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辛德勇读书随笔集》系列中的这一册《史事与史笔》，大致包括如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论述一些历史问题；二是讲说自己出版的一些书，所谓“史笔”，是指这些书的写法。
这些文稿所述及的历史问题，看起来比较零落，相互之间没有多大联系。这当然是由于我没有定性，做研究没有计划和目标，因而也就没有确定的主题和范围，遇到什么好玩的问题就研究，高兴了就随手写下一篇，所以就成不了一个体系。
我“起家”的学术专业是历史地理学，可是离开核心学术圈稍微远一点儿的读者，很多人却完全不了解这一点。这种情况，固然同我这些年来对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做得比较少有关。但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历史地理这个学科比较偏僻，了解它的人比较少；特别是那些很专门、很深入的学术探讨，大多数这一行之外的历史学者都根本看不懂，更不用说那些非专业的普通读者了。
收在这本小书里的《黄河奔浊浪，是天生不清——合理认识人为因素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黄河水患的影响》这篇讲稿，就是如此，讲的是非常专门的历史地理问题。这篇稿子是根据旧日一篇很长的论文改订而成的，虽然相对于原来的专题学术论文，已经浅易了很多，外行恐怕仍然不大容易理解。在这里和大家稍微讲讲这篇文稿，并不是要说服读者一定去读懂它的内容，而是想借助它来说明一下我的研究方式和表述方式，还有我解析历史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近年来很多人对我有所了解，同《制造汉武帝》《海昏侯刘贺》《发现燕然山铭》《生死秦始皇》这几本书具有很大关系。其中有些读者，对我直截了当地否定某些著名学者的经典性观点或是学术界作为定论通行已久的说法，觉得有些诧异。
在大的学术研究表述方式方面，这些读者是看惯了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官样学术论著，以为那种写法就是标准的模板。殊不知所谓学术研究，就是要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看法。
你要是模棱两可，自己都不知所以然或者不敢明明白白地讲出个所以然，那还写它干啥？在我看来，对于绝大多数历史问题来说，正与误，是与非，都是汉贼不两立的事情。在已有值得重视的成说存在的情况下，有所立就必须先有破；旧的不破，新的就不得立。这是学术研究应有的定规。
在私心旧情方面，某些只了解自己狭小专业状况的人，一看到我对他和他这个学科内部所尊崇的学者提出不同见解，就以为这是越界者才会做出的刻意的冒犯，完全不知道敝人做研究一向是这种态度，对自己不认同的观点，不管是哪一个学科的学者，我都一样对待。
《黄河奔浊浪，是天生不清——合理认识人为因素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黄河水患的影响》这篇讲稿，其主旨乃是直接针对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先生的重要学术观点而展开的（具体的论述，见于谭氏《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一文），而谭其骧先生是除了我的导师史念海先生之外，我最钦敬的历史地理学家。
透过这一研究，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的学术态度。那么，有些读者或许会问：“既然你那么钦敬谭其骧先生，为什么非要做这项研究不可？历史地理研究有那么多题目，为什么不去研究别的问题？”
这是因为这个问题重要，而且不是一般的重要，是太重要了。谭其骧先生论述黄河下游的河道变迁，将其首要原因归结为中游的水土流失。后来包括史念海先生在内，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对黄土高原植被变迁与水土流失的研究，对全国其他地区植被变迁与水土流失的研究，可以说都是渊源于此。
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项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强自比较一下，若论在各自学科里的价值和影响，它可比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在秦汉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大得太多，只是由于懂得历史地理学的人很少，即使是中国古代史领域的大牌教授们也是知之者无多。正因为如此，我提出的同谭其骧先生不同的看法，也就不会像写《制造汉武帝》那样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做学术研究，尽管我会尽量努力接近更多的社会公众，但还是讲不得流行不流行、接受不接受的道理，这终究是一个孤寂的行道；甚至可以说是一项天知地知还有自己心知的事业。
谭其骧先生这一研究对后来研究的巨大影响，主要体现在研究的方法和范式上，而我所提出的不同意见，恰恰就是直指这样的研究方法和范式。
在这一研究中，谭其骧先生紧紧抓住植被变迁与水土流失的因果关系作为着力点，这本来极具学术眼光，至今仍无可非议。可是研究历史地理问题同研究所有历史问题一样，如果一上来就把着眼点过分聚焦于某一项要素，往往就很容易忽略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以致未能捕捉到真正的主要因素。
按照我的看法，谭其骧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足或者说失误，就是没有充分考虑影响黄河下游河道决徙频发的诸多其他因素，特别是河道的情况——战国中期以来形成的单一固定河道以及此等河道的变化状况，应该是更加重要的因素。由此出发，进一步引申，自然又会触及黄河中游水土流失过程中的“自然侵蚀量”和“人为加速侵蚀量”的问题。这反过来会促使我们更加合理地认识人为因素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过程中的作用——历史时期所谓“人为加速侵蚀”，只不过是在“自然侵蚀”基础上的很小一部分叠加而已。
这样思考问题与对待问题，我们的认识才能逐渐走向深入。由这个具体的研究事例，我联想到胡适先生一段关于古代文史研究方法的话：
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历史事实。无论你抬出来的“最后之因”是“神”，是“性”，是“心灵”，或是“生产方式”，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但是，正因为个个“最后之因”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所以都不能解释任何历史了！……所以凡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的“最后之因”，都是历史学者认为最无用的玩意儿，因为他们其实都不能解释什么具体的历史事实。（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之《导言》）
这话比我所谈的又升高了一个层次，但基本原理是相通的。
按照我的理解，历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面向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解决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而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往往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缘，这就意味着用某种单一的、贯穿一切的方法或范式来分析历史问题、解决历史问题，不仅在研究方法上是贫乏的，也是有害无益的，它往往会误导我们失去对那些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个性化机制的关注，从而丧失揭示历史真相的机会。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充分理解胡适先生所讲的那句话，即“凡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的‘最后之因’，都是历史学者认为最无用的玩意儿，因为他们其实都不能解释什么具体的历史事实”。
除了《黄河奔浊浪，是天生不清——合理认识人为因素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黄河水患的影响》这篇讲稿所涉及的历史研究的复杂性之外，这本《史事与史笔》中研讨史事的文稿，在所探讨的具体对象之外还会顾及的一个普遍性方法论问题，乃是历史活动的偶然性。
关于这一点，在《谈谈所谓“卫氏集团”和“李氏集团”》这篇讲稿中，有比较突出的体现。这篇讲稿，针对以“集团”划定政治斗争派别的通行观点，特别强调了具体个人利害关系对国家政治进程的影响。研究者若是忽视显而易见的历史活动而刻意求深，非要用个人头脑里既有的“规律性”脉络强自归拢史事，则只能构建出一座座虚幻的空中楼阁。希望读者在具体史事分析的基础上，对我这一研究的着眼点和着力点也都能够有所关注。
至于这本小书中属于“史笔”的那几篇文稿，都是就我已经出版的书籍加以说明，都属于对既有成果的进一步表述，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属于对历史认识的表述形式问题。希望这些文稿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我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不过从更深一层实质性意义上来看，所谓“史笔”的运用，同对“史事”的认识，本是合二而一的事情，二者之间是具有内在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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