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朴俊

▲被纳入村干部职业化管理的贵州省石阡县何家坝村干部，雨后察看“莲花谷”莲花生长情况。田朝晖 摄 “今年我的收入突破12万没问题。”贵州省石阡县凉山村党支部书记李文安语出惊人。 “去年集体经济分红，我拿到9万，今年县财政发的村支书工资又翻了一倍，涨到每月3600多元。只要今年分红不降，平均一个月拿1万没问题。”李文安说。 “月薪”1万！这对于贫困县村干部来说，像个天文数字。李文安是怎么做到的？ ▲被纳入村干部职业化管理的贵州省石阡县何家坝村干部，在桃树种植基地与乡干部讨论产业发展。田朝晖 摄 长期以来，村干部收入不高导致干劲不足，是困扰贫困地区农村发展的难题。 一面是脱贫攻坚需要村干部全身心投入，发展集体经济，跑市场；另一面却是工资不够高，不得不分心去“赚生活”。 经常外出跑市场的猫寨村村主任罗忠枢就感慨：“以前每月收入1800元，我来回一趟县城的车费就要30元，工资很大一部分都用在交通上了。” 为解决这个矛盾，石阡县尝试推行“合作社分红+村干部职业化”方式，改善了李文安们的待遇，使他们心无旁骛干工作，真正成为脱贫致富、集体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被纳入村干部职业化管理的贵州省石阡县金朴俊

《仕女》《花园一角》林风眠曾自嘲是“好色之徒”，对东方女性之美情有独钟，他笔下的“蛇蝎美人”宁静而神秘，有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美；林风眠历经一生坎坷却又心怀浪漫，成为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座令人景仰的高山。1920年代的林风眠和许多只醉心于笔墨丹青的艺术家不同，林风眠从年轻时起便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他曾在《致全国艺术界书》中写道：“宗教自把艺术扶持培养成功之后，艺术的魔力，转比宗教伟大。艺术的表现工具是形象，颜色，或声音，这种东西不但不怕科学来摧残，乃以科学日见发达，反使艺术的表现工具，也突然的得到非常的进步，如形象的变化，颜色的分析，以及声音的日渐复杂，可说全是科学之赐，这一点，已经比宗教胜过一筹了；艺术虽同为建基于人类感情的安慰，而艺术的表现方法，很自由，很抒情，绝无宗教那样板滞的仪式。正当着宗教威力一天一天衰颓，艺术的威力一天一天增高的时候，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已经到了成熟期，宗教与艺术的分裂，便到了时机！”（节选自林风眠留法回国后最长一篇言论）23岁时的林风眠（中），正与他的好友林文铮（右）、李金发（左）一起在德国柏林游学。1928年春，杭州国立艺术院（后改为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成金朴俊

还记得民国时期，月份牌年画中的那些美女吗？月份牌年画是20至40年代，起源于上海、风行全国乡镇的一种商业绘画，因画面附有年月历表而得名。画中的女子清纯甜美，烫着时髦的卷发，身着传统旗袍，开辟了鲜丽、丰腴、甜媚的摩登美女的潮流。或许是因为她们太美太迷人，一位名叫末春的插画师，干脆将这些旗袍美人画了下来，画中的女子保留了传统的审美，并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令人过目不忘。末春笔下的女性，气质高贵、优雅，透露着神秘感，细微之处让人无可挑剔。她们身着旗袍，落落大方、神态自若，精致甜美，打扮时尚，整体色彩既素雅又唯美。仿佛将尘俗情思诉于画纸上，倾尽一生的温柔与诗意，在纸间舞落一段墨香。潘春淑，又名末春，毕业于浙江理工大学，迷恋插画，热爱美食。作为一名插画师，她的画风温婉柔情，又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质，和丰富的想象力。末春笔下的美人，有着迷人的桃花眼，弯而细长的柳叶眉，肤如凝脂珠圆玉润，完全啪啪打肿网红脸。在现在这个浮躁的社会，这样的美让人舒心又自然。画画这件事情，是末春从小就喜欢的。因为大学期间学的是动画，所以她并没有画太多画。没想到的是，做毕业设计时，因为接触到了插画，她便开始重拾旧好，一直画到了现在。一金朴俊

编者按：本文为作家铁凝短篇小说集《飞行酿酒师》自序，也是铁凝在任中国文联、作协主席后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入了过去十余年间她创作的全部短篇小说。这些小说都是普通人的普通故事，甚至是琐碎的日常生活故事。《飞行酿酒师》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近些年短篇小说的一个结集。我始终觉得，短篇小说无论是外在体积或者内在容量，都不能与真正出色的长篇小说抗衡。可我还是那么热爱短篇小说。因为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人生可能是一部长篇，也可能是一连串的短篇。生命若悠长端庄，本身就令人起敬；生命的生机和可喜，则不一定与其长度成为正比。对了，生命的生机。这里我想说，文学对人类最终的贡献也并非体裁长、短之纠缠，而是不断唤起生命的生机。好的文学让我们体恤时光，开掘生命之生机，从惊鸿一瞥里，或跌宕的跋涉中。生活是不容易的，信息时代信息的节奏和速度永远快于生活的节奏和速度，即使职业写作者，也因之常常误会生活。生活自有其矜持之处，只有奋力挤进生活的深部，你才有资格窥见那些丰饶的景象，那些灵魂密室，那些斑斓而多变的节奏，文学本身也才可能首先获得生机，这是创造生活而不是模仿生活的基本前提。模仿能产生小的恩惠，创造当金朴俊

云南考古日前又公布了新的重要发现。此前，根据《太和城遗址考古工作计划》，2016年11月中旬至2017年1月下旬，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大理州、市两级文物管理所对2015年勘探中发现的太和城遗址二、三号两处大型建筑遗存进行了考古发掘。日前，专家们公布了此次考古成果，初步认为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在太和城遗址区域青铜时代已有人类生活居住和南诏国时期的宗教建筑遗址。残石佛首杨庆丽摄/光明图片南诏是中国唐代西南边疆的一个地方王国，唐王朝于公元738年册封蒙舍诏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南诏政权由此建立，其管辖范围包括今日云南全境及贵州、四川两省与云南相邻的区域，西、南亦到今天越南、老挝、缅甸等三国与云南接壤的部分区域。南诏时期，佛教(密宗)传入南诏，逐渐成为南诏统治者推崇的国教，是南诏国最盛行的宗教。这一时期统治者大建寺庙，铸造佛像，佛教成了南诏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工具。据负责领队发掘的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金龙介绍，本次发掘的两处大型建筑遗存发掘面积共2000平方米，其中二号建筑遗存发掘面积约1100平方米，三号建筑遗存发掘面积约900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号建筑遗存发掘区中南部南诏时期堆积层之下发现一处青铜时代金朴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