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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着，总比一眼能望到头的人生好。上海9号线虽挤，但生活的意义也就在其中”。在采访结束后张前给记者发送了这样的一条微信消息。 　　7月28日中午，从碧桂园售楼大厅出来，方永依旧在和两位朋友谈论着房价——均价超过7000元/平米，比周边的房价每平米高2000元左右，这个价格是老城区房价的近两倍。在他眼里，这是“属于湘西州经济开发区唯一品牌地产商应有的价格，今年的目标就是买下这里的一套房。”但是，此刻他摆弄一下手机上的银行账户，显示的余额是不足5000元。 　　当天下午，方永和朋友在去年底刚刚开业的商城四楼花300元吃了顿火锅，又在六楼看了7月27日最新上映的《西虹市首富》。电影结束后，他和朋友三人通过滴滴打车，20分钟的时间，抵达了家门口。 　　如今，一二线城市的生活正在被逐渐复制到吉首这座出了湖南就可能无人知晓的县城，类似于方永这样的“小镇青年”身处其中，他们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感到平静而满意，并且评价这里“除了没共享单车，没觉得比一线城市缺少什么。” 　　麦当劳店总是排长队；塞得满车的公交车在商业街公交站时，下车的人总是占一大半。现在，这些也都止于方永的记忆，苏州中心

　　厦门用好谈话函询拧紧监督发条　　前7个月谈话函询党员干部1462件次 　　本报讯 日前，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纪工委针对社区某干部停发因病去世的残疾人“两项补贴”不及时等问题进行谈话提醒。这名干部十分感激地说：“组织的谈话提醒是及时对我猛击一掌，避免我犯更大的错误！” 　　监督是纪委监委首要职责。厦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定位向监督聚焦，责任向监督压实，力量向监督倾斜，把开展好谈话函询工作作为践行“第一种形态”、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抓手。今年1月至7月，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运用“四种形态”处理1690人，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处理1500人，占比88.76%。 　　据了解，该市纪委监委针对监察对象增加、监察范围扩大的现实，出台《厦门市纪委监委机关监督工作暂行办法》，对监督工作内容、方式和手段进行细化和规范，用好谈话函询拧紧监督发条。今年前7个月，该市谈话函询党员干部1462件次，其中市管干部42件次，县处级干部255件次。 　　不仅如此，该市纪委监委通过加强工作指导和业务培训、深化落实谈话函询工作情况“一月一分析、一季一通报”制度等，不断推动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有效运用谈话函询。 　　6月30日，思明区98个社区党组织换届苏州中心

　　正是年轻有为时 莫为金钱遮望眼　　 　　近日，贵州“90后”女干部张艺因涉嫌贪污被提起公诉，引发热议。据检察机关指控，案发时工作尚不满一年、年仅25岁的张艺，涉嫌贪污40余万元民生领域资金。 　　不仅是一个张艺，2016年，湖南省新宁县一名“90后”干部谢明润，因挪用医保基金资金合计40余万元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18年3月，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一起社保资金贪污案，犯罪嫌疑人王新民也是一名“90后”。 　　这几个“90后”年轻干部，学历高、能力强，处于人生的起步阶段，有着光明的前途和美好的未来，因此他们的贪腐更让人震惊和惋惜。一走上工作岗位就开始贪腐，暴露出价值观的扭曲，错把金钱当做人生的本钱。 　　近些年，很多落马贪官在忏悔书中总会谈及，自己是“农民的儿子”，经历过苦日子。这些人自诉贪腐的一个动机，就是穷怕了，希望金钱能保障下半辈子过高枕无忧的生活。且不说这些话有拿贫穷经历博同情的嫌疑，但看年纪轻轻就走上贪腐之路的“90后”干部，一直生活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他们“伸手”并非因为生活艰辛，而是受社会不良风气和错误价值观的影响，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疯狂追求物质享受。“90后”干部廖静，骗取国家近180苏州中心

　　执纪监督和派驻监督联动协作　　——“如何开展监督”系列报道之四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积极探索监督新路径，强化执纪监督部门和派驻机构的协作配合，通过制度创新增强监督合力，提升监督质效。 　　履行监督第一职责迫切要求加强协作、形成合力 　　不久前，一列长长的问题线索清单，随同省属高校专项监督检查情况报告，摆到了浙江省纪委监委主要领导的案头。这些线索的发现，源于该省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和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一起开展的专项督查。 　　“制度创新出效益，1+1>2。”浙江省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负责人认为，“监督效率显著提升，根本上源于监督责任的强化，直接得益于执纪监督与派驻监督的密切协作。” 　　监督是纪委监委的首要职责、第一职责，是执纪问责和调查处置的基础。从重要性和工作量来看，监督既是“前头”，也是“大头”。监察体制改革后，监督对象数量井喷式增长，相比之下监督力量显得捉襟见肘，监督方式亟待改进。以云南为例，省、市、县三级监委全部组建后，全省监督对象增加至157万，是原来的4.5倍。 　　一根手指力量单薄，五指联动方能攥成拳头。监察体制改革后监督对象数量的增加，前后台分设后监苏州中心

　　浙江八十九名领导干部因“四风”问题突出被问责　　一案双查推动“两个责任”落实　　 　　本报讯（记者 颜新文 通讯员 胡耀刚 黄也倩）“教训极其深刻，必须认真反思、坚决整改。”日前，浙江省永康市经济与信息化局党委召开落实主体责任自查整改工作部署会，局党委书记的发言，让全体与会干部印象深刻。 　　事情起于永康市纪委监委之前发布的一则通报。通报指出，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期间，经该局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办公室主任施红鹰同意，办公室以清明节、“五一”劳动节等“节假日值班费”名义违规发放津补贴14779元。除施红鹰本人于2018年4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外，该局分管领导受到通报批评处理，局党委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牢牢抓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然而，浙江省纪委监委调研发现，当前该省主体责任落实方面仍存在部分典型性问题，如主体责任落实不平衡，层层递减现象仍然存在；履责主动性不强，第一责任人职责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落实不到位；少数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存在过于依赖纪委（纪检组）代行主体责任的思维和做法……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浙江把落实党内问责作为推进党内监督工作的有力抓手，要求苏州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