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妹邬霞有一条玫红色的吊带裙，前短后长，走起路来裙摆摇曳。很多个打工之后的夜晚，她会穿上吊带裙，踏着打工姐妹的鼾声，悄悄溜进厕所。然后，把铁窗玻璃当成镜子，静静看着月光里的自己。
穿着吊带裙的时候，她叫邬霞。脱下吊带裙，穿上臃肿的工衣后，她叫余真联。
14岁起，跟着妈妈来到这家日资企业做童工的第一天，“邬霞”就被“余真联”夺走了。工衣盖住了她娇小的身体，也盖住了她的名字。当城市女孩儿还在妈妈怀里撒娇时，她已经开始自食其力。打工四年，被排挤、被欺负、被侮辱，年满18岁拿到身份证之前，她必须一直隐姓埋名。
痛苦就像鸢尾花一样在心里疯长，直到不能负荷的时候，写作成为了她的救赎。工厂里，几乎没有人知道她写作，写作是她唯一的、隐秘的快乐。工作时构思，休息时写，通宵写，一天写8页，写到凌晨两点，写出一条通向自由的路。
坚决向工厂递交辞呈的那天，她已经拿到了去大连一所艺校读书的机会。离开前，随行的箱子里有打工时写就的6部长篇小说。那时，她已经18岁了，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叫邬霞。
余真联终于做回了邬霞，写作让她找回了自己。
下文是邬霞的自述，选摘自《我的吊带裙》，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品方小马book授权推送。
吊带裙
文｜邬霞
1. “要么读书，要么打工。只能二选其一”
最后一个下午，我是数着时间过的，一秒、两秒，一分、两分，一点、两点，我看见自己幻化成一只小鸟，迫切地扇动翅膀想飞向高空。四点钟在紧张热切的期盼中准时到来，我的心脏快要跳出胸腔。
放下剪刀和衣服，我离开工位，走到负责人张好华的面前——他坐在台面上，摇晃着双腿。我说“我走了”，他点了点头，跳下台面，往办公桌走去。我跟在他身后，这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四年来，天天盼望着能逃离这里，然而当我真正要与它告别时，双腿却止不住发抖，一股冷意爬上脊背，蔓延至四肢百骸，我甚至希望张好华能像前面两次一样挽留我。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开口挽留，而是说：“你帮我把这份加班申请表带到写字楼去。”这意味着我将彻底与这个厂失去关系，原来那股期冀带来的兴奋劲儿顿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莫名的失落。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解脱，可我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呢？要知道，平时无数次想象过离开时的情景，或仰天大笑，或一蹦三尺高，但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现在这种状态。这真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
在工厂的这4年岁月给我印象极其深刻，以致多年之后，还能清晰地记得那里发生的一切。这是我打工生涯中最痛、回想起来最有味道的一段时光，它时常像呼啸的台风一样，裹挟着一幕幕场景掀开记忆之门，使我泪眼朦胧……
读完初二，我就辍学了。在此之前，我看到同学在公社学缝纫技术时做出来的衣服，便怦然心动也想学，想着学会了就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裙子。我想象着一条条漂亮的裙子从手里“流淌”出来，这是件多么美好的事啊。然而，这美好的想象还来不及萌芽，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一封信使爸爸妈妈成为一场密谋的参与者与决策者，而我却置身事外，浑然不觉。
那天，妹妹从大娘家跑回来，高兴地嚷着：“哦，姐姐要去打工喽！”我愕然，呆呆地说不出一个字，好似突然成了一个哑巴，内心震颤，一股恐惧隐隐袭来。对于打工，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爸爸回来后对我说：“你大娘的三女儿要去深圳，顺便带你一起去。”我突然恢复了语言功能，极力反驳：“我不去打工。”爸爸说：“你不读书了，不打工还想干什么？”
《外来妹》 (1991)海报
我之所以反应如此激烈，不是少不更事，而是另有隐情。自从看了《外来妹》那部反映打工生活的电视剧后，我就对打工产生排斥心理，变得敏感脆弱。我曾无意中看到爸爸写给妈妈的信，说妈妈打工的时间不会太长，如果能跟林音表姐搞好关系，到时可以让她关照我和妹妹进厂。当时我下定决心，绝不会去打工。后来，当我向班主任刘霞表达不上学的意愿时，她说：“你这么小，不读书要去打工吗？”我当时对打工依然排斥，认为自己压根儿就不会属于打工一族。
几天后的黄昏时分，我和妹妹及另外一个小伙伴在二叔的坝子里玩得正起劲儿，大娘家的三姐叫我收拾东西，准备第二天一早出发。我的笑容顿时僵住。明知逃不过，却不曾料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突然，就像琴弦“嘎”的一声断了般。我陡然失去了玩耍的兴趣，陷入惶惑之中。少年时光戛然而止。
爸爸和刘霞老师的话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读书，一个是打工。他们在传递一条信息：要么读书，要么打工。只能二选其一。不读书，便只能打工，这似乎是大多数农村少女的出路。
爸爸和妹妹把我和三姐及三姐的男朋友一起送到县汽车站，从头至尾，我恍如飘在梦中。当天没有买到车票，我们便到三姐男朋友的亲戚家暂住一晚，我当时无法表达出愉悦的心情。吃过午饭准备午休时，爸爸和妹妹起身告别，我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希望能把我带回去，而他们却毫无留恋地走了，渐渐远去，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疼。下午，三姐的男朋友决定回家住几天再走，之后有天在一个梯形山坡处，我拿着一片树叶逗蚂蚁玩，三姐未来的婆婆笑着对三姐他们说：“刚才看见你妹妹在玩蚂蚁，还真是个孩子。”可就是这样一个孩子，要踏上打工路，奔赴茫茫未知的前程。
2.“我曾在一张纸上写了27个梦想”
1996年秋天，沐浴着阳光，我踏上了深圳这片热土。
14岁的少女，是含苞待放的花骨朵，眉眼还没长开，脸上带着茫然、稚气与天真，以及对这个世界的懵懂无知。我个子矮、身形瘦、皮肤黑，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妈妈说我上楼梯像要扑倒一样。林音表姐的宿舍在工厂对面，我刚到深圳时住她那儿。中午，我站在阳台上望着工厂门口鱼贯而出的人群，写字楼文员张琼看见我，对妈妈说没想到我是如此之小的一个小娃儿。一个星期后，妈妈工作的松高厂招工，张琼没敢让我去写字楼填表，怕日本人发现是童工不让进。所有证件都是从表姐那儿借来的，张琼帮我办好入厂手续，领了厂牌、饭卡，我直接去上班就行了。她办事周到，还安排我跟妈妈住同一个宿舍，在同一个包装部上班。
直筒式的工衣没有任何款式可言，遮住了我娇小的身材，整个人一下子变得臃肿起来，却难以掩盖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从那一刻起，我要牢记，我的名字叫余真联，是这家日资企业的一名童工，年满18岁拿到身份证之前，要一直过隐姓埋名的生活。当城市女孩儿还在妈妈怀里撒娇时，我已经开始自食其力了。
包装部一条查货拉有7个人，拉头有2个人清线头，中间1个人查后幅，1个人查帽子、袖子，1个人查前幅，1个人查里布，拉尾有1个人总查。我被安排在妈妈那条拉上清线头，妈妈是总查，我们一个在拉头，一个在拉尾。指导工李水青可能是怕我和妈妈上班说话，一个星期后便把我调到了另外一条拉上。
上班不能说话，工友们个个面无表情，只顾埋头重复手里的动作，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思考什么，但我猜他们也会想家、想未来，人不可能没有思想。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安于现状，一种希望改变现状。
上班也不能坐，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我在进厂一个星期后晚上通宵加班，一分钟都没休息，也没坐。有个女孩儿想打瞌睡，直叫“妈妈”。我虽然一抬头就能看见妈妈，但想到我们都在受苦，心里很难受，就像吃了一枚酸涩的果子。
宿舍一层楼住100多人，只有两头有洗手间，十几个水龙头，每天洗澡、洗衣、刷牙像打仗一样，刷牙只能预先用桶准备好水，在走廊上刷。进厂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在桶里盛了一杯水，挤好牙膏到走廊上刷牙，刚喝了一口水，一个门卫从身边经过，我便退后一步，待他过去好把嘴里的水吐出去，谁知他转过身恶狠狠地说：“把厂牌拿出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把手伸向我的工衣口袋。搜寻未果，二话不说，便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把我拽进宿舍。舍友们纷纷从床帘里钻出来，目光聚集到我身上，只有妈妈气得面红耳赤，其他人脸色麻木而平静。我真希望自己是只鸵鸟，可以把头埋进沙里。委屈与愤怒把我包围，骄傲与自尊使我心里充满抗拒，就是不想让门卫称心如意。门卫似乎等不及了，又怒吼一声。妈妈自知斗不过他，催促着我把厂牌给他，我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拿了出来。
门卫拿着厂牌扬长而去，我躲到洗手间里哭，不仅因为要被罚200元钱，更因为人格受到侮辱。妈妈来劝，说她刚才气得要命，如果是在家里谁敢这样对我，她非拼命不可，但出门在外不一样，为了挣钱，必须学会忍耐。妈妈帮我擦掉眼泪，拉着我的手回到宿舍，我们一起爬上床，拉上床帘，我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妈妈也忍不住哭了，泪水泛滥成河，一发不可收拾，到最后，母女俩抱头痛哭。妈妈说，她进厂时不知厂规，也遇到过这类情况，被罚了15元钱。有一次吴经理检查宿舍，走廊上有青苔，还有倒在地上的水，他不小心滑了一跤，腰间挂的钥匙摔掉了。他爬起来，恼羞成怒，用粤语嚷嚷着“罚款200元”。以后，这个厂规就流传下来。门卫抓一个厂牌罚款200元，和厂里各分一半，每到晚上员工下班时，他们就像猎人寻找猎物一样来回巡视，有时早上也来，行踪不定，弄得人心惶惶。吴经理原是罗定人，十几年前来深圳，如今是地头蛇，对员工极为严苛，日本人开厂时给员工的底薪是600元，他说给400元就有大把人做。可见，在这种人的领导下，没有人会有好日子过。
厂里80%都是湖北仙桃人，其余来自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这些地方。他们大多数都有车衣服的技术，但文化程度不高，有的女孩儿十几岁便不读书了，去学电车，学会了就出来打工。有的管理人员自恃懂技术，还在厂里当领导，总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示人，每天凶神恶煞，完全不顾员工的自尊心，被骂甚至被骂哭是常事。有的管理人员还专门整治员工，曾有一个人提出如果当天员工在规定时间内没完成规定的产量，就拖班，其他管理人员也积极响应这个做法。如此一来，任务繁重，而且额外多出来的活儿都是管理人员自作主张规定的数量，员工苦不堪言，经常要每天白干一两个小时。有很多事情日本人并不知情，而是管理人员把一个好厂弄得乱七八糟。
工厂大门中午不开，有人来找老乡，得隔着厂门说话，跟探监一样。员工人多，饭堂排的队像一条长龙，打来的饭菜像猪食，让人难以下咽。我通常只吃两口就跑，上班饿着肚子坚持。车间灰尘很大，加上加班加点，永远欠着瞌睡债，早上起来头昏昏沉沉，眼睛像被什么东西蒙住一样，看人看物都是一片模糊。我刚来时，每晚跟妈妈摆龙门阵，直摆到她完全睡着，早上都是我叫她起床。过了一段时间，我就不行了，晚上下班冲完凉，就往床上一倒，妈妈洗好衣服，用电饭煲做好夜宵再叫我。我睡得正香，从床上爬起来像上酷刑一样。
一个月后，我被调到了工厂五楼车位上剪线，一层楼有3个组，每组有4个人。3个负责人走过来。何会玲是一组的，住我下铺，见到她时，我略微紧张了一下，希望她能选我，可她从头至尾都无视我的存在。后来，我被分到了她老乡鲁玲那个组。我和老乡别大姐挨骂次数最多，其他几个都是湖北人。配送也是湖北人，每天查货时看到我和别大姐做的哪怕有一根线头都不行，非让重剪，而对她的老乡却十分宽容，还偷偷为她们多记数。那几个湖北人上班时说说笑笑，而我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不上一次厕所，不喝一口水，只埋头苦干，到了晚上工作量离规定的数量还是差几件。每天晚上下班前，鲁玲都双手叉腰，冷着一张脸来骂我。我实在受不了如此压抑的生活，每天守着妈妈哭。有一晚我哭着问道：“妈妈，为什么要我这么小就出来打工？”妈妈也很无奈，她说不管怎么说，打工都好过在家种田。我的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悲伤和对现实的不满——要是一辈子都过这样的生活，情愿不活。
我每天都害怕去上班，一走进车间，双腿发软，心咚咚直跳，身上像压了千斤巨石，快要窒息了一般 。每次看见鲁玲从拉上往我这边走，就脊背发凉，有时即使不回头去看，也能感觉她在走过来，心里直打鼓。在这里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坐着，除此之外只有不尽的痛苦。心情的好坏跟工作的好坏有很大关系，身处这样的环境，我的性格没法不发生改变，每天郁郁寡欢，像个沉默寡言的小老太婆。在宿舍，我从不主动跟人说话，其他人都认为我很古怪。我的想法与他们不同，我的目的不是挣钱和解决温饱，生活应该多姿多彩，我渴望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小时候，我曾在一张纸上写了27个梦想，其中有学做美容、坐飞机和出国，妹妹认为我异想天开，我的确心比天高。然而现实却充满了无奈，我不知道能做什么，觉得自己是一只被关进樊笼里的鸟儿，失去了人身自由。想到这儿，我拿起一张纸又写了两句话贴在了墙上——我打工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梦想。
3.“写小说是属于我的隐秘快乐，也是唯一的快乐”
厂里有个翻译黄小姐，重庆人，其貌不扬，但工作能力很强。她和老公会日语，刚出来打工时在另一个厂工作，和普通打工仔、打工妹一样住集体宿舍，进了我们厂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黄小姐深得日本人信任，恨不得把十指都挂满金戒指，她家里有5台彩电，都是日本人送的。平时工作清闲，薪水优渥，厂里无论领导还是工人都很尊重她，每个人都对她笑容满面、点头哈腰。照理说，她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上班，但每次来车间，她都和我们穿着一样的工衣。我常偷偷望着她的背影出神，想想自己，和她恰恰相反：每天穿着蓝色工衣在车间汗如雨下，累死累活也挣不到钱，还要看尽脸色、受尽屈辱。我看见她，恨不得自己就是她，可我知道这简直是痴人说梦。我渴望也能找寻到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一天，我和妈妈同时被调到2工厂三楼一组帮忙，坐在同一个坐桶上。突然，坐桶被人狠狠踢了一脚，我们吓得直接弹跳起来，以为是日本人来了不让坐，结果发现是广西翻译“老农民”在作怪。我气得要死，又不能发作。到了晚上，余怒未消的我突然一激灵，产生了写小说的念头。进厂之后，我看过台湾女作家的言情小说，我对妈妈说，她们能写，我为什么不能？这样一个闪念，让16岁的我开始编织爱情故事。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完成了人生第一篇小说，相当于一个中篇，后来又扩写成长篇，反反复复写了3遍。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当作家的梦想。我一直觉得作家是一个神圣崇高的职业。这个梦想让我在黯淡的生活中看到了一丝光亮，现在它还只是一棵小树苗，经过努力，慢慢地会茁壮长成参天大树，开花结果。我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通过笔来改变命，让自己过上理想的生活。我认为自己与众不同，那种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时的我像井底之蛙，以为打工族中只有我才有写作的念头，想象着自己将成为打工族中脱颖而出的第一个作家，总一个人偷偷地傻笑。
上班时的压力依然很大，我一边干活儿一边构思着一个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下了班就飞快地写。中午休息一个小时，下午休息四十分钟，要穿过院坝，爬上厂里的一座天桥，再穿过院坝，去3工厂那边的宿舍楼下的饭堂排队打饭。吃完饭，为了赶时间，我把碗交给妈妈洗，匆匆赶回宿舍。无论是在天桥上还是在宿舍楼里，上下楼梯我都是一步跨两级，如果走慢了，至少要多花5分钟。
属于写作的时间太少了，每每都是气喘吁吁地跑进宿舍，连气都来不及喘一口，就抓起笔，坐在泡沫制成的凳子上，把本子摊在一块纸板上，放到腿上拼命写写写。上班时间还剩五分钟，我便紧忙放下纸和笔，匆匆奔去车间。上班时，上午、下午和晚上各有10分钟休息时间，是给员工打开水、上厕所用的，多数人会趴在台面上睡一会儿觉，我则利用这宝贵短暂的时间来看书，书都是从工友那里借来的言情小说。晚上通常加班到十一二点，排队冲凉要花不少时间，我着急，也不管厕所有多脏，就到里面将就一下。洗衣也拥挤，水龙头要靠抢，所以我的衣服也只能让妈妈一起洗。有人问妈妈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洗，妈妈一笑置之，没有解释。
在松高厂唯一的好处就是晚上宿舍可以通宵点灯，为写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当整栋宿舍楼的人都已进入梦乡，安静得只能听见树下草丛里蟋蟀的叫声，这时我还在奋笔疾书。有时，实在困得不行了，就靠在床上小憩一下，脑子里混沌，过电影般地想着生活中的某个人，等睁开眼时，便把那个人的名字写了上去。我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的任务——要写8页，每次都得写到凌晨两点。每到那时，我都是昏昏沉沉、头重脚轻、摇摇晃晃地穿过走廊，去洗手间洗漱，然后回宿舍休息。时间久了，被子、蚊帐上留下了不少墨水印。
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写作的事，怕别人说三道四，写小说是属于我的隐秘快乐，也是唯一的快乐。我小心翼翼地珍藏，生怕被人摧毁。打工生活如此单调乏味，能找到自娱自乐的方式来宣泄心中的苦闷，如同觅到了一个宝藏。爸爸有时趁我不在时将我写作的事告知他的工友，我知道后非常生气，对他好一阵责怪。好在担心完全多余，爸爸的一个安徽工友非常热心，他在厂里帮我裁纸，装订成一个个本子，让我作为稿纸。我在松高厂工作的四年时间用的都是他给我做的本子，只是那纸薄得几乎透明，写字时得用一块纸板垫在本子下面，翻页时需要小心翼翼。
就这样，写作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不开心的时候，只要一动笔，就能忘掉所有不快。我所写的小说中的环境与真实环境有着天壤之别，我希望在文字世界里找寻到另一块清凉之地。笔下的女孩儿过得都比我幸福，我想以此来弥补现实的缺憾。在文字的世界里，我可以做女王，随便取一个人名，在小说中为他们安排角色，他们的命运便操纵在我手里。我享受这份快意，因为写作，我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对于此事，亲戚中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大姑在电话中得知此事，说我文化程度这么低写什么小说，还问妈妈我的脑袋是不是有问题。幺舅却对妈妈说，不管我能不能成功，有这种想法就是正确的。
我被调来调去，最后被调到1工厂一楼二包。查货的指导工是我刚进厂时所在的一包调过来的李水青。她是鹅公嗓，说话的声音极其难听，骂人的时候声音很大。我负责在拉上查货，每天又要站十几个小时，站久了脚底钻心地疼，还会出现胸闷的症状。每晚，我拖着像灌了铅一样的双腿回到宿舍，动也不想动，腰酸背痛，小腿肿得像馒头，躺在床上还抽筋，眼泪常常不由自主地在脸上打滚。
我将第一部小说由短拉长，反反复复写了三遍，然后又每晚花时间用稿纸抄写得工工整整，按照从书店里抄来的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地址，到厂对面的小邮局买了个小箱子将稿子装进去，把希望寄了出去。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加班前，周小群说看到有我一封信，是出版社寄来的，我高兴得蹦跳起来，以为可以出版了。可当拆开信，看到编辑说他们目前不适合出版长篇小说时，我一个人坐在工位上默默地哭了。
指导工的辱骂让我难以忍受，工作不顺、写作无望，使我心生绝望。漫无边际的打工生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结束。我的痛苦就像鸢尾花一样在心里茂盛地生长，到了不能负荷的程度。有一晚，我跑到冲凉房里攀上了窗户，想做一次自由落体运动，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妈妈很快追了过来，用力把我拉了下来，她吓得脸色惨白。之后，挨骂受气难以排解，我就想到楼顶上静静地想想心事，但妈妈怕我想不开，不让我上去。1工厂的灰色厂房上面旺盛地长着爬山虎，每当微风拂过，它们便像一排排绿浪轻舞飞扬，依附着墙面，生机盎然。它们给予我启示，我想我还可以继续写作，在文字中获得喘气的机会。
4. “我多想有一天能穿上吊带裙，骄傲地走在人群中”
制衣厂工作时间长是出了名的，我们连星期天晚上都要加班。买一斤瓜子一个月都吃不完，买了新衣服也没时间穿，于是我只好在三更半夜换上新衣服，穿过走廊，到冲凉房的玻璃窗户旁边照一照，左转、右转，再随意摆几个姿势，让脸上的笑容来观照我的内心。所幸没有人撞见，若有人看见了，肯定以为我是神经病或得了梦游症。虽然我在夜市买的无论是连衣裙还是套裙、吊带裙，都只有25元钱，但裙子穿起来很合身，比宽大的工衣漂亮得多。只有在这短暂的陶醉中，我才能感觉到自己是个花季少女。
每天，我都要与服装打交道，衣服、裤子、裙子样样齐全。我最乐意见到裙子，把它们拿在手里，便会浮想联翩。我对裙子的喜爱可以说是深入到了骨子里。裙子能衬托出一个女性最美丽温婉的一面，我时常在脑海中勾勒出各种款式。我尤其中意吊带裙，可我知道，像我这样的身份，穿吊带裙肯定会被人笑话。我多想有一天能穿上吊带裙，骄傲地走在人群中。我脑中有一个这样的画面：一个长发飘飘的女孩儿，穿着吊带裙，盈盈含笑，或在海边，或在草坪上，迎着微风奔跑，裙裾展开，带着弧度，像花儿一样。那一定是天才画家也无法描摹的美丽。
17岁正是渴望爱情的年龄。每当看到别的女孩儿挽着男朋友的胳膊悠闲自在地轧马路时，我都很羡慕，真希望也能遇到一个疼我、爱我的男孩儿。看到年轻的男孩子，我多希望他们的眼神能在我身上停留片刻，可惜我长相平平，引不起男孩子的注意。我经常一个人坐在床上，拉上床帘，对着镜子问：谁才是我的男朋友呢？不加班的晚上，宿舍的女孩儿去东游西逛、谈情说爱、吃喝玩乐，而我则在宿舍静心写作，我坚信我的未来会比她们精彩，前途、爱情我也一定都会拥有。也许某天，不再是打工妹的我，在自身条件提高的同时能找到心爱的人。我将穿上吊带裙，搂在我腰间的是一只白净的手。我和心爱之人漫步林荫道上，享受微风轻拂的爱情。
打包装的指导工孙小勇向妈妈借了300元钱，出于感激，她跟张好华说让我去做配送。戴上配送的绿袖章，我可以到楼上车间走动，就算被日本人和其他管理人员瞧见了，也不会被抓厂牌。做这份工作的好处是不用一直站着，活动范围更广。工作内容是每天把各组配送来的货进行点数、记录，对每条拉的查货数量进行点数、记录，把次品用小推车推到楼上车间，按衣服上的绑菲把各组的货放到一个箱子里让他们返工，返好工的就拿到包装部去再查一次货。每次将货拿到车间，只有小推车可以用电梯，我跟另一个配送马永芳则要从楼梯一路小跑上去在电梯口接货。每天都忙忙碌碌，要返工的货太多，我每次从台面上把要返工的货放进推车里，再到车间搜罗一大堆返好工的货送到包装部，而后又一扎一扎地放到台面上。我个子小，衣服又占地儿，台面上衣服堆得比我高出一大截，经常要踮起脚尖或者跳起来放货。每天跑上跑下，累得满头满身都是汗。
妈妈看到我汗湿的工衣，心疼地说这工作比查货还辛苦，可我却不觉得。跟查货相比，我更喜欢配送。有时忙完后，可以拿把剪刀随便坐在哪条拉头做做清线头的样子，虽然这样的机会少得可怜，但总算可以喘口气。把本职工作做好才行，才不会挨骂，这是最主要的。
厂里又开始大量招工，招进来一大批妙龄女孩儿，其中一个湖北籍女孩儿王珊珊一进来就跟孙小勇很熟的样子。孙小勇第二个月又向妈妈借了500元钱，妈妈仍爽快地答应了。到了第三个月，孙小勇还了钱，同时也变了脸。那天，我正在点货、记数，孙小勇在打包装那边喊：“小会，快拉货去查针，现在一包都没有查。”我说：“等我搞好这里的数量马上就去。”孙小勇却大吼大叫：“叫你把货拉过去没听到吗？”很快，她找来了张好华，张好华板着一张脸说：“余真联，小勇安排你做事为什么不听？”我说：“我跟她说了马上就去。”原本我希望张好华明察秋毫，哪知张好华也像疯狗一样向我咬了过来：“像你这种态度，是不是不想做配送了？不想做就去查货，或者离厂，我看你是不想干了。”看他这态度，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委屈，在全包装部几十号人面前大声痛哭。
我又回到拉上查货。再去查货，又要一天到晚站着，李水青难听的声音时常飘进耳朵，我一时无法接受。妈妈得知后，决定向张好华求情，但张好华依然没有改变决定。当天，我就写了辞工书，可张好华却没有批。
我终于明白了，王珊珊拿走了我的袖章，她进厂时就和孙小勇通了气，她的舅舅是裁床负责人，是有后台的。没办法，我无力与之抗衡，只得咬牙坚持。王珊珊每天笑嘻嘻，而我每天苦哈哈。
我们拉上的总查梁如琴在李水青巡拉查货时向她告了我的状，李水青马上劈头盖脸地将我骂了一顿。梁如琴是重庆人，平时跟妈妈亲昵，我还记得爸爸来深圳的那一天，她借调到我们组上来剪线，我跟她聊得很投机，我劝她一定要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多读书，将来打工也不用打低级工，她点头称是。我不明白，我不像其他女孩儿直呼她姓名，而是叫她阿姨，给了足够的尊重，她为何如此对待我？每个人查货都有漏洞可钻，可她不敢告其他人的状，也许是因为我最温顺吧。3点钟休息时，我到一包去，看到妈妈正趴在台面上休息，我不想打扰她，但还是不自觉地坐在妈妈身边，跟她说起这事，终究没有忍住，泪水落了下来。我越讲越伤心，跟妈妈说要辞工。妈妈慌了：“你辞工要到哪里去？千万不能辞啊！”听着妈妈的话，我更加烦躁，却坚定了辞工的决心。我递上辞工书后没一会儿，张好华就跑到一包跟妈妈说了这事。妈妈跑来找我，劝我不要辞，说在这里她可以照顾我。我实在忍受不了非人的折磨，跑出了包装部，妈妈冲上来抓住我：“你不要走，你去哪里我都不放心。”我哭着说：“我实在没办法在这里待下去了。”张好华动了恻隐之心：“还有1个小时下班，你回宿舍休息，晚上不用来加班，明天照常上班。”
后来，我留了下来。但我的心早已飞出身躯千百里，每当看到有人到期离职，真恨不得跟他们一起走。有时，我上班都会做白日梦，希望大姑提个旅行箱来说：“这里面有十万元钱，以后你不用打工了。”我在心里呐喊：离开这儿，离开这儿！这样的想法快要刺穿胸腔了。接下来发生的一些小事件，促成了我的离开。
有一天晚上，我在宿舍吃夜宵，被一个江西门卫抓了厂牌，在厂里做够3个月就要扣50元调整金，再加上抓厂牌罚的200元，一共要被扣250元。才过了两个星期，我在宿舍吃夜宵，又被一个广西门卫抓了厂牌，意味着又要被扣250元。这次，我没有跟妈妈说。第二天晚上，当妈妈从外面买回夜宵递给我，我想起前一天晚上的事，火气直往上涌，等妈妈转身，我就一把把夜宵扔进了垃圾桶。没吃夜宵，加上我和妈妈上班从不吃早餐，隔日上班，便饿得头晕眼花。我开始猛灌凉开水，不一会儿就全身发麻，像要倒下去一样。实在坚持不住，只好去请了两天假。接下来“五一”放三天假，合起来，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五天。前两天晚上我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甚至跟妈妈说了遗言之类的话。假期结束，基本没什么大碍了，可是留下了后遗症——坐车会晕车、不适应空调等。
星期天晚上不加班，我跟妈妈、堂嫂闲逛，走进一家小商店，我随手翻起一本《星河影视》，上面有大连一个艺校的招生广告。从那一晚起，我的心情不再平静了。我跟妈妈说想买那本杂志。加班结束后，我回到宿舍，看见小红正在翻杂志，她说：“小会，你妈妈对你真好，帮你把杂志买回来了。”我一看，她翻看的正是那本《星河影视》。
我蠢蠢欲动，想要去那个学校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我认为那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地方。等到中午或下午下班时，我打那个学校办公室的电话却不通，可能人家已经下班了。但机会还是毫无预兆地来临了。
一天早上，我被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惊醒，原来是有人在用刷子敲盆子，还有人大声嚷嚷：“今天罢工，谁也别去上班，上班的是小狗。”全厂员工站在厂区院坝内，厂门外的马路也被堵塞了。管理人员照常上班，员工就在宿舍对着车间大吼。我跟妈妈正好趁此机会去给艺校打电话，这次终于联系到他们了，我得到了想要的消息。
妈妈说，现在都开学一个月了，去了也要交全额学费，不划算，不如明年去。我一天都等不下去了，更别说一年。一旦决定，就要立即行动。我向张好华递交了辞工书，这次，他仍然不放我走，说：“你是老员工，对工作熟悉。”我的态度非常坚决，一如他当初对我的态度。
妈妈把我写的6部长篇小说放进箱子里，舍友小芳问是什么，妈妈告诉了她，舍友们这才知道我平时不是在写信。小芳说：“小会打工写了这么多小说，再看我们，什么都没有。”我听后，感觉自己即使不成功，也挺值得的。翻看了一下记录本，在这四年间，我哭了200多次。确切地说，这四年是泪与汗交织的日子。
在这四年里，有人叫我的乳名小会，有人叫我的借用名余真联，却没人知道我的本名。那时，我已18岁了，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叫邬霞，我终于做回了我自己。
本文节选自
《我的吊带裙》
作者：邬霞
出版社：华龄出版社
出品方：小马BOOK
出版年：20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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