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赵淑荷
7月28日下午，下班高峰时段，石家庄街头的交通略显拥堵，人们讨论起今年夏天最厉害的那场台风。
与此同时，其实在石家庄内部，也正在酝酿着一场文化飓风。
两周前，石家庄公布了将要创办“摇滚之城”的消息，引发河北内外文化界巨大关注。这是第一个把“摇滚乐”这样一种舶来文化作为名片的城市。
石家庄有自己的理由。
在这里诞生的乐队“万能青年旅店”是中国最优秀的摇滚乐队之一，从这里走出的旺财、相对论、昏热症、牙龈出血、Rustic、星球撞树等乐队被全国乐迷熟知，Click#15的Ricky、盘尼西林的小乐都是石家庄人，被一代人视为摇滚文化“圣经”的杂志《我爱摇滚乐》在这里创刊并存活十余年，而“石家庄”的民间英译“rock home town”的另一个译法，是“摇滚乐的家乡”。
摇滚杂志《我爱摇滚乐》/ 图源：搜狐
作为“开国第一城”，石家庄是一个“火车拉来的”移民城市，这里生活着从河北各个市镇及五湖四海迁居至此的居民。因此，在石家庄的街头，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小吃和谐地出现在一起：新疆的椒麻鸡，保定的驴肉火烧，西安的甑糕、山东的煎饼，以及“石家庄特色安徽正宗牛肉板面”（被当地人戏称为“石特安”）。
这里没有方言。多数石家庄人说普通话，带着被泛称为“北方口音”的腔调，少数人操着祖籍的乡音。
就是这样一个因为海纳百川而失去特色、面目模糊的城市，被称为中国最没存在感的省会的城市，一鸣惊人地，正在进行一个名为“摇滚之城”的计划。
这背后，是几代石家庄人的爱与痛。
石家庄的“摇滚元老”
7月26日，我见到了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乐队”的创始人、主唱兼吉他手邢迪。
邢迪出现在石家庄第一批的地铁摇滚快闪活动中。他跟朋友张欣组成新乐队，进地铁为市民唱歌，参加激情夏夜的惠民演出，为石家庄率先造势。
邢迪
邢迪把这看成一种责任，他知道可能会有人说自己做这事儿“不摇滚”，但是作为石家庄的一个公民，他觉得，“需要我我就来了”。
四十多年前，邢迪还在上初中，学美术。某天他在石家庄曾经的文化中心八一礼堂经过，看到一个流浪汉。那个人站在一个很高的墩子上，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歌，邢迪没见过这种乐器，更没听过那样轻灵奇妙的音乐。他感觉到自己一下子就开始崇拜这个弹吉他的人，吉他带来的音乐不亚于“神的降临”。邢迪把自己一个学期的颜料钱倾囊相予，那是80年代的3块钱，“一笔巨款”。
邢迪逃课逃了一个星期，每个下午都来找他，那人就开始教他弹奏。1981年，石家庄还没有“琴行”这个说法，在中山路地道桥有一个“文体乐器部”，他们告诉邢迪，吉他这个乐器，没有库存，只能订货。邢迪的父亲也好文艺，全力支持邢迪的爱好，给邢迪订了一台“凤凰”牌吉他。
1984年，致力于普及瑜伽的“当代中国瑜伽之母”张蕙兰，应政府邀请把西方现代流行音乐介绍进中国，她带来了两支美国乐队，朝阳国际电子乐队和幸存者乐队（另译“悲惨星期五乐队”），将基于“四大件”（电吉他、电贝司、架子鼓、键盘）和插电演奏的摇滚乐作为瑜伽冥想音乐引进中国。
邢迪的父亲当时在石家庄第一工人文化公司上班，对文化方面的消息很灵通。有天邢迪的爸爸从单位跑回家，喊上邢迪，“快去看，有美国人演出”。
“当代中国瑜伽之母”张蕙兰把西方现代流行音乐介绍进中国
这两支乐队在中国的大城市开展巡演，原定首场在北京，北京方面因为从未有此先例，出于社会影响的考虑，选择先在石家庄“试水”，因此，石家庄成为了中国最早举办摇滚演出的城市。
80年代末90年代初，崔健、唐朝、黑豹在北京开启了中国摇滚乐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期，他们在这种 “西方音乐”上所进行的探索振奋了邢迪，1992年，地平线乐队在石家庄成立。
乐队的转折点发生在1994年，崔健的经纪人王晓京邀请他们去北京发展，但是前提是必须要辞去工作。
1990年，崔健和乐队成员在春晓饭馆
其他乐队成员细加考虑之后都没有选择辞职，乐队里只有邢迪一个人真的辞去了省歌舞剧院的工作。
地平线没有闯到北京去。
后来邢迪在北京与新成员重组了地平线，在那里做了8年音乐，新加入的键盘手李志辉在石家庄也有个乐队，叫方月亮。
早期地平线为稳定放弃签约王晓京这件事，其实显示了很多信号。
比如，从一开始，对石家庄人而言，摇滚乐与工作——甚至是体制内的工作——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2021年，姬赓作为专家人才获石家庄政府特殊津贴；2023年，石家庄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文化体育公司演出分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在他们筹备建设“摇滚之城”的团队里，有一个年轻人，在石家庄是小有名气的乐手。
官办“摇滚之城”的消息释出之后，很多人首先觉得，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合流是不可思议的。
石家庄正在筹备建设“摇滚之城”
政府参与搞摇滚乐，到底是一件“不摇滚”的事情，还是一件“特摇滚”的事情？
答案还在风中飘荡。
但是对石家庄来说，最起码，这不算非常稀奇，摇滚乐在这里开端的时候就已经与体制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除了邢迪的经历，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另一个事件，发生在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一无所有》开启中国摇滚乐纪元的同时，相距300公里的石家庄，启蒙一代人的音乐杂志《通俗歌曲》，作为官方刊物，在河北省艺术研究所这样一个事业单位里诞生了。
一代人的摇滚圣经
90年代末，石家庄人晓朱从军校退学。这在有军校教育传统、又无比看重体制内身份的石家庄，无异于一种极端叛逆的行为。
但这只不过是晓朱“摇滚人生”的开始。
退学回家的晓朱在打口带和盗版唱片商贩当中找到了精神依托。后来，“文笔好，又懂点音乐”的他应聘了《通俗歌曲》的编辑工作。
《通俗歌曲》杂志摇滚版2011年11期
在他加入之前，《通俗歌曲》基本上是一本刊登流行音乐曲谱的“歌词本”，后来晓朱丰富了内容，主动介绍摇滚乐、写乐评、采访乐队，后期甚至改版为《通俗歌曲·摇滚》。
1999年，晓朱决定从《通俗歌曲》里独立出来，做一个相对来说不受限制的音乐杂志，《我爱摇滚乐》（以下简称“《爱摇》”）创刊了，刊名取自摇滚歌手琼·杰特（Joan Jett）的歌曲《我爱摇滚乐》（I Love Rock’N Roll）。
杂志没有刊号，但每期封面粘贴的音乐光盘是正规出版物，于是杂志封面写上“随CD附送”，杂志作为光盘附属读物发行，这是《爱摇》的斡旋的方式，主编晓朱称其为“出版界的法外之徒”。
我爱摇滚乐的过刊
石家庄这个城市有很多个侧面，《爱摇》的气质很像被淹没在小广告里的这个石家庄。如果说杂志前半本是真正的摇滚乐译介与评论，后半本则兼有地摊文学的趣味猎奇和青年读物的前卫混乱，离经叛道，胡说八道，自由地谈论文学、政治、哲学、玄学。
因为“后半本儿”的存在，有人说，与其称《爱摇》为一本“摇滚乐”的杂志，不如说这是一本“摇滚”的杂志。它在普及音乐的任务之外，更开拓了一代青年的认识边界，启发了年轻人独立思考，探索世界。
这本杂志前所未有地把国内热爱摇滚乐的人“牵扯”在一起。
7月28日，台风来临前的傍晚，我来到中山东路488号，这里是《爱摇》最早的编辑部。
中山东路488号曾是《爱摇》最早的编辑部
据说，这里曾经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和稀奇古怪的礼物。在纸媒兴盛的时期，《爱摇》惊人地做到了不依靠广告盈利，仅靠订阅收入就可以存活。
2013年，纸媒走向没落，《爱摇》停刊。网络上读者挽留、等待，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评论是，“从中学读到大学”。那是一代人的青春。
2015年，停滞一年的《爱摇》转向新媒体，编辑段郎和几位同事开始主办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六年后，在“爱摇”的微博底下，有个网友回忆，当年出最后一期的时候，他听到消息说，杂志社表示如果这一期销量好，就还能再出下一期。
他一口气买了几十本，到处送人，六年了还没送完。
在纸媒没落、新媒体兴起的那几年，华北平原的冬季雾霾像一个枯燥得无法醒来的梦境，沉重地压在每一个石家庄人的身上。《爱摇》停刊之后，总编晓朱离开了石家庄，举家搬到云南。后来在某次采访当中，晓朱说，“我曾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说了一切我想说的，认识了一切我想认识的人，这都缘于我曾生活在那个城市。”
如今，石家庄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改善，城市不断发展，当年爱摇编辑部所在的小区现在挂上了拆迁的牌子，院里的房子露出红色砖墙，被判定为危房。
曾经的编辑部被判定为危房
我在488号院中行走的时候，一楼平房里一个大爷探出身子，问我找谁。我说这儿原来有个编辑部。
大爷有点耳背，我重复多遍。然后他摆摆手，说没有编辑部了，这里的人基本上都走了，“这里要拆啦”。
万能青年旅店与被遗忘的城市
在拾萬当代艺术中心的展台，放着一本自出版书，在上面我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们是经济落后、文化枯萎的二线省会城市的居民，我们也无法在这块土地上种植生活的根脉。”
拾萬当代艺术中心
作为距离北京最近的省会城市，石家庄拥有北京无法想象的低物价，在这里，你可以轻松买到30块钱的T恤，6块钱一碗的凉皮，5块钱的肉夹馍。网传石家庄曾经被评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不知道是否与低物价有关系。
而低物价的表象之下，却是工业城市衰落、经济落后、消费乏力的暗流。
“东北文艺复兴”的说法已经被提了四五年，人们却尚未意识到，与东北命运极其相似的华北，连衰落的历史都尚未得到真正的言说。
如此生活三十年，石家庄等到了万能青年旅店乐队（以下简称“万青”）。
万青成员与首专海报
这支乐队早就成为了石家庄的文化名片，在政府行动之前，就已经在为石家庄贡献旅游消费。他们在歌曲当中提到的河北师大附中、药厂、有“八角柜台”的人民商场（现为“新百广场”），成为石家庄这个“缺少景点”的城市里，真正的文青打卡目的地。
在万青的歌曲中频频被提及的河北师大附中
与石家庄在网络的低存在感迥然相异，《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在中国摇滚乐史上的存在感令人难以忽视。
我跟邢迪聊天的时候，他中间提到了董亚千（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这孩子社恐，因为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音乐很专注”。
这个敏感的孩子，从小就闻到石家庄的空气里有一股药厂的味道，那可能来自青霉素的培养基。《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第一句歌词就写道：“傍晚六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
在新中国的布局当中，石家庄是纺织和制药重镇。1953年，华北制药落址石家庄，担负起研制国产青霉素的任务，它结束了中国依赖进口青霉素的历史，也让石家庄成为中国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
华北制药厂
时间往前推，早在上世纪初，作为京汉铁路一部分的正太铁路，为了节省投入，将起点稍稍南移，建在了一个小村庄，它成为山西与京津冀沟通连接的交通枢纽，石家庄从此开始崛起。起于微末，这是政府认为石家庄“不宜更名”的历史原因。1947年，石家庄是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开国第一城”的荣光，照耀在这个“火车上拉来的城市”。
时代变迁，2021年，石家庄的人均GDP在全国省会中落到了倒数第二。
重重困局当中的石家庄，在经济急遽变动的时代里，见证了一系列“魔幻”事件——这里产生了《征服》的原型，有一起震惊全国的爆炸案，出了三鹿奶粉，却没能等到经济的再次腾飞。
荣光逝去之后，石家庄人首先要面对的是生活，其次要面对的是遗忘。
这座城市显得暗淡了。曾经从全国各地迁入石家庄支持新中国建设的人们，带来了各地的方言，却制造了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带来了各种文化，却让石家庄的传统难以溯源。
他们的后代继续在这里生活，试图在石家庄找到自己的位置，万青就是其中一员。
万青创作的母题，是人与地域的关系，人与时代的关系，他们是在历史的坐标当中确认自身的音乐作者。首张同名专辑《万能青年旅店》见证了石家庄的变化和父辈的失落，用文学的眼光将其辨认为“大厦崩塌”并告知世人，为石家庄的历史书写保存了尊严感。同时，对当代青年生存处境和心理困境的观照超脱了地下风格，以其悲悯的人文情怀丰富了中国摇滚乐的美学内涵。
万青同名专辑《万能青年旅店》
有人不无偏颇地认为，直到万青出现，摇滚乐与石家庄才有了深度绑定的契机。
《我爱摇滚乐》新媒体主理人段郎说，石家庄市是个没有“传统文化”的地方，各县区的文化也更植根本乡本土，要发展文旅，只能从当代文化当中找。而石家庄的当代文化里，最有声名的莫过于摇滚乐。
在近十年间，这种“声名”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万青的贡献。
理想与现实的两端
7月27日，我与石家庄第一家livehouse（小型演出场所）“地下丝绒”的创始人辣强见了面。他是3月石家庄摇滚乐调研座谈会参会人员名单上的其中一位，现在他有一部分精力放在协助政府建设“城市名片”上面。
辣强把自己的工作定义为，“政府想干这事，我提供一点相对专业的建议”。外界都怕石家庄这事最后搞成“外行指导内行”，辣强就是政府为避免这种局面专门请来的“内行”，“但也只能起到提建议的作用”。
石家庄第一家livehouse“地下丝绒”的老板辣强
在“摇滚之城”落地的前两周，一条在网上被热传的视频里，一支年轻乐队正在地铁车厢里演唱郝云的《活着》。引发外界质疑的是，在下班时间里进地铁演出，是否扰乱了车厢秩序，影响市民正常出行？另外，直接翻唱《活着》这类歌曲，与真正的摇滚乐现场演出之间，是否存在较大的差距？
石家庄文化旅游投资集团下属文化体育公司演出分公司的负责人于彤向我解释了这些活动的初衷，“主要是造势”，在公民当中建立对摇滚乐的认知度。因此他们首先是选择在全城遍地开花，打开局面；另外考虑到大多数的观众可能对一些摇滚原创乐队不是非常熟悉，对他们的表演形式也比较陌生，所以选择了一些商演乐队参与演出，并倾向于选择传唱度较高的曲目。
网上的评论，团队都看到了，正因如此，他们决定在接下来的策划当中进行调整。“摇滚音乐季”的第三周，地铁快闪已经基本取消了。
摇滚乐是西方舶来的亚文化，而“摇滚之城”则是石家庄政府主办的自上而下的全民文化活动，于是，摇滚乐与石家庄之间，实际上存在两对矛盾。
石家庄地铁1号线摇滚主题车厢内快闪演出 / 图源：澎湃新闻
一是摇滚乐作为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相遇时产生的碰撞。
二是摇滚乐对听者思想深度、音乐素养的要求让它在作为一种全民文化推广的时候，与大众接受度之间产生的差距。
对这些“矛盾”，邢迪和辣强——这两位年纪相对较长的“老炮儿”给出了相似的答案，他们都提到了鲍勃·迪伦（Bob Dylan），披头士(the Beatles)及约翰·列侬（John Lennon），提到了他们歌曲当中的人文情怀与普世“大爱”。辣强意识到，如果一味追求摇滚乐的纯粹精神，在这里只会遭遇一个非常失败的答案，而真正富有情怀和深度的创作，无需特意进行主流价值观改造，它们天生适合于“摇滚之城”。
披头士乐队
7月24日，石家庄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通报了一则处罚，由于暴力香槟乐队在7月22日的现场表演时当众脱裤，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有关部门对做出该举动的贝斯手处以行拘，责令承办该场演出的红糖livehouse停业整顿，并处罚金20万。
一些网民认为处罚太重，与支持摇滚乐发展的创城方向相悖；一些网民认为这种行为严重违反公序良俗并且观感油腻，在创城期间损害了石家庄的形象，当罚。
无论对此有何种结论，这件事将让石家庄不得不意识到，跟摇滚乐这个从西方来的“叛逆青年”打交道，他们还有很多磨合的工作要做。宽松的上限设在哪里，严格的下限如何确定，都是“摇滚之城”建设之路上必然要解决的问题。
辣强赞扬政府主动选择摇滚乐来打造文化名片的勇气，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要办成这事儿，不能光靠一个部门使劲，其他部分比如交通方面也要配合，“不要我看个演出，出来一看车被贴条了”。
地铁中贴满了石家庄摇滚音乐季的宣传物料
今年，“地下丝绒”此前已成功主办过两届的“河北原创音乐节”将首次迎来政府力量的加入，这也是石家庄将会在“摇滚音乐季”展开的“大动作”。于彤向我介绍，8月份，音乐节将是“摇滚之城”的工作重心。
除了“河北原创音乐节”，网络上还流传着另外一档音乐节上真假不明的参演名单，据说有万青参与。这并非没有可能，如果在政府支持下，让更多的乐队与更广大的观众见面，对双方来说都是好事。于彤觉得，这些“小道消息”，从侧面反映了大家对石家庄的期待。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邢迪告诉我，他现在正在跟MCN合作，每晚在抖音直播，收入比做现场可观。玩音乐，也得生存，邢迪觉得，自己跟摇滚乐磕了半辈子，过了“拗造型”的时候了，先活下去，才更有可能创作好的音乐。
这也是他和辣强会全力支持“摇滚之城”建设的原因，参与其中的乐队，或许能有更多机会获得生存状况的改善，大家都希望这会是一个良性循环。
石家庄走出多位中国摇滚乐的中坚力量 / 图源：b站@时差岛
“码头薯条儿乐队”是响应“摇滚之城”建设新组成的乐队，并不令人意外地，主唱小徐也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两个月前，旅投的人找到他，希望他能参与“摇滚音乐季”的演出，他就组了个局，邀请以前玩音乐的朋友一起再闹腾一次。小徐说，这件事确实给他们注入了一股精气神，很多乐队成员都没想到，自己还能重新组乐队上台。
离开石家庄之前，我去了万青成员入股的酒吧麦忘馆。
依照惯例，麦忘馆在周三会热闹一些。来者皆有伴，唯独角落里坐着一个男孩，刘海过眉，独自垂头听歌。
这个男孩今年准高三，正在放暑假，还有不到半个月就要开学了。
男孩跟我讲述了他为何会出现在麦忘馆。初中时他听到万青的《大石碎胸口》被其震撼，那时他还没有手机，就把万青的歌下到电话手表里，他双手举起，做了一个戴耳机的动作，“每天狂听”。
前一天他也来了麦忘馆，带着妈妈，他们坐在靠窗的座位，喝无酒精饮料，男孩给妈妈放万青听，妈妈说，听不太明白，感觉没有调。
今天他独自来这儿，定好十点就得回家。他就读于石家庄一所非常好的中学，寄宿制，衡水模式，管理严格。他向我科普了“小时假”，指的是探亲时间不足一整天的假期，比如中午放假，第二天早上返校，甚至晚上就要回来，以小时计算。
河北考生确实很不容易。石家庄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985”和“211”院校的省会，缺少好学校、名牌学校，让河北的考生考上好大学的路途比其他省份考生更为艰难，与此同时，河北也面临了大量的人才外流。
说到这儿，男孩显现出一些叛逆：“这样的生活我已经熬过两年了，还有一年，爷就不伺候了。我觉得人能说出的最美妙的语言，就是‘不伺候了’。”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并不狂妄，但是我在他的话语中，看到了一代石家庄人的影子。
男孩听说我是外地人，便一直嘟囔着，“石家庄有什么好玩的？”但有趣的是，他一直没停下在手机里为我翻找他拍摄的石家庄。
他为我推荐了“麦德香炸鸡”，推荐我去正定古城玩，告诉我滹沱河是“石家庄唯一有点景色的地方”，为我介绍石家庄著名的烂尾工程——现在已经作为一个魔幻现实主义地标存在的“克里姆林宫”。
他拍了这样一张照片，石家庄某个村庄被拆迁之后，土地上覆盖了一片塑料的蓝色，画面的左下角，一个年轻母亲正在为婴儿哺乳。他这样向我解释这张照片：“这地上蓝色的像海，却又不是真的海；这个母亲在喂奶，而她脚下的村庄，也是她的母亲。”
图源：受访者供图
我提出把这张照片发给我的请求，互通联系方式时，我看到他的微信名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个名字取自贾樟柯的纪录片，而贾樟柯又引自余华：“在我小的时候，看着大海是黄颜色的，但是课本上说大海是蓝色的。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儿游泳，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我想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正好这个时候，放了一晚说唱的DJ突然切换了美国朋克乐队绿日（Green Day）的《Good Riddance》，男孩被这串清新动人的旋律吸引，他高高举起手机录下了这段歌曲，就像无数曾经在石家庄的livehouse、酒吧、草坪上受到摇滚乐感召的年轻人一样。
（特别鸣谢邢迪、辣强、段郎RockDuan提供的支持；应受访者要求，于彤为化名；王二小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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