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得在大一的时候，作为历史系的学生，我读过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历史学家的技艺》。作者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被德国占领，布洛赫因为有犹太人血统，所以受到纳粹的威胁。他本可以流亡去美国，但他是个很爱国的人，就坚持留了下来，参加了抵抗组织，并成为其中的一个领袖人物，后来布洛赫被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逮捕，被枪决了。在战争期间，布洛赫构思了一本小书，但很可惜，还没有完成，他就牺牲了。这本书就是《历史学家的技艺》。
《历史学家的技艺》书封
我记得，布洛赫在开篇曾说，他的小儿子曾经很天真地问他：“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其实，这当然不是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作为历史系的学生，我对此的感受就更为深刻了。因为，当一门学问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不能直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时，人们对它的用处提出疑问，这是很自然的。直到现在，这种问题也不是特别地容易回答，虽然，历史学者可以用哲人的方式提出高明的所谓“无用之用”。现在，我也还是不能给一个很好的答案。在这个世界上，有些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终极答案。
尽管已经被调侃成各个单位门口保安的“灵魂之问”，但对每个人来说，生而为人，总难免去追问意义的问题，这最终就不得不去思考：我们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些问题，不只是哲学的或宗教的，当然也是历史学的根本性问题。
二
以前，我还经常逛书店。回想起来，有段时间，书店里的畅销书大多是教人处世、经商、管理的书，尤其是，它们往往是以“狼”来命名的，像什么“狼性法则”“狼性经理”等等。狼这种动物，好像突然地就成了人类的“老师”。我觉得，这种现象很可能要归因于一本很畅销的小说《狼图腾》，后来它也拍成了电影，但无法呈现小说的深度。据说，《狼图腾》这书至少卖了几百万册，在当时，是几十年来中国最畅销的文学作品。
《狼图腾》书封
那么，《狼图腾》这本书为什么会畅销呢？除了商家的制作外，作者自己还说：“它带给了当今人们缺少的东西。”
作为一名历史系的博士生，我并不是在出版商或媒体的信息轰炸下了解到这本书的。实际上，在2005年第一次去土耳其访学之前，我就听说过一本关于狼的书，但我还不知道那就是《狼图腾》。因为，我是通过英文和一个土耳其人了解到这本书的存在的。这位土耳其人就是我的老师涂逸姗教授（Isenbike Togen，土耳其历史学家、中亚史专家，也是土耳其的汉学家）。涂教授是我的恩师，我的土耳其语就是她带我入门的。2005年上半年，涂老师在北京大学访问期间，我们有很多的接触。不过，在当时，我并不明白涂老师为什么会对一本跟狼有关的书如此感兴趣。
当时的情形，至今我还历历在目。具体记不清是2005年的几月份了，在北京大学燕东园的临时公寓里，涂教授曾顺手递给我一份英文报纸，其中有一版就是一本关于狼的书的，差不多一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就是《狼图腾》，印象中那一份英文报纸上似乎还有部分原文的英译。涂老师问我是否知道此书，我说“不知道”。她就跟我强调说，这书现在很受欢迎，而且的确非常好，很值得看。我还记得，涂老师最后向我强调：“你不是研究土耳其嘛，你要想了解土耳其人，这本书对你应该是有用的！”
可惜，我当时特别忙，特别是正忙于准备要去土耳其访学，更不用说被博士论文的思路折腾得天天头很大，更无暇去想那些文学方面的事了。所以，我那会儿并没有把老师的话太当回事，博士生们一向是很“实用主义”的。
2006年初，我从土耳其回来后，先是病了一场。病愈后不久，一个很巧的机缘，我在书店里邂逅了《狼图腾》，翻一下这本书，涂老师的话就再次浮现在我的耳边，而且，终于对上号了，涂老师给我看的英文报纸上介绍的书，就是这本《狼图腾》，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就买下了它。
三
小说很吸引人，可以说是引人入胜。我很快就读完了此书，而且读得很仔细。当时的一个重要的感觉是，刚刚出国回来，比较长时间没有什么机会接触汉语读物，回国后贪婪地通过母语阅读《狼图腾》，使我也有种语言上的亲切感。具体的故事，这里就不赘述了。
跳出小说的范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狼图腾》回答了一个问题：“我（们）是谁？”这本书最后一部分叫“理性探掘”，可能纯粹喜欢文学和故事的人，直接就略过不去读了。如果读过这部分，就会知道，他其实是在讲历史，当然，更重要地，是阐述自己的历史观，也就是作者认为的“狼性”和游牧/农耕民族的民族性以及历史的关系。
大概有人不爱读这些思想性的文字，但其实，对于姜戎这个作者，我想，他应该是个有大关怀的人，也就是说，他不是纯粹出于文学的兴趣来写这一本小说，更重要的是，他看起来非常渴望通过小说来讲一个道理，而他的道理其实就集中在“理性探掘”这一部分里。
我个人阅读的体会是，作为一个汉族人，作者本人自视为一个没有狼性的、农耕民族的后裔，对于自己的出身和“民族性”，他是很不满意的，也是很不满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读他的文本就可以看到，他讲了很多趣事，是他在草原插队的时候遇到的，的确，那些是我们这些农耕民族一般情况下看不到的，也是难以理解的，比如，草原的环境下的围猎、杀狼、保护羊群等等。对我们这些没有亲自干过或经历过的人来讲，那些场面是惊心动魄的。
在作者描述的草原生活里，通过主角的视角和体会，他感觉到并传递给我们这些同类的，是一种深刻的自卑感。具体是什么自卑呢？简单说，就是汉人的体弱、羸弱，没有血性、胆小、萎猥等等。有时候，特别想去找到一个具体的、相对熟悉的形象，或许是宁财神创作的《武林外传》里的吕秀才？
《狼图腾》剧照
那么，作者传递出来的这个感觉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如果具体到个人的感觉上的话，这大概是真的，毕竟，生活在更为艰苦的环境里的游牧人，他们的确应该更强健、更豪放或勇猛一些吧。阅读14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的书，就可以发现，他也有点儿环境决定论的调调儿，不过，跟一般定居社会里的读书人把游牧人描述成野蛮人不同，赫勒敦反倒是在慨叹，是定居社会优渥的物质生活使出身游牧社会的阿拉伯人失去了淳朴坚强的秉性，最终堕落了。如果比较赫勒敦和司马迁代表的中国史家，就会发现，确立了传统中国写史典范的司马迁，是将匈奴人视为蛮族的（当然，班固的道德批判性更强）。
《狼图腾》的作者姜戎或许是受到过陈寅恪先生的影响，陈先生有一名言常被学者所引用：“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姜戎在其文本中做了不少的历史追溯，从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以至于女真、满族等等，他说，是这些游牧民族适时地补充了汉人的血液，使我们汉人骨子里羊一般软弱的性格，得到了北方“狼性”民族血液的补充，这样才使得我们不至于一直软弱无能下去，使我们还不至于完全丧失体内的些许狼性。
总之，姜戎对所谓“狼性”的赞美是溢于言表的。他不光是说中国历史，还扩大到了整个世界历史，他追问：“为什么西方人比我们强大？”回答是，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的后代，他们是吃肉的民族，而我们是吃草（粮食）的羸弱农业民族的后代。所以，他们进取，他们刚强，他们勇猛，而我们保守，我们文弱，我们猥琐。
显然，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浪漫化处理，甚至可以说是非历史的。他是先有了一个意象性的结论（也可以说是执念），然后，根据这个“结论”去重新解释或想象了历史而已。这种理解和阐述历史的方式，和种族主义的论调实际上是同构的。
作者自己毕竟是个汉人，他不只是要自我批判，或者说，批判并不是他的目的本身，他也不是想让我们自惭形秽、失去自信。他的“理性探掘”还有某种“托古改制”的味道。因为，他顺便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我们的祖先跟游牧民族是一样的。
姜戎从一个我们大家都基本接受的概念出发，来阐述他的看法，即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然后，他指出，炎黄其实是游牧民族，是狼性民族，是崇拜天（腾格里）的民族。到这里，他的历史叙述开始进入关键部分了，即，为了作者的目的——证明我们也是源自一个强悍的狼性民族——重新来“书写”（建构）我们的历史。这种有明确功利心的历史“书写”（建构），当然不是一种科学严谨的历史研究，而是一种充满了浪漫主义想象的历史幻觉。
为什么这么说呢？炎黄子孙这个说法不是自古就有的，甚至在晚清的时候，中国人还没有现代国家的观念，也不是自称为“中国人”，更多的是王朝的和地方性的认同，而没有中国的政治概念，只有文化上的“中国”的概念，就是说，主要是认同儒家文化及其理念，这就是文化上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甲午海战时，来自广东的军舰认为跟自己没关系，认为那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的事，这典型地说明，当时人的脑子里没有政治上的国家认同。抗日战争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时期。
我们回到炎黄子孙问题。关于黄帝，现在我们公认他是汉族的祖先，鲁迅在1902年就写过一句名诗叫“我以我血荐轩辕”，轩辕就是黄帝。可是，在20世纪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黄帝主要是作为帝系之始，也就是各个朝代的皇帝们的祖先而存在的，主要是他们在供奉黄帝。儒家一般祖述尧舜，汉初道家曾黄老并称，至后来黄帝演变成方术的守护神。也就是说，在民间普通百姓长期并没有自己是黄帝的后裔的观念，只有一些神话传说。到了清朝末年，在被迫从天下秩序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才开始有了黄帝是我们祖先（“民族肇始者”）的看法，这种看法，显然是一种历史的虚构和建构。其实，在《狼图腾》里，作者也承认，关于黄帝，很多都是传说而已。远古的历史，只能是传说，没有资料可查。但话说回来，所谓民族的早期历史，哪个又不是充满了神话和传说？
《狼图腾》的作者说，炎黄子孙不仅包括我们汉族，还包括北方的那些游牧民族，也就是说，他们跟我们是兄弟，有共同的祖先，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中华大地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本是同根生，是腾格里之父和草原大地之母生出来的一对兄弟，草原民族是兄，农耕民族是弟”。这样，原来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上对南方的那些掳掠在作者看来就成了一种和平的牧歌，他是这么说的，“现在看来，炎黄以后的中华历史表明，这对有共同最高崇拜的同根兄弟民族，不管怎样打得血流成河，但却是在共同创造中华的文明和历史。一旦华夏民族在农耕环境中软弱下去，严厉又慈爱的腾格里天父，就会派狼性的游牧民族冲进中原，给羊性化的农耕民族输血，一次一次地灌输强悍进取的狼性血液，让华夏族一次一次地重新振奋起来。后来，在软弱的弟弟实在扶不起来的时候，强悍的哥哥就会入主中原，入主半个中国，甚至入主整个中华，代替弟弟掌管社稷，维持华夏文明，一直坚持到与西方文明相遇”。
《狼图腾》剧照
这是历史的实情吗？显然不是，在古代历史上，那个时候的人首先就不是这么想的，完全没有兄弟之类的概念。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为什么要把历史用这样的“兄弟观念”来解说呢？这还是要为了他的那个结论做铺垫，即我们的祖先是有刚强的、狼性的游牧精神的。所以，我们只要意识到自己身上还有狼性血液，我们就能把狼的精神重新振奋起来，这样，就可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一份精神的力量，那就是伟大强悍、朝气蓬勃、始终不屈、永远进取。这样的精神自然是好的！
这就是历史建构的作用之一，它通过对历史的重述，表达了一种哲学的或精神的诉求，目的是给人一种精神上的激励，让人重新燃起内心的希望之火，在未来荆棘漫布的道路上，激励人们不屈不挠，要像狼一样，勇猛直前，要勇敢，要尚武……实际上，不管有没有一个崇拜狼的祖先，这种精神可能都算得上是正面价值吧。在这个时候，历史学家站出来，可能就是不受欢迎的，就像哲学家们对历史主义的批判那样，太多的历史主义可能也是有害的。
四
70多年以前，土耳其的统治者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在1934年时，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赠送给他一个姓叫“Atatürk”，这个词是由“ata”（父亲）和“Türk”（土耳其）两个词合成的，一般被认为意思是“土耳其人之父”，凯末尔也就是土耳其的国父。不过，土耳其人对“Türk”这个词的理解，一向是非常宽泛的，不只是生活在奥斯曼—土耳其境内的说土耳其语的人被视为“Türk”，而且，他们的民族历史叙事还囊括了古代的突厥汗国，以及其他大量内陆亚洲的游牧部族，甚至连匈奴也被他们视为“Türk”。顺便说，《狼图腾》里面讲到了很多游牧民族，作者本人也流露出非常崇拜古代突厥的情感。
历史地讲，西亚的土耳其人和古代突厥汗国的突厥人之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族群上，几乎没有什么继承性关系。但土耳其人的民族历史叙事硬是建构起来那样一种历史观，并对全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现代土耳其人有关系的其实是塞尔柱人和奥斯曼人。奥斯曼人虽然是讲突厥语的，但他们的来源并不可考，更不用说他们在迁徙和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和众多的西亚、东欧民族融合了，在帝国晚期民族主义出现之前，奥斯曼人既不认同也不称自己为“Türk”。19世纪中后期，土耳其民族主义出现后，部分地是借助于欧洲的东方学提供的材料，关于“Türk”的历史和认同才开始发展起来，到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这个国家的国名（Türkiye）里也是因为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而有了“Türk”这个词根。
《狼图腾》里讲了多个内陆亚洲的游牧民族，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是有狼崇拜的传统的，作者也是认为游牧民族是有“狼性”的，但奥斯曼帝国为什么衰败了呢？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以凯末尔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也是个以狼为自豪的人。有一本关于凯末尔的传记，名字就叫《灰狼》（英文：Grey Wolf；土耳其文：Bozkurt）。“狼图腾”在土耳其共和国早期可谓随处可见：有以狼形象为主题的邮票；凯末尔喜欢养狼狗，还有不少狼的装饰品；国有石油公司的标志是一个狼头；土耳其的突厥学院的徽标也是灰狼……
既然狼代表的是一种内陆亚洲游牧民族的图腾，对于把古代“Türk”泛化为自身民族认同的土耳其人来说，为狼图腾招魂，也就是一件颇自然的事情。对凯末尔主义时代的土耳其来说，提高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Türk”的历史，也有现实的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因为，他们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归因于伊斯兰教，所以，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土耳其人就要提高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Türk”的历史，从而证明是伊斯兰让他们裹足不前了，如果不想让伊斯兰教再束缚土耳其，该怎么办呢？就是要让土耳其人重新找回更早历史上的精神。归根到底，这一点和《狼图腾》是一个路子，就是从历史建构和叙事入手，把“狼”招回来！
凯末尔雕塑
凯末尔党人还有更进一步的野心，这就是所谓的“土耳其史观”，逻辑并不复杂：土耳其人的祖先是在中亚，那里的文明是世界文明的祖先，当欧洲人还在洞穴里的时候，那里的土耳其人的祖先就有了高级文明，比如驯养动物、冶金，等等；后来，因为气候的变化，拥有高级文明的土耳其人的祖先四处迁徙，从而把文明传播给了全人类，这也就等于说，世界上的伟大文明，包括中国文明，都是由于土耳其人祖先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那个时候的欧洲历史书上认为土耳其人是黄种的蒙古利亚人，是二等人种，凯末尔党人自然不愿意接受这种说法，他们就提出来，中亚既然是欧洲人也承认的白种人的故乡，既然土耳其人的故乡也是中亚，那么，土耳其人的祖先也就是最纯的白种人了。
五
联系《狼图腾》的逻辑与凯末尔党人的逻辑，应该能够看到，为了当时的现实目的去创造和虚构历史，这一点是类似的。这是对历史的运用或利用，而不是研究，虽然经常表现为一种研究，或者说披着研究的外衣。
其实，这种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并不少见，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比较来看，它其实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它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精神，概言之，这也属于“身份政治的激情”。但稍微看一下世界近代史，就可以了解，进步不只是发发狠就能做到的，也不是用某种精神可以“忽悠”来的，被包装和宣扬的狼性，或许会使人热血沸腾，但除此之外，它还能带来什么呢？如果它有用，怎么还会有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只有狼性显然是不够的，光空喊进取、勇猛、尚武也是不够的。
说到底，对现代文明而言，理性与科学才是根本性的。中国有“四大发明”，但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了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历史的比较和反思。其中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涉及对科学精神的理解。科学精神的本质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批判与怀疑的精神，是自由与独立的精神。北京大学有个“未名湖”，湖边曾经住着四个很了不起的学者，号称“未名四老”（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出生于1909年的张中行先生曾讲过这样的话：“德国的小学教科书上说打败拿破仑完全是德国人的力量；而英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是英国人的力量。罗素主张把这两种小学教科书放到一块儿让孩子念，有人就担心，说你这样让孩子信什么呢？罗素说，你教的学生他不信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张先生指出，许多年轻人没有判断力，过于轻信，年轻人不要轻信宣传，要多看书，学问往上看，享受往下看。有人评价张先生说：“他平和，但平和中却有激情；他不信，但不信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之上的；他温情，却柔中见刚；他淡泊致远，却刚正不阿，耿直倔强。”《狼图腾》也好，凯末尔主义也罢，都致力于建构自己的历史叙事，却忘记了从根本上教育人，除了要有“狼性”、勇猛进取、果敢智慧外，更需要的是理性、独立、怀疑与批判，也就是要有科学精神。
（本文选摘自《奥斯曼-土耳其的发现：历史与叙事》，昝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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