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世元

来源:网络 更新日期:2024-04-29 22:25 点击:827396

  海量数据中分析出有价值的科学成果。   而在一年多前,常进团队就已向世界展示出首批成果:精确测量太空中的电子宇宙射线能谱。该成果于2017年12月7日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电子宇宙射线的正常能谱变化应是一条平滑曲线。根据“悟空”积累的观测数据,科学家们发现在0.9万亿电子伏特处电子能谱呈现出明显的拐折,并且有初步迹象表明在1.4万亿电子伏特的超高能段呈现出异常波动,反映在图上是一个“尖峰”。   这些结构只有在观测精度达到最好的情况下才能被看到,幸运的是,“悟空”做到了!电子能谱在0.9万亿电子伏特处的拐折具有重要的天体物理意义,它反映出宇宙中高能电子辐射源的典型加速能力,并且可以对部分暗物质理论模型给出很强的约束。1.4万亿电子伏特处的异常波动则显得更引人关注。不过,根据现有数据量和理论模型,还无法断定这一现象是否就是暗物质踪迹。   袁强告诉记者,探测暗物质的方式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对撞机探测,主要有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二是在地下进行的直接探测,我国在四川锦屏山地下实验室中正在开展相关实验;三是间接探测,主要在空间进行。 金世元

  “墨子号”发射快三年了,到底有什么新发现?量子通信和公众有什么关联,到底是不是伪科学?10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潘建伟有很多话要说。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发射升空以来,有什么新的发现?潘建伟说,“墨子号”作为一颗科学实验卫星,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实用型的,为了实现超远距离星地之间的量子保密通信,同时也有个基础科学的研究目标,要对爱因斯坦所提出的“量子力学非定域性”开展严格意义下的验证。   潘建伟透露,“墨子号”发出以后,性能指标远超预期,原本计划两年内完成的科学试验任务,在两三个月之内就完成了,所以有很多的时间对性能做一些改进,目前有比较大的进展。同时,“墨子号”已经把星地之间密钥的成码量提高了40倍,现在嘀嗒一秒钟,大概能够传送40万个密钥,已经能够满足一些初步的安全通信需求。   潘建伟说,“墨子号”还做了一个比较有趣的实验。因为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目前还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针对有人提出的检验协调模型。“墨子号”做了实验,表明有些理论方案本身是不正确金世元

  从今年元旦起,企业群众到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时会发现,过去分门别类的住建、民政等部门窗口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综合窗口”。无论来办理何种事项,都只需要取一次号,之后去任何一个综合窗口提交材料即可。下一步,相关办事主题的政策包也将推出。此外,本市还多批次集中取消253项市级证明事项,目前精简比例已达81%,这些改革都旨在让群众少跑腿。   政务服务窗口此前一般按政府部门设立,比如住建、规划、民政等,企业群众办事时得按需去找相应部门的窗口。此外,一个部门不同事项还会分设不同窗口,窗口的受理人员也都由各个部门的审批人员承担,大家各管各单位的事项。改成综合窗口后不再区分部门,窗口受理人员统一由政务服务管理局派驻,原来各部门负责审批的人员则从前台退到后台,集中精力开展审批工作,审批完成后,审批结果再由综合窗口统一送达。今后,同一事项同等条件下,在不同窗口的办理标准、流程、结果无差异。   据介绍,此次综合窗口改革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去部门化”,企业群众办事从“要找若干个部门”到“只找一个找政府”,大大降低了办事成本。此外,前台综合受理的实施,前金世元

  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蔡仲光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发展民营银行,这让企业家受到极大鼓舞,“这是我两年来一直非常关心的议题。”同时,他建议,建立政府牵头企业参与的“坏账基金”,支持民营银行的发展。   而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草案),蔡仲光表示,建议在通过之后,在实施过程中要加大对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调研,特别是对外商投资企业对国务院负面清单的反馈意见和建议进行及时收集,为日后此部法律的修订提供有力的依据。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责任编辑:DF395) 金世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灿龙向本次全国政协会议提交了题为《完善制度建设,合力预防和整治学术不端》的发言。王灿龙委员建议,有关部门可联合成立学术不端行为第三方调查委员会,主导或监督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与处理。   学术不端行为严重背离科学精神、败坏学术风气、恶化学术生态,危害甚大。王灿龙委员披露,目前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处理主要还是由当事人的工作单位和机构等负责,受“家丑不可外扬”观念的影响,在社会舆论不大或上级没有过问时,对于学术不端的调查和处理往往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不了了之。   倘若调查人员与当事人之间是同事、上下级关系,就会导致调查失真,“家丑”或许根本发现不了。即使抛开了人情关系干扰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当事人工作的单位和机构负责调查处理本单位员工学术不端行为,也有身兼“运动员”和“裁判员”二职之嫌,或者因为存在“利益冲突”的因素,无法体现程序正义,也无法消除公众对于调查公正性、中立性的怀疑。   如何才能客观公正调查处理学术不端行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可以给我们带来有益启示。根据关于科研不端的美国联金世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