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车图》是宋代王居正的一件人物画作品，绢本设色，纵26.1cm，横69.2cm，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纺车图》刻画了春夏之交的农家小院中，两位妇女纺线的场景，画面左侧站立着一位老妇，她身体微微前倾，双手置于胸前，手持两个线团，目视前方，两根长线将老妇的目光引向了画面右侧。右侧画中年妇女坐于木凳之上，左手怀抱婴儿，正在哺乳，右手持纺车手柄，做转动之势。中年妇女身后有一童子在逗戏蟾蜍，旁边衬以竹筐与小狗。画家没有过多描绘背景，仅在画面最右侧描绘了两棵巨大的柳树来突出画面的中心，左侧开阔空灵，平远无际，更加突出了画面中女性纺线的中心位置。画中人物、物象刻画细腻写实，生动传神。此图一直被认为是宋代民间妇女纺线的真实写照。
《纺车图》中的女性形象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造型写实，没有程式化。画中人物的表现突破了唐代以来仕女画的造型程式，刻画十分细腻，五官准确，各具特点。画家对老妇人面部、颈部、手臂上的皱纹都给予了详细的勾勒；头发的表现着重以线勾勒，丝丝清晰，后施以淡墨渲染，这一点与唐代仕女画的画法不同。衣服的表现亦是以线勾勒为主，然后以墨、色渲染，但墨、色不压线条，或者可以说是以墨、色衬托出线条。第二是题材出新，呈现出平民化的倾向。这应该是宋代绘画中女性主题形象表现的突破。此图中的两位主体人物都是女性，而且是底层从事劳动生产的女性，表现的也是她们从事劳动生产的场景。画家没有对她们进行修饰与美化，只是忠实地记录了她们纺线的朴实生活情景。老妇人满面的皱纹写满了沧桑，带补丁的裤子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中年妇女一边劳作一边哺乳，叙述着她们困苦的生活状态。她们饱经风霜、朴实无华，呈现出宋代底层老百姓的真实生活。
从《纺车图》中的女性形象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些女性的社会生活状况。
首先，画中女性的双脚都是天足，并没有“缠足”现象。当然这不能说明宋代女性不缠足，因为北宋已经有了一些关于女性缠足的记载，文人苏轼、秦观、贺铸等诗词中也出现了一些关于缠足的字句。到了南宋，缠足更为广泛地流行，我们在南宋画《杂剧打花鼓》中就可看到女性缠足的例子。但即使如此，缠足也没有完全普及。在宋代女性缠足多见大城市，且多流行于上层社会、大家女子以及妓、伎女性，而在底层的劳动女性阶层则甚是少见，其原因一方面是底层女性需要干粗活，进行劳动生产，缠足就会使其降低或失去劳动能力；另一方面，她们的出身与地位没有被要求朝着纤弱、柔媚的甚至是变态的畸形美的方向发展。其次，女性可以在街、院中哺乳，说明当时思想并没有较深的禁锢，而是相对地开放。
宋代绘画中这种特殊的女性形象突破了唐代以来绘画中神仙女性、宫廷贵族女性的题材，出现了平民化的倾向。这些平民女性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她们没有尊贵荣耀的社会地位，没有华丽富贵的服饰，没有漂亮俊俏的样貌，但她们依然成为宋代人物画中女性的新亮点，这也是宋代人物画女性形象对前代的突破，也是其与众不同之处。
北宋时期的汴京、南宋时期的临安都是极其发达的城市，经济繁荣，贸易频繁。宋代统治者取消了营业时间的限制与市坊界限，更加刺激了商业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的高度发达，绘画交易与买卖已经不再是贵族或者高层文人群体的专属，而是日趋大众化与频繁化。
绘画消费群体变成普通的市民阶层，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并参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绘画的消费，其对绘画的需求与审美观念直接影响了这一层次的绘画创作。他们的欣赏观念是平民化而不是精英化，他们自然希望绘画作品表现熟悉常见的形象与场景，因此，普通平民女性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绘画表现的主题。
经济繁荣带来艺术消费的繁荣，市民阶层的艺术消费也大大刺激了民间绘画职业的发展，使民间画家数量急剧增加。以普通平民女性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大多都是出自这些民间画家之手，他们与画院画家以及文人画家有着较大区别，画坛地位并不高，名气并不是很大，艺术影响也有限。他们的人生经历、生活环境、生活方式、艺术创作目的、绘画的销售等均呈现出特殊性，因此，他们的艺术创作具有极强的世俗性与平民性，其艺术创作题材也自然具有现实性与平民性。
宋代以来，绘画的功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唐代绘画所承担的“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的政教功能已经逐渐弱化，所扮演的“国之鸿宝，理乱之纲纪”的角色已经淡去。绘画功能开始朝着“适兴悦情”的方向发展，更多扮演着“装点厅堂”“抒情达意”的角色。宋代绘画政教功能的弱化，使人物画的创作不再仅仅是依附或者满足贵族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虽然还有些人物画家的作品依然承担着“成教化、助人伦”的说教功能，但更多的是呈现出自由化与多样化的特点。此时人物画家表现的题材也自然超出了唐代人物画中宫廷、贵族、宗教等范围，他们开始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尤其是画家十分熟悉的周围人的生活生存状态，文人画家或宫廷画家开始表现文人的赏画、对弈、饮酒、鉴古等雅集活动，民间画家则关注农村生产生活、市井小贩、商业活动等题材。民间画家表现此类题材时将普通平民农村女性纳入自己的艺术表现对象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宋代绘画开始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这与宋代整体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实，不仅仅是绘画，诗词、歌舞、雕塑等等都呈现出强烈的世俗化。此时，文学艺术伴随着经济的发达朝着大众化与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如宋代诗词中关注国家政治的越来越少，文人们更多关注城市的物质生活、发达的娱乐活动、民俗民风，尤其是男女情爱更是极其受欢迎的题材。“宋以前诗歌中的京都书写多偏重政治情感的抒发，而宋词中的京都意象在表达政治情感之外，有着较之前代更为丰富的内涵，凸显出世俗化的时代特点。”这种世俗化的倾向在很多诗词中得到了体现，他们的取材也多来源于民间市民的生活，如宋代朱弁评价苏轼的诗词云：“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
王居正《纺车图》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了平民化的特点，她是宋代市井平民女性在绘画作品中的一个缩影。宋代绘画中女性形象的平民化体现了普通女性在当时社会阶层的分工，以及在经济生产、农业劳作等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这种平民女性形象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与整个宋代经济、文化艺术有着直接的联系。它的出现既受到了当时市民阶层审美倾向、艺术消费观念与民间画工的审美标准、艺术创作灵感来源的双重影响，又与当时绘画政教功能的弱化，以及绘画的世俗化、大众化倾向密切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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