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都要说这是个long story，因为我的成长轨迹有点复杂：
出生地：中国台湾
4岁-5年级：跟随父母到中国香港生活
6年级-高中：和父母搬到深圳
大学：北京大学读书
毕业后：在上海创业，开始接触教育行业，希望未来从事教育工作
2021年：去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获取教育学硕士学位
现在：回到上海，在教育行业重新出发
在这遍布两岸三地的童年中，我多次因为「外来人口」这个身份，经历过语言不通、歧视、思乡等各种问题困扰，也曾深深迷茫过：
为什么我在哪里都被认为是外地人，我到底是谁，应该往哪里去？
而如今回望过去，我要感谢充满变动的经历，更感谢父母尽最大所能给我的庇护，给了我多元的文化背景，也让我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有勇气从迷茫走向坚定。
现在，许多家庭会为了教育选择迁徙，尤其是近来移居香港非常火。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关注的是教学质量、升学路径，但如何有效引导孩子建立稳定包容的身份认同，更是非常重要。
我的经历或许能有一些启发。
@台湾：
在人情味中记住家乡温暖
虽然我很小就离开了台湾，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对我来说都是亲切而温暖的。
这要归功于我的父母，他们有意识地在我年幼的心里留下了家乡的记忆。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离开台湾之前，我母亲策划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环岛自驾之旅。
这趟环岛之旅涉及了台湾大大小小城市，我妈有意识地在沿途拍了很多有意思的照片，冲印成册带到香港。
她还没到大陆做生意的时候，时常会翻出这些照片跟我讲述这段旅行的趣闻，让我能对故乡多一点回忆。
■台湾环岛风景（图片来自网络）
每年过年我父母都会带我提前回台湾探亲访友。
小时候跟哥哥姐姐一起玩是我最期待的时光，有了亲情的牵绊。长大后，哥哥姐姐们都成了忙于生计的成年人，我每次回去的娱乐活动就变成了泡书店。
我爸常常去办事，就把我扔过去一整天，我也捧着书啃，乐得自在。
无论是那种富有人情味的温暖感受，还是在书店里接受的文化启蒙，都是我那「熟悉又陌生」的故乡，在我身上留下的文化记号吧！
@香港：
在陪伴中直面冲击
如果人的记忆是一副长轴画卷，那么我从台湾到香港生活的这段童年经历，底色肯定是迷雾一样的灰。
中景是香港狭窄拥挤的街道，表情麻木、快节奏地穿梭的行人，再配上那街头巷尾常见的、颇有赛博朋克电影感的霓虹彩灯招牌，而前景则是一颗盛放火红花朵的木棉树。
以灰为底色、拥挤的市井作为中景，并不是说我在香港毫无明亮快乐轻松的回忆，只是刚到香港时，年幼的我语言不通、父母忙于生计。
于是，压抑的情绪占了主导。
■赛博朋克的香港街道（图片来自网络）
我所遇到最严重的问题，大概就是「隐形的歧视」。
虽说香港是个人口构成多元的国际化都市，但并不是所有香港人都那么友善和包容（没有黑香港人的意思，这只是阐述我的个人经历）。
我还记得，当时针对从内地来香港讨生活的女性外来务工者，还流行过一个不太礼貌的称呼——「北妹」。
我妈因为讲普通话，有些人就会这样称呼，让她颇为气愤。
我也没能逃过。
幼儿园时，老师总是把我和我弟放到教室的最后一排，课间活动也以我们听不懂粤语为由，不让我们参加。
上了小学，课外辅导班老师因为担心我弄脏桌子和地板，竟让我去机构的厕所吃茶歇。幸好我妈发现得早，带着我和我弟及时离开了这个无良机构。
这些经历都曾让年幼的我对香港的生活感到恐惧和厌恶，特别想爸妈带着我们回台湾。
■2020年9月1日，香港大学学生会曾恶搞了大学官方的迎新视频，包含对内地学生的欺凌仇恨言论，对此校方发表了公告表示谴责。随着香港与内地交往越来越多，歧视也越来越少了
幸运的是，我的父母感受到我这种情绪后，选择耐心与我沟通。
他们引导我：任何地方，包括故乡台湾，都有友善与不友善的人。
我们要做的，绝对不是一遇到不友善的人就逃避，而是要积极去结交友善的人，与他们成为朋友。
除了语言引导，我父母也身体力行。
他们带我和弟弟参加不同的活动，认识新的朋友；陪我和弟弟去公园散步，为我们创造一些在香港的美好回忆。
在父母的帮助下，我思乡的情绪渐渐淡了。
我和我弟也转学到一所教会幼儿园。那里老师亲和、同学友善，我们也逐渐学会了粤语，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
现在回看，我依然很佩服我父母的智慧与耐心。
一方面引导我迎难而上，努力发现生活中闪光的地方，另一方面又积极采取行动，通过切实带给我快乐的活动和温暖的人际关系，帮我尽快适应新环境。
仔细想来，也是这段成功的跨文化生活经历，让我内心有一股笃定的信念：无论前期遇到多少困难，我都能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并从中获得成长和滋养。
这种信念，在日后我选择更换职业赛道的时候，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
■研究发现，来自父母的温暖支持，会在孩子成长中扮演重要的作用，构成孩子的「保护性因素」之一，而保护性因素越多，孩子应对挫折时就会越有适应力。
@深圳：
在父母理解中走过青春期
上小学五年级时，我再次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随着家人搬到了深圳。
到全新的环境生活，有适应的阵痛期，却也给我了一个「归零重来」的机会。曾经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逐渐释放她的能量，走出她原有的舒适区。
我特别记得在离开香港，正式搬去深圳的跨境巴士上，我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暗暗许下心愿：
要在新学校成为优等生。
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正是因为在内心埋下了这颗种子，入学后我格外用功，加上在香港累积的英语优势，我的成绩突飞猛进，基本上所有考试都位列年级前三名。
Tips：香港幼小阶段的英语教学，有什么特点？
首先，香港的教育鼓励孩子从幼儿园，甚至学前便开始接触英语，把握了孩子语言的黄金发展时期，为孩子的听说读写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英语教育以营造语言使用环境为主，老师们的英语基础本身就很好，在课堂上不会简单地对着课本照本宣科，而是以课本内容为主题，鼓励学生以全英文与老师讨论、与同学交流。
这种教学方法会让学生体会到英语这门语言的实用性，也让学生对于使用英语更有信心和兴趣。
不过，这种上升的势头并不是一直持续的。
在进入初中后，因为语文、数学基础相对薄弱，加上青春期的敏感叛逆，又不适应学校的寄宿生活，我的成绩也有过一段时间的下滑。
幸运的是，我的父母再次选择耐心沟通。
面对进入叛逆期的女儿，他们的沟通策略发生了改变。与小时候面对面聊天不同，他们选择了用书信的方式沟通。
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封封我爸妈动辄上千字的「深情流露」。
他们开诚布公地袒露自己成长时曾遇到的烦恼，试着以相对平等的姿态跟我对话，鼓励我将内心的烦恼迷茫表达出来，也尽力与我共情、慎重地回应我的情绪。
在这一封封信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家人的爱和关怀，也渐渐顺利走出了青春期的阵痛。
初三这一年，我的成绩逐步回升，还遇到了可以交心的好友Sophie。
我们的友谊始于同桌的缘分，而真正走近是因为志趣相投。
虽然现在回看，当时难免「中二」，而情绪也有「强说愁」的嫌疑，但那段时光依然很美好，因为遇到了一个能理解你、与你有共鸣的朋友。
在她的帮助下，内向的我还跟班上另一个很有才气的姑娘Amber成为了好友。我们三人的这份友谊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我相信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我的性格也变得开朗了许多。我们还跟另外的四个同学一起，组成了一个叫做「七剑」的小团体。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中学时交到知己好友这件事，是因为当我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再结合我研究生时所学的「青少年同伴影响」课题，我能清楚地意识到：
在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有一个彼此珍惜、让我产生归属感的小团体是多么的幸运。
也许是因为友谊的加持，我对深圳的归属感，比台湾和香港都要强烈许多。
换句话说，深圳在我的身份认同中占据浓墨重彩的一笔。
■研究发现，与受欢迎的同龄人相比，在青少年时期有亲密朋友的人在 25 岁时报告了更高水平的自我价值和更低水平的社交焦虑和抑郁。最有益的青少年关系是深厚、亲密的友谊，在这种友谊中，青少年会感受到他们真实的一面。
@北京：
在迷茫中探索方向
高中毕业，我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
入学后，我像是掉进了米缸一般，拼命汲取着自己需要的营养。
我兴致勃勃探索传播学、新闻学的奥义，参与过「北大剧星」大赛，在校园媒体《北大青年》当过记者和责编；我还担任了香港文化会的副会长，与小伙伴一起从0到1创办了毕业刊物《未名紫荆情》。
如今看来，我在大学期间的活跃，也许得益于我的跨文化的生活经历。
曾有研究表明：在成长过程接触过多元文化的人，一般会更尊重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具有更强的文化适应性和灵活性。
这些特点都有助于让我结交不同的朋友，更勇于和乐于尝试不同的可能性。
然而，在光鲜、热闹的大学生活背后，我内心深处的不安和迷茫也与日俱增。
该怎么说明这份不安和迷茫呢？
从中学开始，我几乎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中，我很清楚如何寻找到「标准答案」，来获得来自外界对自己「优秀」的评价。
这种经验是有惯性的，进入大学后，我还是本能地希望找到通往「幸福成功人生」的标准答案。
当时的我并不明白，大学的意义恰恰在于打破这种「答题的惯性」，让我们学会自己向人生、向社会发问，并有逻辑又不失创造性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人。
我像是突然从既定河道驶入汪洋大海的小船，拥有无限的自由，却不知道要向哪里前进。我知道自己不能留在原地，但开往哪一个方向都让我觉得不安。
更糟糕的是，当原有的经验被打破，而新的价值观又尚未重塑完成。我的心是没有支点的，就像风雨中失去锚的小船，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这个被打破和重塑的过程是充满挣扎的。
■知名畅销书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就专门讨论了「优等生惯性」的问题。
幸运的是，北大的课堂和图书馆能给我力量和滋养。
我印象最深的，是师老师的《公共关系》课。在她的课堂上，我开始将眼光从自身的得失荣辱投向更广阔的社会。
当一个人的眼界开阔了，格局也会提升。我真切地体悟到人生有许多可能性，要放弃对「标准答案」的追求。
此外，她也很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鼓励学生重新审视约定俗成的的理论，而不是直接全盘接受。
此外，我也会去泡图书馆。
一位高年级学长提过，他在大二的时候感觉特别迷茫，于是，他就去图书馆抄书，把国学经典都抄了个遍，等抄完了，他也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心也平静了。
我倒是没有抄书，却开始刷起中学时想读却没时间读的西方名著。
一本本看下来，我渐渐发现，自己原来对人生、对社会的认知是那么的平面和浅薄。
文学作品帮助我突破了应试教育的藩篱，以更立体和多维的视角，看到人生和社会的复杂性。
于是，我也开始反思自己过往的受教育经历。
真诚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读书并不是出于对学习的热爱或者对知识的渴望，而是为了寻找「标准答案」换得优秀的评价。
当然，这是我的问题，但也跟我所处的教育环境，所接受的应试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幸而，我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但是不是还有许多人没有找到呢？
有没有一种教育能改变这个情况呢？
对于这个如此宏大的问题，我当时是没有答案的。
但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我对自己接受的教育进行反思的时候，我心里埋下了一颗教育理想的种子，静候日后生根发芽。
后记：
一路走来，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我的心底渐渐有了答案：
故乡台湾，给了我最初的口音和温暖的文化底色；
香港求学，我学到了坚韧务实，化敌为友；
深圳教会了我开放和实用主义；
而北京的大学时光，让我拥有了宽阔的视野和格局。
虽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幸运的是，当触礁时，父母在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的引导，让小船可以重新起航。
长大后，当我面临重大抉择时，我内心的勇气、韧性和笃定，都与童年漂泊的成长经历所锻炼出来的多元文化思维和适应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虽然很难说清楚哪种文化有了更深的印记，但可以确定的是：
我这艘曾经迷失在人生大海中的小船，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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