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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27日，浙商总会智能制造委员会新春茶话会在杭州举行，浙商总会秘书长郑宇民，长江学者、浙大管理学院教授吴晓波，智能制造委员会主任、西子联合控股董事长王水福，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长兰建平，西子联合控股CIO、浙江蒲惠智造科技有限公司CEO王克飞以及各会员单位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一天前，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隆重举行，王水福等40位民营企业代表应邀出席大会，并且参加了浙江省委书记车俊亲自出席的民营企业家代表组专题讨论。 　　谈及车俊强调的“善于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创造机遇、用好机遇，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出席本次茶话会的代表纷纷表示，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抵御风浪、增加动能的有效途径。而浙江蒲惠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蒲惠智造”计划也引发了大家的浓厚兴趣。 　　据王克飞介绍，“蒲惠智造”计划融合西子联合30余年深厚的工业基因和研究实践的智能制造技术，联合广大中小制造企业以及相关产业基金、风险投资机构等多种优势资源，深度整合各类行业软件和硬件公司，目标是打造全新的工业互联网服务生态体系。 　　笔者注意到，工新牛郎织女

　　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对中国GDP的贡献已超过60%，提供了85%以上城镇新增就业岗位。 　　2018年下半年以来，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密集出台，且对民企的支持都是实实在在的措施，政策出台也很迅速。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减税之路，箭在弦上，不能再观望。当前，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加，民营企业同时也遭遇到了比较严峻的发展困境，普遍面临着国内外市场疲软，消费需求不足，业务订单减少，销售下降；企业开工不足，产能过剩，设备利用率偏低，无效消耗增加；原材料涨价，员工福利工资增加，利润空间不断压缩；融资难，资金紧张仍然突出等困难。 　　面对以上问题，减税无疑利好中小民营企业。一方面，减税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有助于增强企业利润、化解企业债务问题；另一方面，减税可以加大收益预期，促进民间资本的有效投入。 　　对企业而言，企业的减税空间主要体现在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上。另外，减税的方式应多样灵活，对微型、小型和成长型企业进行不同对待，减税也不必拘泥于一种形式，取消类新牛郎织女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阳古城曾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盛极一时；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内陆腹地的后发地区，自2008年起襄阳市地区生产总值三年增长一千亿元，九年翻两番，2017年更是突破四千亿元大关，打造了汉江流域城市群发展的“襄阳速度”。 　　随着经济发展加速，襄阳城市实力骤增，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也给襄阳带来了“成长的烦恼”：供地率长期居湖北省后列，亿元GDP地耗高达1380亩，空气优良天数长期处于全省末位……在几年前，这些因粗放发展欠下的“负面账单”，不仅成为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阻碍，还是横亘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的陡坡、大坎。 　　面对严峻的发展形势，襄阳市委市政府直面经济社会发展中高耗能、低质量的问题，围绕资源利用率、科技进步贡献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中所涉及的单位GDP地耗、生产工艺水平等20多个具体指标，定出了详细的“升降计划”。旨在彻底改变粗放发展状态，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襄阳把这种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实践方法概括为“减量化增长”。 　　定指标、划红线、追责任，“减量化增长”的第一步从顶层设计和引导驱动开始。围绕“一个龙头、六大新牛郎织女

　　1月2日，2019年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将视角放在了完善营商环境上。这无疑再次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完善和优化营商环境，是2019年中国继续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重要一环。 　　众所周知，营商环境包括影响企业活动的社会要素、经济要素、政治要素和法律要素等方面，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众多领域的系统工程。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招商引资的多寡，同时也直接影响着区域内的经营企业，最终对经济发展状况、财税收入、社会就业情况等产生重要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2018年以来，国务院成立了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并下设优化营商环境专题组，先后出台了《关于部分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做法的通报》《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了具体部署。这些部署重点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持续放宽市场准入，投资贸易更加宽松便利。二是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市场竞争更加公平有序。一年新牛郎织女

　　中国国有企业历经40年发展，经历了颇为曲折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哪些经验，还有哪些需要反思的地方，能够为国企改革的再出发提供经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话题独家专访了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周放生曾先后在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任职，对国企改革有着颇深的认识。他认为，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结合起来，是以往国企改革的成功经验，未来首先要肯定基层的探索和创造，包括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探索和试错，为后期顶层政策的出台，提供实践基础。 　　中国经济时报：在40年国企改革过程中发生了非常多的标志性事件，比如放权让利、承包制经营、《企业法》的出台、《公司法》的出台、三年脱困、国资委成立等，这些事件的发生，与当时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密切相关，这些顶层设计的出台，对当时及后期的国企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周放生：放权让利时，国企改革刚启动，当时百废待兴，中国陷入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要杀出一条血路，需要让企业能够有自主权，企业才有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空间，可以逐渐改善国家经济条件。 　　承包制经营的出台，与当时企业发展需要固定资产投入，国家缺乏财政投新牛郎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