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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4月17日电 据福建卫健委网站消息，4月16日0—24时，福建省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例，为美国输入(厦门市报告)。 　　当日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疑似病例0例。当日报告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0例。 　　截至4月16日24时，福建省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58例(已治愈出院39例、目前住院19例，无死亡病例)；现有报告境外输入疑似病例0例；现有报告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尚在接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4例。 　　4月16日0—24时，福建省报告新增本地确诊病例0例。 　　当日报告新增本地疑似病例0例。当日报告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0例。 　　截至4月16日24时，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296例(已治愈出院295例、目前住院0例、死亡1例)，其中：福州市72例、厦门市35例、漳州市20例、泉州市47例、三明市14例、莆田市56例、南平市20例、龙岩市6例、宁德市26例；现有报告本地疑似病例0例；现有报告本地无症状感染者尚在接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0例。 　　目前密切接触者已解除医学观察13284人，尚有448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编辑:张楷欣】 西安的二本院校

　　上海19家企业被摘“和谐劳动关系”招牌 　　本报讯 (记者钱培坚 通讯员罗菁)近日，2019年“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名单对外公布，2287家企业上榜。同时，因复审未达标，19家企业被取消了“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的招牌。 　　据了解，虽然相关部门并未具体公布这19家企业究竟为何被摘牌，但是记者查询发现，申城对获得“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称号的企业，每年会开展一次复审工作，如果企业未达标，就会被取消称号。不仅如此，如果企业发生《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指标表》中一票否决指标情形的，也会被取消称号。 　　据了解，上海对于和谐劳动关系企业的“打分表”共分为规范性指标、建制性指标、发展性指标、感受性指标、减分指标和一票否决指标六部分。 　　其中，减分指标中，有“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职工未定期进行健康检查”“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制度建制不全”情况的，均扣3分；有“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举报多”“劳动争议数量多”“工伤事故多”情况的，扣分从2分至6分不等；有“员工流失率高”情况的，则扣2分。 　　一票否决指标共分为7种，分别是：逾期未履行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或受到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住房公积金西安的二本院校

　　中新网4月17日电 据天津卫建委微信公众号消息，2020年4月16日0－24时，天津市报告境外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例，治愈出院1人。 　　截至4月16日24时，天津市累计报告境外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50例，出院病例39例，在院11例(其中危重型1例，普通型7例，轻型3例)。 　　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中：英国输入病例18例、美国输入病例14例、法国输入病例7例、西班牙输入病例6例、加拿大输入病例2例、瑞士输入病例1例、菲律宾输入病例1例、德国输入病例1例。(其中：中国籍46例、美国籍2例、法国籍1例、菲律宾籍1例) 　　2020年4月16日0－24时，天津市本地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截至4月16日24时，天津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36例，出院病例133例，死亡病例3例。现有在院治疗确诊病例0例。其中： 　　确诊病例中，宝坻区60例、河东区15例、河北区12例、和平区6例、南开区6例、北辰区6例、河西区4例、宁河区4例、东丽区4例、西青区4例、滨海新区3例、红桥区2例、武清区2例、津南区2例、外地来津6例； 　　出院病例中，宝坻区58例、河东区14例、河北区12例、和平区6例、南开区6例、北辰区6例、河西区4例、宁河区4例、东丽西安的二本院校

　　中新网4月17日电 北京朝阳公园17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告称，自4月17日起，公园内所有区域将禁止搭设帐篷。 来源：北京朝阳公园微信公众号 【编辑:陈海峰】 西安的二本院校

　　“外包”员工受伤，用工方外包方双双“甩锅” 　　近日，上海一“外包”员工在工作中受伤后，实际用工单位以及人力资源外包公司分别被法院判决承担50%和30%的赔偿责任。“外包”员工的权益得到了维护，企业以外包规避责任的挡箭牌被击碎。 　　2014年，我国出台了《劳务派遣暂行规定》，明确企业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用工总量的10%。这部法规被视为“临时工”的权益护身符。 　　但此后，一些企业想出了规避劳务派遣比例限制的新招：把原来的劳务派遣协议改成劳务外包协议，但人员、管理模式、费用支付方式等均维持原状。“假外包真派遣”让一些企业得以继续保持用工的“灵活”与“方便”，但这也致使“外包”员工的权益保护面临新的问题，劳动者依然是最大受损方。 　　有专家表示，在现实中，“外包”的身份使得员工权益很难得到有效保障。例如，其受伤后，可能会出现实际的用工单位不愿承担责任，而人力资源外包公司赔偿能力有限的困境。 　　此次，上海的这名“外包”员工便遭遇到了这一困境。2016年初，蒋某与上海一家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外包项目劳动合同，并由人力公司安排至上海一家餐饮公司上班，工作岗位是司机。 　　2016年12西安的二本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