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溪
杨澜是个很有感染力的人，我采访过她三次，每次她都活力四射。这次她穿了一身剪裁利落的粉色西装，干练也温柔。作为一名极成熟的记者，多年的访谈经验给了她极快速的反应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我采访过不少作家，但许多在口语表达上并不擅长，每次整理采访记录时令我很“痛苦”，相比之下，杨澜的回答几乎不用整理，每句话都清楚完整，且语速极快。
在杨澜看来，女人需要做一个“Big Girl”大女孩，拥有大格局、大视野，却始终怀有纯粹的初心和好奇心。近日，她的作品《一问一世界》新增了4万字从未发表过的内容再次出版。这本书是杨澜入行30年的积累精华，从杨澜一万多个发问的问题中提炼而出，涵盖了国际政治、商业、文化、体育、艺术等各个领域，采访对象包括老布什、基辛格、克林顿、李光耀、王石、稻和盛夫、严歌苓、金庸、李敖等上千位各行各业的名人领袖，立体全面地展现一个真实的杨澜和她眼中的世界。在书中杨澜讲了她入行30年的生命跨越和岁月流转；她的媒体生涯和她眼中的传媒江湖；她与上千位各个领域精英们的问答过程；她对输赢、竞争、艰难时候的选择，梦想和现实的差距，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平衡，通过问答得出的答案，帮助我们解决当下的困惑。
杨澜倒是很直率地主动说到自己也经历了许多失败，也有错误的选择，或是错失了宝贵的机会，在访谈节目诸多“高光时刻”的背后，也会有尴尬与冷场。但她一面会理智地反思出错的原因，吸取失败的教训，一面接受不完美的存在。在杨澜看来，成长与成熟就是不再要求自己面面俱到，而是专注于自己想做的领域，明了如何取舍。所以在她看来，女孩一定要有主见、有自信，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怨天尤人。而成熟的女人无论年龄多大，都应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对世界充满好奇，不断去探索未知领域，挖掘潜能。
与大人物平等对话
书乡：你的许多采访对象都是某个领域顶尖的人才，年轻记者在采访时很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是：面对经历和阅历都比自己丰富太多的人，如何快速打开采访对象的心扉？你在这方面有哪些心得？
杨澜：作为一个媒体记者，我不是一个个体，我从来不会用“我是你的粉丝”来开始一段采访，因为我是代表我的观众来采访的，他们有权去了解一些事情，这也给了我采访许多大人物时平等的心态。此外，这也与事先做的准备有很大关系的。我和我的团队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次采访一个人，对于这个人的生平、他所在的领域和最近热议的话题都会做一些准备，粗略地算了一下，我采访一个人需要阅读十万字到二十万字，所以采访了这么多人积累下来，也得有个一亿六七千万字的阅读量，相当于一千到两千本书。阅读本身就能给你一些自信，虽然看一本书不一定就能产生一个好的问题，但它可以避免一个无效的、不着边际的问题，这是个不断积累的过程。
书乡：你的采访中有许多精彩的提问，那在你的印象中，有没有哪个提问是你事后懊悔而让你印象深刻的？
杨澜：有后悔的问题，也有现场尴尬的时刻。一次采访汤姆·克鲁斯，问到他离婚的问题，他非常不满，站起来就离开了，所以当时大家都很意外和尴尬。其实我并不八卦，只是想问他如何看待情感的结束这件事，但他那时可能对这件事比较敏感，所以反应会很强烈。这样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你当记者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瞬间。事后我也反思自己，是不是有更好的提问方式，能让他感受到我善意的出发点，并不是故意去窥探他的隐私。
书乡：他离开后你是什么感受？会觉得不被尊重吗？
杨澜：我马上跟他沟通了自己的意图。我不会不高兴，因为我会用职业的状态来对待这件事。而且采访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他许多很友善的地方和闪光的方面，所以不会介意。我有次和一位心理学家交流，他说，什么能体现一个人的成长呢？就是你不再要求自己变得完美，也不再要求自己面面俱到，只是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就好了。
什么才是成功？
书乡：与二十年前相比，有人说当下是个去精英化的时代，许多正统的严肃的内容轻易被消解掉或娱乐化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澜：人的一生如果一直能和时代同步，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而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回顾自己从业的三十年，与中国电视的创新和改革的三十年，其实是同步的，我已经感到非常幸运了。总有人跟我说，我父母特别喜欢你，我不会觉得唐突，反而觉得自己很开心能有两代的观众。在2018年，电视媒体也在广告等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转折，可以说是比较鲜明地宣告了一个新的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前我遇到过说，要提升收视率，一定要采访某某明星，因为他最近有电影上映。
书乡：作为一名传播者和媒体人，你觉得应如何应对这种转变？
杨澜：一方面这可能会对一些传统的传播方式产生冲击，另一方面我恰恰觉得它也提供了许多机会。比如电视媒体是面向大众的，需要覆盖尽可能多的观众，也就是说一档节目最好能满足爷爷和孙子的喜好，而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一度出现了泛娱乐化的现象。现在生活在大都市的青年会喜欢一些科普知识类的节目，或是深度思想人文的节目。这就是在“碎片化时代”，新的观众突然显现出来了，哪怕只有一千万人，能够让我做一些更加纯粹的我想做的节目。我最近采访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专家，他讲的东西非常有趣，但是一些电视台可能会觉得他讲得太“高大上”了，太专业了，就不愿播出这个节目，但我现在在互联网上播放，感兴趣的人就会点进来收看，所以我说这也是一种机遇，互联网的传播方式给了我一个更加纯粹和垂直的机会，我挺兴奋的。
书乡：大家都在谈论要把握时代的趋势，你在这方面是个敏锐的人吗？
杨澜：我不能算敏锐，有时甚至有点迟钝，因此也错过了许多好的机会。但我觉得一旦看准了一件事，就要付诸行动，如果反复犹豫，也就错失了机会。2015年底我们要做关于人工智能的纪录片时，许多媒体同行都没听说过这个词，而且找不到赞助商，需要我们自己垫付资金去做这个节目，但我自己很有信心，因为对人工智能有深入了解，这在未来会影响到各个行业和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我带着一个文科生的忐忑开始了研究人工智能之旅，后来发现回报是很丰厚的。
书乡：你采访了许多成功人士，也对成功学有清醒的思考，你如何看待当下许多媒体或个人传播焦虑甚至制造焦虑呢？为何贩卖焦虑会如此有市场？
杨澜：我是治愈系的，不是焦虑系的。我在做《杨澜工作室》的时候做了一部纪录片叫《杰出华人系列》，讲述了许多华人的成功奋斗故事，那时候是讲述成功的路子。直到我采访诺贝尔奖得主崔琦的时候，他说他宁可不得诺贝尔奖，也不想错过陪父母的机会。这件事给我很大冲击，其实我们的情感和价值观是在所谓世俗和功利化之上的，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应该越来越个性化和多元化。我自己对成功的定义是有自由去选择生活方式，并且坚定地走下去，就是成功。
不要被外界评价左右
书乡：现在很流行一句话叫“跳出自己的舒适圈”，你也曾经辞职去国外读书深造，从体制内跳出来，你怎么看舒适圈？你鼓励大家跳出舒适圈吗？
杨澜：我并不鼓励年轻人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贸然去“跳”。我们要去评估风险，了解自己能够承受的边界。但总体上我认为年轻时不去冒一定的风险，又可能会辜负了青春，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去探索新的事物。成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舒适”到“自适”，就是自主地去调试，去适应环境，这意味着你可以做出个性化的选择，也意味着你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有调整自己的能力，你要不断去寻找边界。我也有很悲惨的失败的时候，但还是在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书乡：对于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来说，你会建议他们做高薪但是不喜欢的工作还是低薪但喜欢的工作呢？
杨澜：那要看有没有家庭的负担。有的年轻人一毕业就需要赡养父母，我很尊重这种自我牺牲的选择，先去挣钱来支持家庭，我对此充满敬意。但如果你没有经济负担的话，还是要做自己喜爱的事情，因为通常这样的事情可以做得长久，不至于已经走了一条路后某一天再重新来过。
书乡：在你的书中我看到一种热情，对未知事物的探索的热情，对他人的了解的热情等，而当下年轻人中最流行的是“佛系”和“丧文化”，似乎“90后”和“00后”在年纪轻轻时便进入了“无欲无求”的状态，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杨澜：人年轻的时候从生理和心理的状态都不该是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之所以会“佛系”可能是找不到能够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或是还没想清楚自己要什么。社会也需要给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感觉到中国电视开始开放了，我这样不是播音专业的人也能主持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节目，之后又开始做民营传媒企业。社会在不断给我创新的机会，哪怕失败也是自己愿打愿挨的。另一方面，年轻人需要找到让自己兴奋的东西，巴菲特就曾经说过，你设想自己财务自由后会做什么，那你现在就该去做。对于自己喜爱的事物，不要设太多的前提条件。
书乡：在你的观察下，近十年或二十年，女性的心态有哪些变化？你会给当代女性提什么建议？
杨澜：我希望大家都能成为Big Girl，大女孩。“大”是指有更大的视野、格局，有主见，“女孩”是指要保持好奇心，要有趣味，有温度，不要因为年纪的增长就对这个世界失去兴趣。大家在妇女节这天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不”。对于自己还有的潜能，问一句“我为什么不能去尝试”，“我有了孩子为什么就不能继续发展事业”。往往突破思维的局限就是在打破那个“玻璃天花板”。
书乡：女人的底气来自于哪里？
杨澜：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底气都来自于对自己的接受和了解。“底气”这个东西是随着年龄逐渐增长的，不是你18岁那年就拥有了所有的底气，你可能会有一段胆怯的、不自信的探索。我发现很多女孩子很容易被他人的评价影响情绪，不是说不去顾及别人的感受，但是如果过多地被别人的评价推着走，在某个阶段就会开始感觉到迷失。所以女孩子要自信，好好地爱护自己，接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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