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清

　　GDP早在2014年就突破了万亿大关，郑州在今年才官宣2018年的GDP破万，正式踏入“万亿俱乐部”。专用设备制造业后来居上，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也发展得不错。 　　郑州的工业产业结构更偏向重工业，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及有色金属冶炼行业是其基础产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能次之，汽车制造业也是一个突出产业。 　　对比2017年第二产业中的产业结构，两个城市均以重工业为主，但郑州的重工业占比更高，且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过武汉近两千亿，郑州无疑是一个工业大城。通过对比轻/重工业的总资产贡献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这两个衡量经济效益的指标，很明显郑州轻工业资产的盈利能力更高，能够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从成本费用利润率对比可以看出郑州发展的轻工业比武汉的轻工业盈利效果更好；但是郑州的轻工业总资产贡献率却不及武汉，这大概率是因为郑州的轻工业占用资产比武汉的多。郑州在未来有必要发展轻工业，将轻工业的经济效益放大出来。 　　房地产行业产值也多近三百亿，其他服务业更超过郑州一千多亿。 　　两个城市的金融业发展规模相当，但明显郑州金融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更高，王景清

　　2月1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表示，国退民进的地区比国进民退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更好，创新能力也更强。 　　张维迎提出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每年东部的市场化程度都高于中部和西部。2007年之前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速最高，西部最低；2007年之后，经济增速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恰恰是过去10年经济增长速度最低的地方。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有一个‘西部模式’，西部的模式有优越性，东部应该向西部学习，我想这个很荒唐。”张维迎表示，所谓“中国模式”的基本问题也是这样，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比西方国家快，所以出现了“中国模式优越论”。张维迎认为，应该以静态的方式看待经济，经济是一个动态，市场化是一个过程。 　　从过程来看，中国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远早于西部，各地区之间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是20年改革积累的差异。张维迎提出，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增长高度正相关，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增长越快。国有部门退出越快的地区，经济增长越好；而私有部门和外资企业进入率越高的地区王景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益平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提醒，金融服务民营经济，利率市场化是关键问题，利率不市场化，金融机构无法为中小企业提供商业可持续服务。 　　黄益平称，中国金融体系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银行主导，二是政府干预较多。在中国金融资产中，银行占比高于70%，而中国金融抑制程度在130个国家中排名第14。 　　“这个体系比较适合支持大企业，不擅长服务小企业；适合支持粗放式增长，不擅长服务创新性增长；适合支持制造业，不擅长服务服务业。”黄益平说，“在本质上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则存在一定歧视性。” 　　黄益平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转型期，但中国的金融体系还没有转过来。这是近期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凸显的原因所在。其特征是，中小企业被挤压出正规市场，非正规金融的利率被推高。一方面杠杆率过高，另一方面流动性渗透不到实体经济。 　　黄益平提醒称，在金融体系支持民营经济过程中，利率市场化很关键。利率市场化将提高正规部门的利率而降低非正规部门的利率。他举例称，在调研时，某大银行分行向他反映，今年被压了任务，要发放50亿小微企业贷款，但王景清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消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如何缓解？网络借贷、非法集资等金融风险如何防范？这些都是2018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关心的话题，相关的建议提案也较多。 　　那么，近一年来代表委员的相关建议提案是如何办理的？对监管工作起到了哪些作用？新华社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肖远企。 　　调研。“我们明确要求建议提案主办件须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形式与代表委员进行面对面沟通，切实变‘文来文往’为‘人来人往’。”肖远企说。 　　针对非法集资问题，2018年6月，银保监会副主席祝树民主持召开听取代表委员意见座谈会，邀请了余瑞玉、陈晶莹、李颖等代表委员及有关专家学者专题研讨。同时针对代表委员提出的改进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建议，多次赴司法部进行沟通协调，积极推动《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立法工作。 　　办理孔龙发代表“关于建立农合机构全国性行业组织更好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议”时，银保监会主动邀请孔龙发代表进行座谈，农村银行部主任郭鸿与代表就省联社改革、建立全国性行业组织等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对代表提出的意见诉求王景清

　　经济学界，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是个传奇。这个天才中的天才在24岁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先后在耶鲁、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任教，在38岁克鲁格曼获得被视为诺贝尔奖重要指针的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1991年)。 　　1994年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货币危机，以日本为首的亚洲雁群经济大幅负增长。 　　GDP从1966 年到1997年从56亿美元增长到1191亿美元，年复合增长11.99%，三倍于美国；人均收入以每年7.72%的复合速度增长，不到10 年就翻一番。 　　银行出版了《亚洲的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亚洲金融危机基金”为代表的对冲基金借入泰铢后在外汇市场抛售以做空泰铢。外汇储备还是无法维持人为高估的泰铢汇率，于7月2日泰国央行宣布放弃已坚持14 年的泰铢钉住以美元为主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政策，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泰铢当日闻声下跌17 % ，创下新低。亚洲金融危机就此爆发。亚洲外汇市场上，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中国台湾新台币、新加坡元、港币、韩元都先后遭到抛售，这些国家或实行联系汇率或实行盯住的准固定汇率制度王景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