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骆以军是不容易的。一是“时差“，他的在线时间常是凌晨三四点，如小动物般出动，发两个可爱表情包了事。二是他太“跳”，酷爱给人看星盘、讲寿山石，再严肃的对话也被笑声和玄学淹没。三是他“人傻了”。傻是一种温和的自嘲，间带一些现实的锐利——病。
骆以军身体不好，或者说，极差。从牙齿到心脏，从皮肉到神经，乃至他原本超凡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没有一处完好无损。如果我不认识他，会觉得始作俑者是年龄和体质，但不是，只是作家群体多有的、被各类显性的美好——作品、奖项、圈子——遮蔽了的东西：职业病。年少成名的小说家，有一套自我的产出标准，为了完成它，超乎常人想象地嗜烟、咖啡，兑现从伟大文学艺术中习得的自毁倾向。蛮写会早衰，他从二十几岁就知道，并提前准备好。
与过度使用身体不同，他好好地保护了那份多数人都会渐渐失去的少年心性。这是为何年轻的读者会喜欢他，唤他可爱。他对当下年轻人的敏感和困惑也确如亲临，却又绝不带几句轻飘飘的评价，而是跟着想，怎么办呢，太艰难了。这和那个用自己的糗事讲笑话的骆以军，判若两人。我不由得想，是什么让他从悠悠的时光中撑下来呢？在苦和乐之间，是否有那么一种方式，是骆以军式的叙事，是“这世界，我除了作作鬼脸，扯两句屁话，就一无所有了。”
西天取经
骆以军始终记得那碗臊子面。为了吃掉它，他曾跟在一位顶级女杀手身后，横穿火车铁轨，进入有外星军团驻守的高科技基地，完成秘密任务。这是他讲述的版本。另一个版本是，2019年冬天，作家骆以军受梁文道邀请，到北京录制“看理想”音频节目，期间在编辑带领下游玩、探店，吃遍了北方的面食。
口腹之欲，最终喂养了他身体里的一头巨兽。是夜，月亮升起，饕餮出没，骇然从台北旧公寓的冰箱里翻出四十支冰棒、一包萨其马和果冻，全数吞下。“我后来想，是不是因为那时候去北京吃的面太好吃了？”说到这，他哈哈大笑，“像脸盆那么大碗，我全部吃光，还外带回去一次。”
贪吃是玩笑话，夜间“清理”冰箱则是他梦游时的无意识行为。由于常年忧郁、失眠、作息不规律，骆以军靠服用大量安眠药过活，药效显著，浑然不知大脑宕机后自己做了什么。这药还让他发胖、变傻，说话丢三落四。今年55岁的小说家，度过了如骑兵、运动员般勇猛写作的当打之年，身体残破如古稀老人。
但这并不是最糟的时候。几年前，骆以军患上心肌梗塞，每周往台大医院跑几次，检查、开药，还差点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加上他有糖尿病，需要定期打胰岛素，几番折腾下来，身心俱疲，“那时候以为自己就要像波拉尼奥、雷蒙德·卡佛他们一样，50岁就嗝屁了。”
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是他的大学老师、诗人杨泽。这位怪咖，年轻时意气风发，与木心在杰克逊高地阔论文学，后来到中国文化大学教书，同阶段在职的还有小说家张大春。骆以军读书时，想不到后来有跟着他行走江湖的缘分。这些年，两人逛遍台北街头大大小小的菜市场，找从《儒林外史》里穿越来的人：卖玉石的、卖佛像的、卖茶叶的，还有“给人延命的”。
杨泽，诗人，本名杨宪卿，生于1954年，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毕业，曾于布朗大学任教。已出版作品有《蔷蔽学派的诞生》《仿佛在君父的城邦》，译作有《纪德评传》《窄门》等。
其中一位师傅，好像练过少林功夫，为他们踩背、腿，“通经活络”。还有一位老者，养蜜蜂，据说让它们叮一叮，可以排出身体里的毒素，民间称蜂针疗法。每个星期天，骆以军都会去叮蜜蜂，一开始一针，后来增到二十针，“痛到不行”，“但大家都不喊痛，我也不敢喊”。
不出意外，这套疗法遭到了全家人的强烈反对。妻尤为焦虑，一方面觉得不靠谱，另一方面是怕他感染新冠，真丢了命。“我脑子、骨子里也根本不信，”骆以军说，“但杨泽算是我的恩人。我人生中常常出现这样的老大哥，相信某套系统，用来骂我，想把我从很糟糕的状况里救出来。”
最夸张时，他看到杨泽身上叮了一百针，却镇定如佛陀打坐，大惊。这才忍不住问，“老师，我跟你来了一年多，期间见你带不同的人来过，为什么最后只剩下我跟着你？”师徒关系不像神话故事。在骆以军的世界里，唐僧没有遇见孙悟空，身边只有猪八戒，而他们一起走到了最后。
虽自嘲“八戒”，但骆以军身上有一股憨人和乐天派少有的狠劲儿。他选择报答恩情的方式，与他的写作如出一辙——以身体发肤为代价。他不追究方法是否科学，只要它们有益于重建生活的秩序。在杨泽的带领下，他的嗜好从咖啡变成老茶，从宅家变成接近自然，这已经是本想在三十多岁“殉道”、为了家庭打算再撑一撑的小说家，心态上最大的变化。
骆以军手抄的《心经》
“爹味”与少年气
骆以军是个急性子。他坚信写作的黄金期只有十年、二十年，所以从大学转到文学系开始，人生就上了发条，正式进入倒计时。在这层意义上，身体机能的衰竭并不出乎他的意料，不如视还拥有的一切为礼物。如今，他调整了自己的写作节奏，每天只写两三个小时，“写得超烂”，“要不是因为经济的关系，我应该在写完《匡超人》以后就不写了。”
那么，剩下的时间在干什么？在书房佯装写作，实则偷偷上网，刷youtube。他最喜欢的节目叫“脑洞乌托邦”，讲世界各地发生的离奇凶杀案，他看后连连称奇，然后被小孩痛骂。骆以军有两个儿子。小时候他们是《小儿子》里的“两呆儿”，长大后变成了父亲的管理者，反过来劝这位不务正业的小说家多读书、少上网，少相信来路不明的信息。采访时，骆以军在家喋喋，大儿子在天台遛狗。他对孩子们的评价是，“他们都很不错，但是可能将来也都不一定有钱。”
没有人会不喜欢《小儿子》里的故事。它们集结于骆以军的脸书，记录了他和家人的生活碎片，实际上是无尽的笑料。在家里，他们会一起读书，但没有人读骆以军的书。享受亲子时光的作家有些尴尬。每当他开始讲人生哲理，儿子们就作鸟兽散。妻子甚至公开调侃他，“爹味很重”。
改编自骆以军《小儿子》的动画
骆以军的妻子郑颖是大学老师。两个人在学生时代像琼瑶剧里的男女主一样相遇、相恋。1996年，他们结婚，蜜月期在大陆度过。《故事便利店》里，骆以军讲了自己如何带着美丽的新娘，辗转南京、南昌、上海、北京，最后在香港摩天大楼上肠病发作，从97层的楼梯间往下狂奔、差点被警察逮捕的乌龙。
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关乎一个创作者要花多长时间学会当别人的丈夫、父亲。早年，他与妻子路遇车祸，当事人还是学生，两人帮忙送他去医院，还垫付了钱。但天生凶相的作家总让人紧张，还好有妻同行，一路上半调侃、半安慰——“别看这个伯伯很凶，其实他比你还害怕”。还有一次，他开车载着小儿子，儿子手上落了鸟屎，愣是被他带去用那只手抽了一张彩票……这样的骆以军当然是可爱的，但也注定是脆弱的、晚熟的。由于这一生都在吃“不够社会化”的苦，他的教育方式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对儿子们重复——不要歧视，不要霸凌，不要羞辱别人。
骆以军一家四口早年合影
两次落榜、一次转系和无数的“废柴”时光，都没有把骆以军变成世俗者。他从未后悔因走上写小说的路而成了穷鬼，但内心的隐痛会突然发作。夜里，他梦见一向慈爱的母亲掏出一张存折，说，你看看这些年我光花在你一人身上有多少钱？“写作非常耗能量，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很大的困扰，”骆以军这样形容自己的选择，“它不是一个能养家的、安定的事业，它是一个职业。”
骆以军是骆家第一个从事创作的人。从二十几岁小说获奖开始，他就得到了身边人很多的爱与支持。他父亲是安徽人，多年后娶了台湾太太，四十几岁有了他。老人不太理解文艺青年的世界，却乐于报以“就算你不是我儿子，只是我恰遇见一这么执着搞创作的后生，我骆某人也要支持你”的态度。这或许是骆以军用近乎“慢性自杀”的方式写作的原因之一：他急于证明自己。
自我证明的同时，骆以军创造了一套自己的叙事方式。在受“文化部”管辖、崇尚IP为王的台湾出版界，纯文学市场狭小，即使是通俗小说，也卖不了多少本。为了好好卖书，上台宣传不冷场，他会提前准备些有趣的小包袱，现场抖一抖。如今，这项本领已经被他练到登峰造极，以至于他在寺庙里讲那些“屁笑话”，方丈们都笑得合不拢嘴。
生活中的骆以军比台上更擅长讲笑话。具体如何发挥，要看周遭的环境。“比如三四个人在场，我会感觉到谁强谁弱，谁跟谁在相互伤害，那我就会想让大家都开心。”于他而言，比身不老更重要的是心不变坏，只要没有虚无，没有剥削年轻人，没有失去柔和的瓣膜，他就还好好保护着三十岁以前的自己，那个人生中最骁勇的时刻。
最好的时光
骆以军的九零年代，有一种卡通和武侠片混合的质感。那时，年轻人的世界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巢穴，“每间不到两坪大”，有《千与千寻》里汤婆婆似的房东。其中一间塞满脏衣服、旧报纸、狗毛，中间夹着一个逃了课的胖少年，在被书和纸稿垒得高高的桌前，奋笔抄写《百年孤独》。晚上十二点，他搁笔，向床头的地藏王菩萨叩拜，然后入梦，日复一日。
青年骆以军（右）与友人
这个地方叫阳明山，以温泉闻名，空气中蒸腾着许多虔诚、闪灵灵的梦想。骆以军回忆，三毛自杀那天，有十几个哥们打公共电话通知他，汤婆婆唤一声，他就轰隆隆地往外跑。此地的文学青年多半是抽象的脸，但也不失留下姓名的：袁哲生、邱妙津、黄国峻……骆以军与三人共享的是同一段青春。有时是哲生下榻，他们在灯影绰绰里聊社会新闻；有时是妙津在宿舍与人围坐，辩论文学；有时是国峻，小说家黄春明的次子，很乖，很沉默，“他的路数和同龄人很不一样”。
同龄人的名校光环，一度让“废柴”出身的骆以军自卑，但好的氛围让他可以不为此困扰太久。那是台湾“解严”的头十年，所有摩拳擦掌的新人都可以像参加《中国好声音》一样竞技、争取奖项，他们平等地拥有一条开阔的上升路径。读研究生时，骆以军凭一篇《手枪王》走红，紧接着就有出版社找上门来。还有一些天马行空的合作机会，比如给一个看起来像没睡醒的人写歌词。他写了两首，拿到一万五台币（人民币3300元左右），觉得对方“很大方”，那是后来火遍全国的歌手伍佰。
再后来发生的一切，愈发像镜像世界般光怪、扭曲，失去纯真的颜色。一年之间，黄国峻、袁哲生接连离世，引发社会震动，人们将此与邱妙津海外留学时的自戕联系起来，视为某种时代的症结。马华作家黄锦树将他们按写作风格归为一类，叫“内向世代”。有段时间，骆以军成为“内向世代”中一个反向的代表，被关心或过度关心，有人甚至直接问他，“下一个会不会是你啊”？
从左至右：邱妙津（1969-1995）、黄国峻（1971-2003）、袁哲生（1966-2004）
彼时的他，的确有些抑郁的倾向，但从未有过极端的想法。摆在他面前的是另一种层面的痛苦。在文学界闯出名气后，出于养家和找到伯乐的期冀，他进入一家出版社工作。结果没多久就后悔了，“感觉他们把几个管线接在我头上，吸取我的脑浆”。最崩溃时，他跑到一家串烧店，问老板制作成本，盘算着是否该开启一门自己的生意，“不如养那个时间，可以写点纯粹的东西”。
作品打入市场，意味着他需要融入业界和圈子。最荣光的时候，朱天心给他题字，王德威为他的新书作序，事业仿佛走向了巅峰。他不容置疑地感到恩惠。于是，菜鸟开始跟着前辈出席各种私人聚会，直面内心对社交的恐惧，发挥自我调侃的功力。他还在杨泽参与创作的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新宝岛曼波》里扮演过一个对着美女流口水的人，如今提到仍觉得羞耻，说那只是为了帮忙，并不是真实的自己。
还有一个流传的故事是，唐诺有时在骆以军家附近的咖啡馆写作，遇到他携儿子走过，唤他名字，他不理，只有喊“大师、大师”，他才有反应。骆以军苦笑，说自己早已习惯在特定场合扮演小丑，每当被调侃“大师”，就反说“我是大便”，以至于条件反射，听见那两个字就回头了。
提到前辈和后辈，骆以军流露出罕见的低沉和严肃。他从一个被视为极致哀愁、沉浸于自我世界的流派里走出来，一路走到现在，已经比那些凝固住的生命大了几十岁。他有很多话想代他们说给所有恨不得与世界决裂的创作者。他告诉过胡迁，“你有这种才情，答应我不要自杀”；他也写文章纪念林奕含，拷问“年轻人如何学习这种穿过那伸进你内里之手，仍相信爱与自由”。
但人世之艰难，非常人能抵御。他有幸参与过最好的时光，也亲眼见证网络和市场如何牵引文学代际的变化：过去，大家都很虔诚，为了写出了不起的作品匍匐前进；后来者更用功，抱负更远大，但还愿意接受正规的写作训练；再往后，他几乎看不见不急功近利的人，都在讨论发言权和人脉。“从我这一代到你们这一代，好像只变得更痛苦，被解构、撕裂、粉碎。”
故事的褶皱
贫穷、绵薄是台湾小说家的底色。唐诺、朱天心讲过自家空间不足二十平，容不下书房，于是去咖啡屋写作的故事。骆以军笔下也有好几任房东、一辆除了喇叭哪都响的二手车，以及永和老家的旧宅。他母亲八十大寿时，外地来的亲属进门直接哭了，还凑了钱，想要帮他们改造、翻新。
儿时骆以军与家人
骆以军是“外省人”，跟着上一辈的苦难长大。骆父参过军，逃过难，住过眷村，与当年的一百二十万军民共同组成了那片土地上“无根”的族群。那里有一条特殊的文艺创作的潜流，代表作是白先勇《台北人》和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对于骆以军而言，历史的牵绊更加个体、私密，是一个同父异母、生活在南京的哥哥。
大哥比他大二十几岁，刚出生就与父亲失联，跟着母亲和曾祖长大。两人没见过几面。一次他在南京先锋书店演说，大哥从报纸上看到消息，郑重地带着家人、自种的农产品直接坐到了台下。在骆以军的回忆里，那个场面并不是十足温馨、感人的。他当天讲的是父亲去世，自己因家中男丁不足找来几个好哥们帮忙抬棺材的故事，而这个父亲于对方，是那样遥远和陌生。
关于大哥的记忆，注定是不完整的。中学时，它是一个半导体，从远方传来未曾谋面的亲人的声音；成年后，它是传统的礼节，是他带着新婚妻子向一屋子姓“骆”和“以”字辈的人下跪、认祖，所有人哭成一团；再后来，记忆变成了一种道不明的感觉，是白发老头站在他面前，开口喊他“小弟”，他才能迟钝地辨认出那条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家族遗传的剑眉，仅此而已。
父亲、兄长的身世，是他自我认识的起点。而书写是根植于原生之地的创造，与土地的疏离和经验匮乏，影响的是作家对于情感的处理机制。后来他写《西夏旅馆》，用杀妻、弑父和亡国灭族打开身世探寻的“第三只眼”。他也调动爱身边之人的能力，写下《遣悲怀》、《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西方小说大爆炸和古典文学教育碰撞出的火花，将他推上一浪又一浪巨人的肩膀，也使读者对其写作的印象，多是华丽的词藻、充斥着暴力与死亡的意象，和无边的想象力。
2020年以后，大历史汹涌而来，他开始写《大疫》（曾定名《爱在瘟疫蔓延时》）。但他对成作并不满意。“我认识的人太少了”，骆以军说，把他们流放至孤岛般的世界，非他所长。他也深知自我的局限，因而特别关注社会新闻。采访时，他提起一个当街被殴打的女人，他的故事里也多次出现真实发生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坠楼事件，还有儿子带母亲遗体搭地铁事件催生的“大众运输法”……
《大疫》，骆以军，镜文学，2022年8月
一切的标本都是波拉尼奥。骆以军对这位“最爱”有说不完的话：上个世纪，他处在怎样的生存境地，如何把底层生活的苦楚和残酷记录下来，这在当下和自己所在的岛屿实现，几乎不可能。因此，网上一切的惊悚、离奇、荒诞，有时比现实更像现实。不过，有些地方天然具备复杂性，为写作提供养分。“我觉得如果有人认为写故事是比赚钱更幸福的事，他肯花时间，用生命的二十年各处走走、记录，那写出来可能就是波拉尼奥。”
游历、观察、记录，是骆以军认为有灵魂的写作方式。这同时是当下创作领域一种较为流行的体例，叫非虚构。童年时，骆以军还不是人们眼中写作的苗子，身边经常围绕着哭诉恋爱失败的哥们，他家里养过后来混迹于街头“黑帮”的小狗，他脑海里如烟花般绚烂的梦境，他超强的记忆力……一切都仿佛为他后来说故事作牵引。有没有一种可能，他身上缺失的历史和时代厚度、生存经验的宽度，是为在体内凝聚成活水的泉源，随时准备着现代主义故事的大爆发？
“但‘说故事’的我和‘写小说’的我，不是同一个人。”骆以军笑。如果说写小说容易耗损生命值，那么讲故事就是亵神的，“很可能是不小心，你就拨开了神或是魔鬼的翅膀”。听起来有点玄，实则是呼唤人类对一种“发明”的敬畏，是让听故事的人相信，每一个为之发笑、啼哭的时刻，天空中都划过看不见的神迹，你永远都在被看见、被陪伴、被安慰。
对话骆以军：
我们的文明所缺乏的品德
由于骆以军身体抱恙，
以下部分为他给记者的邮件笔答回复
凤凰网读书：《我们自夜暗的酒馆离开》首次在大陆出版，其中收录了您的处女作《红字团》、成名作《降生十二星座》，书中末篇是写于2005年的自序。如今您已处于下一个人生阶段了，如果再写“序”的话，会想说些什么？
骆以军：会想说什么？应该是感激神灵在这个时刻，会以那为“昔日”的时间刻度。回想一下后来的这十来年，我很开心写了《西夏旅馆》《女儿》《匡超人》这几个长篇，很开心自己的心没有变坏。我生了几场大病，以为会阳寿止于五十出头，但又遇贵人，侥幸从死境拉了回来。但确实已该“知天命”，车子引擎已爆缸而修过，不复有从前的“全线骑兵冲出”的力量了。
《我们自夜暗的酒馆离开》，骆以军，九州出版社 | 后浪，2021年12月
凤凰网读书：王德威说您的作品里有“人渣世界观”，有什么想为那些主人公们“辩护”的吗？或者如果按他的说法，所谓的“人渣”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
骆以军：很像赫拉巴尔的《底层的珍珠》吧？就是像说“这世界，我除了作作鬼脸，扯两句屁话，就一无所有了”。人世真的很难！！！超乎我每个年纪所领会的难，这有我自己的“人世之衰”与“他感”的外沿、流浪。从我几年前读了波拉尼奥《2666》《荒野侦探》之后，就要抵抗那巨大的构图洞察力：这一切在几百年前，我们所有人努力活着，但都只能是被扭坏塌陷的“人渣”。那些承受过各式超乎想像之痛苦，却无声、或被遗忘、或以丑陋蠢笨之形态示人，但也些温暖的灵魂（譬如鲁迅），传下了那种炭笔素描方法。
凤凰网读书：您在《故事便利店》里提到“这个时代不会有木心这样的人了”，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否是台湾新生代作家的某种集体焦虑？
骆以军：应该不会焦虑，夏虫无法语冰。台湾现在可能没有人把木心当作失落的什么。不只台湾吧，我想现下这个世界新局，很难“再现”木心、张爱玲、沈从文，这些不论冷或热、温润或荒凉，但知道天地多高，有深邃教养的作家。他们那一代人，没有网路、手机，很像犹太教静默教义，把庞大的文明放在自己脑中，真正活在丧乱的、周边的人全都疯狂的时代，又心灵纯淨，爱最美的艺术、文学，简直就像是最挑嘴的、只吃清泉里游鱼的鹤。我们活在用眼耳鼻舌做生意的世界，没办法的，只能把馊水、米糠混在一起通通吃下。这说来话长了。
《故事便利店》，骆以军，河南文艺出版社 | 理想国，2021年12月
凤凰网读书：您如何看待文学世界由“向外扩展”到“向内探索”的大趋势？在一些作家和评论家看来，这一代作家缺乏的并非“经验”，而是一种“精神”。
骆以军：（未作答）
凤凰网读书：和大陆相比，台湾文学和出版如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包括市场环境、文学机构的建设、大众阅读氛围等等，您可以随意说说。之前我和一位您的读者聊天，我们都很好奇台湾有没有作家协会，新作家和作品主要通过什么渠道出来？
骆以军：应该是蛮惨的。十多年来网路对纸本书的灭绝，现又加上疫情。台湾能一直有年轻创作者，应该说是一件很珍贵的事。台湾没有作协，从我这辈往下，专业写小说基本是非常艰苦、困顿的事。老实说，我根本不能想象，某个角落里、某些和我年轻时一样两眼烧着梦幻光辉的年轻创作者，他们是怎么有一顿没一顿地存活下来的。台湾的市场太小了，如大江（指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很多年前说过的，世界（或说日本）的典范人物早已不是大小说家，而是动画片导演或顶尖运动员。事实上这本就是像《金刚经》里描述的已美到没有缝隙的资本主义世界，台湾的出版市场竟不合物理学定律，长出许多颠沛穷困仍认真写小说的年轻人，其实很珍贵。
凤凰网读书：五年级作家的意义上，在岛屿写作的意义上，或者世界文学坐标系中，您如何看待以及面对自己也许不会成为“符号”、成为“经典”的命运？我想这能投射到很多人身上，例如我注定不会成为这个时代出色的记者，这可能也并不是“我的时代”，而我要如何接受这个东西。
骆以军：我曾在脸书写过，“当某个下午，我在某个咖啡屋的角落小桌，写下了一段，我自己觉得马尔克斯、大江或卡夫卡也不过如此的段落，周围没有人知道，但这事已是它的奖赏本身了”。那个饱满、激爽、幸福的时刻。
凤凰网读书：您与社会活动、公共议题似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在台湾是一种常见的写作者状态吗？在大陆其实比较割裂，纯文学被认为“高冷”，基本不回应现实，但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可能也会被批评。
骆以军：“小说”或说“二十世纪那些伟大小说”，其实都要颇长的时光去学习体会，譬如我对卡夫卡的摸索、笨拙的领会，是这几年有缘在童伟格的书写难度中我因此多打开的小说矿洞。或是三十多岁时，黄锦树开给我的奈波尔，或是后来读的大江那几本长篇，或我很晚才细细品读的门罗或卡佛，那都不是我最初习艺十年曾碰到的，难度颇高的内向宇宙。或宋明炜推荐我的《洪堡的礼物》，其实一定有一些“大词”，譬如高贵的可能、厚重油漆后面的无言的旷野……这在我的摸索学习之途，没有停止过深感那个构图的难，建筑的难，可以演奏一首钢琴奏鸣曲的难。
也许它持续没有停歇地在回应现实，但如我所说过，我们的窗望出去的风景，有毕加索、有塔可夫斯基、有卡夫卡、有芥川、有波拉尼奥，太多太多了，掩面哭泣的女人、某颗齐白石的篆刻印章，里头有东西早被动过手脚、被摘掉平衡半规管、不可能完整如青叶瀑布的原初了。纯文学常常并非“高冷”，而是搜寻、描绘这个时代的人类之苦痛，要运算的算式真的要耗太大的能与时间。很像这两年我们如此有感的病毒与疫苗的追与逃逸。
凤凰网读书：您讲过自己在出版社当编辑的经历，后来不想干了，说不如去卖串烧，还真的考察过一家叫小猫熊串烧的地方。现在如何看那时候的“不社会化”？或者放大了说，如何处理工作和创作之间的冲突？如今，我目光所及的很多年轻写作者还在用工作养爱好，有的为媒体撰稿，有的工作和文学完全无关。
骆以军：这都很艰难，我是很后来才读到常玉，真是衰到让连我这么衰的人都流泪。我现在还是“不社会化”啊。这真的是非常辛苦、折磨那年轻人天赋灵光的二三十年。但好不容易极少数侥幸能以自己年轻、意志，成为“文坛”中的一部分，却如《儒林外史》里，用空洞的情感和话语，当成生意或当官，也搞一些无聊的斗争啦、是非啦。这真的就不如最开始时去卖串烧，然后养那个时间可以写点纯粹的东西。
常玉（1900-1966），近现代画家，与徐悲鸿、林风眠熟稔，颇具个性，不读美术学院，拒绝商业创作，因而一生窘迫、默默无闻，后因家中煤气泄露中毒离世。
凤凰网读书：您年轻时一直在抄书，为了克服“阅读障碍”，就此想向您讨教一些有用的阅读与写作方法论。因为现在不仅是“年轻的孩子都在读哈利·波特”的文学时代，还已经是三分钟讲完一部电影、一条视频讲解一本书的快时代了，好好读书、读好书和读懂书变得难上加难。
骆以军：我不知道，也许十年前我还能对这件事说说嘴。如今我的感觉像，我是否是一个生活在北极、靠补猎海豹为食的北极熊，恰好“天注定”活到了一个交迭的新时代，冰块全融了，和所有生物一起掉进大海，必须适应此后一两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新世界？我只是恰好生在一个“人们都说贝多芬、莎士比亚是伟大的、珍稀的”的时代的最尾端？我在youtube上看到大英博物馆的分集介绍，迷到不行；我看陈丹青的《局部》，迷到不行；我从一个叫“马可说电影”的节目里看了成濑巳喜男、沟口健二的电影介绍；我看“老高与小茉”，知道了各种有意思的遗传、古人类、宇宙源起、地球末日知识；我也看一些讲世界上不可思议的凶杀案或失踪案的节目。这些讲者对这些知识的理解确实都远超我。所以我是得到了这个时代的好处的。
《局部》（2020）
但确实，花上至少十年以上的时间，持续地读川端康成、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纳博科夫，是多么幸福、奢侈的事，而它们真的无法被“三分钟说故事”取代。你想你必须是一个多奢侈的人，每天最少有三四个小时，没有其他事来烦心，像品一杯最昂贵的威士忌，像享用一篇门罗的短篇、一本昆德拉的小说一样，感受那完全将你包裹起来的句子的灵性。比起像《千与千寻》里变成猪、狂吃馊水的爸妈一样，被强迫吃那么多垃圾故事，这真的也很麻烦，像全部的人都疯魔出动，到古玩摊捡漏，却发现价格让人乍舌，或像某个在云南边城的女孩，日复一日地要和不同的缅甸小哥砍价，把一颗开价五十万的翡翠原石砍到七八万成交。这里头神奇的或戏剧性的部分，其实非常单调，除了价格，无法给人提供什么领悟。但已少有人静得下心，好好地感受一个下午，感受一只优美的汝窑或定窑或曜变天目，它那沉静、深邃的美。
凤凰网读书：您认识林奕含、胡迁，也在文章里提到年轻一代与前辈的关系，本质上有权力的不对等。但年轻人自我不够强大，对此不敏锐，甚至容易合理化它，像有个流行词叫PUA，当大家都喜欢听社会地位高的人讲道理，爱喝“大师鸡汤”，该怎么“穿过那伸进你内里之手”？
骆以军：我喜欢许寿裳在推他的亡友鲁迅时，说的那样两个字: 诚与爱。他们可能在一百年前就痛心疾首，我们这个文明，缺乏这两样品德。这真的是非常艰难的提问，甚至在我的想象中，它可能是最接近小说里那团光晕或黑影的内结构，否则我们不会觉得《红楼梦》那么伟大，《金瓶梅》那么神。但我们有幸从二十世纪的小说入门，它一定只是个观测和思辨的入口，这只是因为我们学习演奏的这个复杂乐器叫“小说”。
有更多的人们在他们领受爱与荣光的同时，未必需要去离析，“这也许只是某种关系网络，是短时间看不出的买卖”，或真的是古典的“知遇之恩”？这之间如你所联想，“异性”之间的吸引，如果放进一定的时光中，更能保护特殊才能的专注运作？或许，我们不自知地从二十世纪累积至今的电影、广告、时髦昂贵美丽的衣香鬓影中，提萃了某种欲望，才会“可怜身是梦中人”，觉得彼此“相濡以沫”？这个缠扰，直到我成年很久很久以后，仍然让我有不舒服的感觉。
不只是年轻人，我觉得我们这个文明里的成年人，在某些理想的投影中，都是不强大的。那些在依傍、群党、服从、世故中的玲珑巧变，也许是让更聪明的人更能取得安全感的“海床岩礁”。你看《三体》，地球人对于远高于自己的外星文明，最乖异的发明竟是“面壁者”，也就是这个文明最高的艺术，竟就是骗术。这个“小行星带”，我自己在这个年纪的感慨，是“用小说这个心灵技艺，或许无法穿越它的范域限制”。因为学习、感受的整个过程，都是同时被搅碎混搅其中，“爱”、“忠诚”、“宽恕”、“柔慈”，这对我们来说，那么难以言喻、神摇意夺的一切。你看，我这样反复翻看，仍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但我想你们势必比我的时代更艰难，因为那必须把自己放置其中，跟着无边际旋转的单位碎片，更细小，更纷杂，更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但我想古来“大师”，并非“社会地位高的讲道理者”，而是真的有某种光亮、力量、神性、创造的人。我是这么想的。我年轻时是被梵·高激起“要当个创作者”的念想，然后在途中遇见了不同的人，我在其中学习摸索了那么长的时光（已早超过梵高自杀之年龄），现今看他的画仍是那么激动、感动。这样说的话，像不像我是一颗粒线体？因为我们能感受、享有的“美的维度”，早已超越这个个体原本在生物学设计，能达到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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