但WTO好像停滞了】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高宁23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最近几年已经不再听到WTO的声音了，需要在几件事情上达成共识以首先决定WTO是否还能存活：我们是否还深信世界自由贸易？我们是否还需要这种贸易全球化？贸易政策是否应该和国家政治体系有关联，贸易平衡状态和一个国家在全世界的地位是否有联系？贸易政策和国内大选有没有关系，能否用贸易政策影响大选？（国是直通车）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高宁23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最近几年已经不再听到WTO的声音了，需要在几件事情上达成共识以首先决定WTO是否还能存活：我们是否还深信世界自由贸易？我们是否还需要这种贸易全球化？贸易政策是否应该和国家政治体系有关联，贸易平衡状态和一个国家在全世界的地位是否有联系？贸易政策和国内大选有没有关系，能否用贸易政策影响大选？ （文章来源：国是直通车） (责任编辑：DF010) 五菱之光6435

摘要 【李扬：“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后主要任务是机制化】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于3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此间表示，当前，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已经不能继续下去，全球各主要国家和地区正在通过“再平衡”推进全球化的新理念和新路径，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新华网）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于3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此间表示，当前，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已经不能继续下去，全球各主要国家和地区正在通过“再平衡”推进全球化的新理念和新路径，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 　　“‘一带一路’不是要搞一些项目，和一大堆产能过剩，而是要推进新的全球化方略，以发展优先，追求合作共赢。”李扬说。 　　他表示，进入“一带一路”新阶段后的主要任务是机制化。其主要内容包括深化合作，与现有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对接，利用“一带一路”参与全球五菱之光6435

摘要 【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迎来升级版】3月23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在未来应来“升级版”。（21世纪经济报道） 　　3月23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在未来应来“升级版”。 　　实际上，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今年2月，再次提出了深化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历次会议实际上一脉相承，可以理解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迎来了升级版，”他说。 　　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式提出，三年来，“三去一降一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到了201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掉头向下之后，就有一些声音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不灵了”。 　　“实际上，恰恰相反，是我们的改革还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问题，”他说。“经济的减速主要是因为工业的减速，是因为工业结构还没有完成对需求结构的调整。” 　　另外一方面，近几年一直提倡的提质增效，在一部分程度上导致我国的新产业、新业态带来的GD五菱之光6435

　　3月22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主题为“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学术峰会”上表示，中国迈向高收入阶段有8个挑战，包括高杠杆率、小型科创企业融资、消除绝对贫困和治理污染等。 　　GDP刚刚超过9700美元，按照世行的分类标准属于中等偏上，离人均1.26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已经相距不远。当然，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还需要再翻番，还比较遥远。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前后是风险高发期，我是简单的说一下1998年开始的20年。 　　1998年中国刚刚迈入中等收入偏下阶段，这20年来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两次的外部冲击，我们都较好地予以应对，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际，我们通过1994年的全面配套改革实现了向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跨越，1996年实现了人民币经济项下可兑换，为适应WTO的规则要求我们用数年时间清理不适应世贸规则的法律和管理办法，等到外部冲击来临时，我们改革建立起来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制度发挥作用，人口结构良好，红利充分释放，直接投资大量涌入。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亚洲各国陷入危机，资本纷纷都到中国来五菱之光6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