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星期天文学」。也许有读者还记得这个名字，它初创于2016年，是凤凰网读书最早的文学专栏之一。这几年，我们与网络环境相伴共生，有感于其自由开放，也意识到文字载体的不易，和文学共同体的珍稀。
接下来的日子里，「星期天文学」将以一种“细水长流”的方式，为纯文学爱好者设宴。这里推荐的小说家，年轻而富有才华，是新文学的旗手，他们持续而毫不功利的写作，值得我们多花一点时间，也补缀、延展了我们的时间。
「星期天文学」第9辑，嘉宾是作家周婉京。周婉京的学者、艺术评论人身份及海外经历，使得她很多故事都涉及中国人在国外的生活。下文《危机》即是其中一篇，当一个决定冻卵的创作者，在飞机上偶遇赴美产子的孕妇，她们都不知道等在自己前面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周婉京，青年学者，作家，艺术评论人。美国布朗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北京大学艺术哲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著有《清思集》《相亲者女》《隐君者女》《新贵》等五部小说与艺术评论文集，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与台湾罗叶文学奖。
危机
一月底回北京之前，我终于在闺蜜的介绍下，见到了帮她冻卵的主治医生。一个会用中文说“你好”的波多黎各出生的美国白人。他帮我做了简单的检查，抽血和月经周期超音波检查都是不可避免的。我问他，怎么样，我还好吗？他反问我，哪有人是绝对好或绝对不好的？但是他也承认，像我这样36岁才想起来要冻卵的女性，确实不多见。
闺蜜说我是“独立冻卵者”，听上去像是一个开独立工作室，工作室里储满了大小、颜色、形状不一卵子的那种人。四个月前，她约我在布莱恩公园附近的咖啡馆见面，跟我分享她成功取出31颗卵的消息。她跟我不太一样，她才不到30岁。她有一个爱她的老公杰克，她说不要孩子，她老公就高举双手颠头耸脑地支持。像纽约的大部分丁克家庭一样，他们养了一条大丹狗。我们都是自由职业者，她跳舞，我写作。所以每次见面，她都带着那条狗。它的名字叫“son”，他们也是真把它当“儿子”养的。她冻卵是出于她现在不想生孩子的缘故。她说自己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说不定还有机会混一个B角。她是个实际的人，才来纽约没多久，她就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拿到A角。这里有才华的人可以从布莱尔公园一直横向排到90号码头，换成纵向，也可以排到古根海姆美术馆。她有很长的腿，过于长了，以至于她时常沮丧着脸告诉我，如果她矮一点儿就好了。她们舞团的A角都是一米五几的身高。我挺羡慕她的生活，她的老公和她“儿子”都很支持她的事业。而且他们仨的腿都很长，远远地在路上遇见，教人以为是两个平行符号牵着一个四条腿的约等号。
去年圣诞节那会儿，她老公为了庆祝她冻卵成功，特意在家为她举办一个百人派对。来的人里面有一个哲学家，他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他做研究之余也写写诗，但他觉得哲学家的文学作品通常都狗屁不通。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不错的，像是艾柯的《玫瑰的名字》和巴塔耶的《眼泪的故事》，对正常人而言也太过晦涩难懂。我说我都读过。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这种蠢话。好在，那晚我还说了许多别的蠢话。他看来并不在意，他一直笑着，左脸和右脸各有一个酒窝，不对称。他问我纽约诗界的情况，我说我只在地铁的海报上读到过Billy Collins的诗，其他的一无所知。他问我平时写什么，以什么为生。我说我就是投稿，一直不停地投，不停地写，后来我也忘了我究竟写过什么。说完这句话我就断片了，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一概不知。
翌日清早，我从闺蜜家沙发地上爬起来，一睁眼就收到了他的信息。闺蜜说，昨天我和他都喝多了，我们俩死活要搂着她“儿子”聊哲学。
再见到他时，他的脑袋上涂了一层发胶，人显得精神了许多。我穿着闺蜜的衣服，为了遮掩自己的宿醉特意在脸上多抹了一层粉，应该看上去也不差。他说，我们昨天除了聊哲学还谈到性。我们基本上以谈论哲学和性为主。这两者的过渡非常“smooth”——翻成“顺畅”或者“顺滑”，不然就是“柔顺”。他说我们顺着巴塔耶聊到了色情，然后是色情史，再然后我们接吻了。他谈到吻的时候，特意在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这还只是刚刚开始，但是在内心，在我脑海中构想的那条燃烧着的救生筏上，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我必须将他拿下。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我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咖啡杯。他弯腰帮我擦鞋上的咖啡渍时，我迅速地给闺蜜发了一个信息，我说，我要冻卵。他直起腰时，拉起我的手。我当时心里“砰”的一跳，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他厚重的方框眼镜底下，是一双素净好看的希腊石像模样的眼睛。他问起我的事情时眼角总是弯弯地扬起，撇出可爱的鱼尾纹。别的女人冻卵是为了解决“老来无子”的隐忧，我不是，我是为了我们。我希望自己在这个看对眼的男人面前，可以好好地谈场恋爱。至少，暂时不用为了生子而仓皇地步入婚姻。女人在爱情中跟男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即便对方不知底细，她还是把他早早地放入到她的计划中，总想努力做好一些分外的事。这一类的好事，在我看来就包括冻卵。从我闺蜜的经验来看，生孩子是不待人兜揽就主动黏上身来的，所以我这一步可谓有备无患。
连续几天，我每天在浴室的马桶上一坐坐上几个钟头——我背着他查好了所有冻卵所需的准备，包括验血、阴超、卵泡发育B超，以及常规检查。我还提前做好了判断女人卵巢衰老程度的AMH化验——每个进行冻卵手术的女人都要做这项评估，因为它不仅关乎取出的卵子数量，还跟需要花费的时间和钱有关。闺蜜将结果传给我时，我直接从马桶上跳了起来。之前没着没落的心情总算是定了下来，在一份“AMH数值介于5和6之间”的报告单上生了根。按照这份化验单，我的卵巢相当于一个28岁女孩的卵巢，医生给的评定意见是——“如果你需要时间考虑，按你现在卵子的数量，过几年再冻也来得及。”
我的心又静了下来。晚上我们做了爱。我觉得我的精神一天胜过一天。后来我竟然呻吟起来，这是我来美国之后从未有过的。中国人来到美国总是不吱声。即便在自己的床上，也是不呻吟，不尖叫，不喘息，在极度压抑中达到高潮。唯一遗憾的是，我还是没有高潮。我喊到最大声的时候，喊的每一个字都有重量，它们重重砸向他，再反弹回我的身上。我说，“如—果—你—高—了—就—高—别—等—我！”他事后给我递上一杯热牛奶的时候，说我刚刚有一种英雄气短的悲凉。接着他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情欲”这个词的出处，人类最早是如何指认自己的欲望。男人不能理解，一个36岁的女人马上要迎来她人生中最美好时光的这种实实在在的快乐。
我回到北京之后的生活如故，写作，见见朋友。我跟妈妈住在一起，所以晚上还会陪她在小区里遛弯。我对戴口罩这件事最早的印象是在从纽约返回北京的飞机上，有一对中国夫妇带着粗劣的一次性口罩。我当时看了一眼，但是完全没放在心上。一天晚上，哲学家在我遛弯时打来电话，电话那头的他教人感觉都不能呼吸了，他心跳得很快，仿佛嗓子里含着一团火，咽也不是吐也不是。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他某个下午读给我听的小说Severance，书名译成中文是“隔离”的意思。他当时还说这小说不像虚构，莫名有种震慑旁人的真实感。想不到如今一语成谶。我听到他这么心焦，第一反应是开心，但没过几分钟，我意识到这也许会影响到我的回程。开心陡然变成了一不留心就割伤手的青青利草，尽管它看起来还是草的样子，嫩油油的开心。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每天早中晚打一次电话。有时我起床的时候给他打过去，有时他在我吃晚饭的时候打过来。很奇怪，我们也聊家附近哪个药店的口罩又被抢光了，但我们还在坚持聊哲学。起初，我们还有心情揶揄那些被疫情吓破了胆、乱抛理论出来的欧洲哲学家，但很快，美国宣布禁制14天内到访中国的非公民入境，这时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我妈找了一个精通《易经》的大师卜了一卦，她转述了他的话说——你目前的处境是“韩夫人惜花”，若想脱险唯有自救。我略带苛责的语气问妈妈，为什么要找个算命的来指引她女儿的人生？如果真有本事，不如让美国白宫改个入境公告。妈妈在我临走前拍着我的肩膀说，她可能做错了。不过她也记得，一天夜里我跟哲学家打完电话，我的脸上有泪。
有那么几天，我根本忘了冻卵这件事。我甚至忘了我是一个女人。只有14天内连续辗转于东京和香港之间的飞行，各个国家各个关卡的抽验，才让我感到生活是如此具体。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体验。我以前写的那些被退稿的故事，苦难要么是爱而不得，要么就是一个人历尽风霜后的孤独。那些故事过于舒展过于漂亮，人物的内核却是镂空而无力的。例如，我会这样写一个在小镇上卖帽子的女人：
卖帽子的大姐只在下午3点到5点间出现在我家楼下，我们镇最繁华的商业街拐角。她穿得很体面，长风衣配高筒皮鞋，头上戴着一顶用不同毛皮拼接在一起的别致的小帽。我想买她的帽子很久了，终于在那次，有足够多的钱时才敢上前跟她打招呼。我挑了一顶梁子很高的帽子，帽檐上绣着一朵嫣紫色的鼠尾草。她观察了我一阵，觉得我是适合戴这顶帽子的人，才慢悠悠地讲：“这是一种经纬都很有筋骨的材料，有弹性，面料又细腻，你可以这样，”她折了一下帽身，“多软啊，你看连折痕也没有。帽子表面用的是植物染色，随着日月的磨损会呈现出丰富的细节。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戴一辈子。”我没有对帽子进行评价。我喜欢这顶帽子，但我不想让对方知道。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关系不过是买卖双方，我的喜欢与她无关。她收了钱，嘴里还在说着一个夏天只能做两三顶这样的帽子。她说她的儿子也不理解她，总是埋怨她费劲巴拉地做这么一个没人买的玩意儿。对很多人来说，帽子不过是一个配饰而已，可有可无。他们看不懂她的帽子。
纽约的一个编辑朋友说我的悲哀在于，我生不逢时，我这么多愁善感的人应该生在一个似水年华的年代。我一直不太能理解她的说法，直到14天后，我站在香港机场的35号登机口，夹在几十个把脸捂得严严实实的乘客之中等待护照排查与体温检测，我才明白这从未到来的“似水年华”似乎正在离我远去。在此之前，航空公司的地勤，一个带了两层一次性口罩的男人盘问过我此行去纽约的目的后，在我的登机牌上盖下了一个血红色的戳。我身边的男女老少都戴着口罩，仅仅露出的眼睛看上去也了无生气。只有一个瘦得皮包骨的女孩，她深黑色的眼睛看起来没那么慌张。她有一张漂亮的脸，深褐色的头发一直拖到背上。她的口罩挂在耳朵上，同时耳朵上还挂着一串茶晶做的耳环，跟她手上戴着的手串是同一个材质。
在我的故事里，漂亮女人通常都有一个徒劳的生活。卖帽子的女人是一例。眼下，距我不到五米远的茶晶女孩可能是另一例。她挺着一个大肚子，还要专程赴美产子。她弯下腰去跟坐在安全出口的男子搭讪，她用谦卑的语气祈求他跟自己换座位。但他的眼睛扫过她的脸，根本没有停留。我在想，如果这个美女没有怀孕，她是不是就能吸引这个男人的注意？但是这也说不好，因为还有一个大前提是，那得是平静如常的光景，不是疫情笼罩着的日子。她吃了闭门羹后，站在过道里等候空姐。空姐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她用更加迫切的恳求语气问询对方，能不能帮她换一个座位？空姐一直用英文跟她交流，她能听懂一些，但是不会回答。空姐说她会去前面看看，但是不能保证一定有位子。女孩就这样站着等候，笑着，有时看看刚刚拒绝过她的男子，左手和右手相互交叉着，发出轻微的啪啪声。空姐回来的时候问她商务舱坐不坐，多加8500块。她听后，立刻不吱声了。空姐只好摇摇头，耸耸肩，好像这事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似的走向舱尾。女孩只能再次央求那个男人，她正准备摘下口罩好好跟他沟通，那个男人就厉声喝道：“你干吗你！难不成要摘口罩喷我？”接着他用粗壮的十指捂住脸，嘴里还在说着让大家都瞅瞅这泼妇的话。他身体向前一振，继续骂着，好像要把什么东西从体内释放出来。她显然是被这串突如其来的怒斥吓得缩进了衣服里，头不见了，肚子替她尴尬地挺立在外。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看上去随时都有可能要生的样子。她的命仿佛拴在这肚皮之上，有一种沉甸甸的徒劳。
有那么十多分钟，她就一直在过道里徘徊。她看上去在找一个连着两座的空位，可是乘客几乎都是被隔开的，每两个人中间一定有一个空位。如果她现在坐到任何两个中间，她都会破坏这个不成文的规矩。而这个规矩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安全界限，他们生怕与邻座的人挨到了一起，连递水递餐具的时候眼皮都不抬一下。她看上去是那么多余。她抓着手中的票根，对着机票上的座位号再看一眼自己原先的座位。可那位子已经被一个蒙头酣睡的人给占了，只露出一双脚踝上写着“發”字的红毛线袜子。后来，空姐来了，像牵着一条受罚的小狗一样将她领向我这个方向。我跟她们目光相交的瞬间，我瞥了一眼自己左边空着的两个座位。我想要把什么东西放到中间这个座位上，这样她就不会坐到我身边。可就在这时，空姐安排了她坐到我这一排靠过道的位置。我克制着自己的不情愿，用缓慢又迅如闪电的目光扫过她的肚子。她坐下后，朝我点点头。这时，我还在跟哲学家打电话。他一直在为我朗读之前没读完的小说，他讲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如何在纽约的一次瘟疫中逃出，女主角虽然不愿离开但是心里却舍不得那些已经被病毒感染的同事。我突然问哲学家，被病毒感染的人会有什么症状？他感到匪夷所思，他这一小时不都在讲这个疫情的病征吗，怎么我现在还问？他说得对，遇到身边这女孩后的时光，我几乎什么都没听进去。他说我安静得不像我了。我说对啊，好像有人用手捂住了我的嘴，闷住我的声音。
起飞前，舱窗外呈现出一派隐约的黄昏景象。她花了好些工夫才把安全带系好。等她再次戴上口罩的时候，阳光又没下去一点。她顶着温柔的暮色看了一眼手机，她看得很仔细，似乎生怕等下十多个小时的空中飞行将与人断了联络。这时，机舱里已经塞满了人：我们前一排坐着两个正在看报纸的男人，我前面是个中国男人，她前面是个美国男人；顺着她的方向往机舱中心看去，一家六口被拆成三排坐在我们的旁边，两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拿着《星际大战》里的激光棒相互敲着对方的脑袋，坐在后排的那个小孩显然更机灵一点儿，每次都能敲中；这让他们的妈妈，一个满脸扑着厚厚的粉的女人怒不可遏，直接没收了他们的“武器”，警告他们再不老实就把他们的口罩也没收了。此话一出，两个孩子立马缩回到各自的座位。
十分钟后，她告诉我她也有这样一个孩子。那孩子养在浙江老家，脸蛋比那两个男孩还要圆鼓。她从衣服的内衬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穿方格灯笼裤的男孩子正冲着镜头憨憨地笑，他手里提着菜笼，裤腿还塞在白色的沾了泥点子的袜子里。她知道坐飞机要关机，这么长时间见不着孩子，她说她受不了。这话一点儿不像是会从一个二十来岁女孩的嘴里说出来的话。她还说了许多关于她的事。她这趟去美国是去和她哥哥会面，她哥哥读完高中就去了美国，现在娶了一个美国女人。她提到他老婆时的语气有点凝重，好像讲到了一些她自己也不愿面对的事情。她又把视角转回到她这个哥哥身上，她说这不能怪他，他不过是一个漂泊在外的苦学生，没有她在身边的日子，他该有多寂寞。但她马上又改口说，就算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现在怀上这样一个女儿，他依旧失望。就像所有挤破头要在纽约落地生根的中国人一样，他在签证到期时无路可退，他只能抓住靠他最近的“救命稻草”。她背着灯，口气又变成了女人自言自语时才有的那种安慰。她埋怨自己是寄生在他身上的虫子，可他何尝不是寄生在别人身上——一个白人女子，他公司一个过了适婚年龄的同事。我听到这儿，忍不住问她，常人眼中女性的适婚年龄应该是几岁？她看了我一眼，目光停在我眼角的鱼尾纹。她有点恍惚地说，这不是针对我，她一提到那个女人就会有点儿失控。
她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在想，如果她是他，他会怎么选？她会不会也像掸掉衣服上的芝麻屑一般将她抛弃？然后她又开始为他辩解，她仍称呼他作“哥哥”，她说哥哥对她还是不错的，每个月都会给她转钱，而且还准备把小孩子接到美国读书。她头顶开着的读书灯渐渐暗了，她手中那张相片发出轻微的脆响。她的哥哥和美国嫂子已经办完了领养这男孩的全部手续，只等着疫情过去就可以接他来美国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可我确实这么说了：“那你至少还有一个女儿。”我的话丝毫没有起到抚慰人心的作用。她看起来更悲伤了，她的眼黑与眼白交织着快速退到眼皮的后面。整个机舱的灯都暗了下去，这时的窗外，入夜之后的云从我耳边嘶嘶地流过。
我想要跟她说，引用米兰·昆德拉在《笑忘书》里提到的“爱情合约论”告诉她，所有的爱情关系不过是建立在一些不成文的合约上，这些合约都是由相爱的人在他们恋爱的头几个星期不经心地签下。不过我没有这么跟她说，因为我怕她反观了自己，发现她活到现在还没有一纸“合约”在手。飞行过程中，我只去了一趟洗手间。我在她面前的显示屏上敲了五下，后来又轻轻拍了拍她，她这才醒过来。她被我的触碰吓得浑身发抖，她紧紧抓住肚子上的毛毯，用手撑着费了好大劲才站起来。在我回来的时候，她正在座位上整理她的东西——一个中国护照、一张美国电话卡和一页写着她美国通讯地址的A4纸。她告诉我她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她出发前，她哥哥特意叮嘱她，少带现金，这样入境的时候能少惹些麻烦。如果海关问的话，她要诚实回答是来美国产子，她还要说自己一切都好。我说，海关大概率会问你在哪家医院生产，术后住在哪里之类的问题。她说她会跟她哥哥一起住在她嫂子家。可你怎么解释你和你嫂子的关系呢？我问。我们是好朋友——我和我嫂子。她说。飞机落地之后，嫂子会来肯尼迪机场接她。
接下来，她谈起了她的这个“嫂子”。这个女人是在三年前的夏天认识她“哥哥”的。他们一起参加了一个前同事的葬礼。没过多久，他们就在同一个教堂举行了婚礼。她没能赶上那个婚礼，因为她当时跟现在的状况一样，即将临盆生产。不过，她嫂子事后告诉她，那场婚礼的规模很小，只有他们俩，外加她的娘家人和牧师。她觉得她嫂子跟我很像，都是那种能看透别人的聪明女人。嫂子知道她也想要这么一场婚礼，于是答应她这次来美国也帮她举办一个。她脸上挂着微笑。这个小小的希望让她有了生下这个女孩的盼头。她还说起上回来纽约时，她嫂子领着她坐地铁的事。纽约的地铁真是奇特的存在啊——它让她觉得自己非常蠢，怎么能把人跟丢了，然后搭上了反方向的车？我说，纽约地铁的设计确实有问题，一个站的两个方向竟然不能站内换乘。她原本要去上东区，抬眼却发现自己身处皇后区；本来要去布莱恩公园，却一路坐到了中央公园；当她以为自己好不容易坐对了车，坐对了方向，却不料遇到周末改线，她想到的站停不了……她坐在车厢的尾端，听着身边的流浪汉睡得正酣，那人脚上大拇指裂开的鞋洞正随着他的呼噜声一起一伏。原本不到10分钟的车程，她嫂子花了两个钟头才找到她。她后来意识到，只要她不下车，她嫂子可能就永远找不到她。这样，也就不会有她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她把双手搓热了捂在肚脐眼的位置。她双眼发亮，脸色绯红，好像听到了这小生命的回答。
我告诉了她我的危机，这次回纽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冻卵。我兜了一个大圈，讲了我笔下的卖帽子女人的故事，还讲了一些我刚来纽约时的糗事。最后我告诉她，我是为了爱情而冻卵，我想谈一场无所顾忌的恋爱。这是我第一次跟陌生人提起我的中年危机。语气嗫嚅，很不自信，像在做一件很难为情的事似的。我猜她大概很难理解一个比她大十岁的女人的心理状态吧。何况这不只是心理，我的身体状况也和二十六岁时大有不同——我能明显地感到自己体力下降，新陈代谢变缓，运动了会感到疲倦，不运动又会很快发福。
人可以静静地活着，但时间不会在旁等候。她没有做出非常震惊的样子。她摸着自己的肚子说，这个孩子就是冻卵得来的，她是她哥哥嫂嫂找来的代理孕母。说完，她把脸埋在自己的臂弯里。
比她的话还要突如其来的是一阵突兀的下落。我的思维还停留在她的话里，身体却被一股巨大的俯冲力量擒住。机长广播几乎跟空姐的提醒同时传来，一个说着我们正在遭遇恶劣天气，一个说着我们正在遭遇气流颠簸。不少乘客刚吃过饭，挂在小桌板一角的口罩直接被掀掉在地。浅蓝的、白的、粉红的一次性口罩中间混着一两个绑着黄色绷带的白色N95口罩。空姐摇摆着走到机舱中间，央求乘客赶紧系紧安全带。可一些人仍然低着头在过道里找他们的口罩。这时，飞机倾倒得更厉害，伴随着餐具跌落地下的叮叮咣咣声。我们前排的美国男人被他前面乘客的钢笔砸到了头，他的右侧鬓角开始流血。不远处的那一家人，他们的两个小男孩早已哭声震天。他们的妈妈正拿着两根手机数据线加固孩子腰上的安全带。再远处的一对老夫妻，他们蜷在座位上瑟瑟发抖。空姐和多数人一样，吓得待在自己的座位上不敢动弹。她用手抱着自己的头顶，踮起的脚尖忍不住地乱颤。
我身边的她哼哼哧哧的，喘息了好一阵子，像受伤的小动物一样。我始终挨着她坐，牢牢握着她的左手，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我问她，你怎么样，你还好吗？我想我需要去找空姐，她需要一个医生，这飞机上必须有一个医生——她突然仰面躺倒在我身上，我感到她的身子正在软下去。离我最近的一块玻璃开始爆开，零零星星的碎片像雨丝一样在机舱中胡乱飞舞着。平原、大海、森林，我脑中飞速地闪过这些可能降落的地点；平原、大海、森林，我要在坠地的一微秒内找到最近的逃生通道；平原、大海、森林，飞机最好是在平原降落，地面的起伏可以将飞机反方向推起来，让我们平安跃过一些起伏；平原、大海、森林，或者是大海，那个什么电影里的萨利机长不是成功迫降在哈德逊河上了吗，要是飞机所有引擎失效，要想迫降就要像滑翔机一样不断调整机身的姿态；平原、大海、森林，不不，我来不及给她穿救生衣，她压在我身上，我们不是被砸死就是被淹死，我们没有时间了；平原、大海、森林……我十指相扣，眼泪滚落下来。
随着一声巨响，飞机停了下来。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的头紧紧贴在她的肚子上，我的左手挡在她腹部最尖处的正前方。我看到一个脸上沾了血的空姐贴近了我，她用英文告诉另一个空姐，再用中文对着我说，我的手上全是血。再过一会儿，我明显闻到新鲜的空气飘了过来，带着一股烧焦的煤油香。好像是她把我叫醒的，她拉着我的右手告诉我，她的羊水破了，她就要生了……那一刻，我觉得世界从未如此辽阔，它在我的四周展开，像一片忽然静下来的海，我们都在温柔的水面上飘浮。
本期推荐书目
《取出疯石》
作者：周婉京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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