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人能对金庸小说拥有的读者数量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没有人会否认其作品所拥有的巨大号召力。有人称:“凡有华人处，人人读金庸。”此言并不夸张。但是，回顾金庸小说在内地的出版历程，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曾经比较尴尬的事实:因为主流文化对金庸小说的排斥，内地图书市场一度充斥着铺天盖地的盗版金庸小说，甚至还出现了冒金庸之名的“伪书”，这一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
1994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金庸作品集，以其精美的设计及编辑、印刷质量，相对低的价位，受到武侠小说爱好者的喜爱，直到今天，仍有读者向三联书店寻购。而此后，国内其他出版社相继出版的梁羽生、古龙等武侠小说作品，也纷纷沿袭了“三联版金庸”的整体风格，难怪有人戏称，三联版的金庸一统“武侠小说江湖”。而从更深远的文化意义上来讲，三联书店出版的这套金庸武侠小说作品，不仅创造了大众读物的经典，也标志着金庸作品从此被纳入主流文化渠道。
1、金庸与三联
金庸以及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在内地的命运，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变化。1979年以前，内地与香港虽近在咫尺，但书店书摊从未出现过武侠小说。
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坛复苏，中国与海外经济文化交流也随即增多。1980年10月，广州《武侠》杂志首次连载了《射雕英雄传》，标志着金庸第一次正式进入内地读者的视野。
其实金庸本人早在1981年就受到邓小平接见，此后更不遗余力地支持内地的改革开放。但是长期以来，金庸作品一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些人甚至将他与邓丽君列为两大“污染源”，但这些并不能阻止无数读者对金庸所构建的那个武侠世界的神往。正规出版渠道的阻塞，使得金庸小说盗版盛行。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以“金庸新”“金庸巨”“全庸”等恶劣手法盗用、化用金庸的名字。长期被盗版所困扰的金庸本人也曾很无奈地说:“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于充满无聊打斗、色情描写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大表愤慨。”
到了80年代中期，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广受读者喜爱，把金庸武侠小说热推向新的高峰，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1986年，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在《读金庸》一文中说:“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内容之深度和广度，在当代侠义小说家的作品中是极为突出极为罕见的。”在文末，他赞同把关于研究金庸小说的学问叫作“金学”。这一现象也逐渐引起出版界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三联书店。
“大约是1988年左右，我们非常想出金庸作品。”沈昌文回忆。沈昌文称自己是一个标准的金庸迷，他也一直想方设法与金庸方面接洽上。“后来我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人选”，沈昌文所指之人即香港著名报人罗孚，他把包括董桥在内的许多香港文化界人士介绍给了沈昌文。据沈昌文回忆，在罗孚的引荐下，他在1989年初在香港与金庸见过面，也与金庸谈了大概的出版意向，“回来后我打了报告给上面，希望能出金庸作品，但由于一些原因，导致这一意向流产。”
1991年，已经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的董秀玉，得以有机会与金庸再续前缘。“我在香港工作期间，与金庸先生见过很多次面，我跟他谈由三联来出版他的小说，他很痛快地答应了。”金庸也一直想找一家出版社认认真真地在内地出版其作品，另外他在香港对董秀玉的口碑也认可，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2、文化金庸
三联为什么做金庸?对于这个问题，董秀玉首先得给自己一个答案。“武侠小说的名声不太好，我们要先把自己说服。”董秀玉笑着回忆。她坦言:“我思想斗争得很厉害，虽然我自己喜欢读金庸的书，也很想把他的书引进来，但是我也一直在考虑三联的品牌究竟适不适合做金庸。”
1992年底，董秀玉从香港三联书店又调回北京，当时的三联还租了地下室作为办公室，经营状况仍然局促甚至窘迫。在这个地下室里，董秀玉疏理了一下发展战略，定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发展蓝图:以本版图书为中心、打开通道、发展期刊群。在这个过程中，董秀玉从出版者的角度渐渐明晰了对金庸作品的看法:“我后来慢慢形成了一个观念，我们的书应该分层次，既有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有中等的知识读物和大众读物，我们不能只做宝塔尖上的那一点点。但是不论哪个层面，我们都要做一流的。金庸是以武侠小说而出名，但本质上是一流的文学作品。”
董秀玉透露，其实在那个时期，梁羽生、古龙的版权代理人也通过种种渠道，表达愿把版权给三联之意。“但是我后来把他们都推掉了，不敢接。这样的书一做多了就完了，我得守住在长期的历史积累中形成的三联品牌。”其实董秀玉决定出版金庸作品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现金流考虑。1992年，三联全年销售的总码洋才711万，每年向外借钱度日。“金庸一套36本，光这一套书每年的现金流可达几千万，这对一个刚起步的企业极为重要。”董秀玉说，虽然由于合作方式的原因，金庸小说给三联的实际利益并不像外面所说的那么大，但通盘考虑下来，她还是接受了版权代理方的条件。
彼时，金庸创办的《明报》已被年轻商人于品海所收购，金庸的版权也由于品海帮助处理。“金庸是我的前辈、尊敬的作家，我很早就向他建议，应该在内地正儿八经、漂漂亮亮地出他的小说。”于品海说那时铺天盖地的盗版金庸小说让他很是痛惜，正巧董秀玉也有此意，“三联一直是令我们尊重的出版机构，与三联合作，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1993年3月29日，三联书店与代表金庸方面的香港智才企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出版合同。多年之后回忆那次合作，大家总结为“天时地利人和”。
三联上上下下对这套书都很重视，也下了一番功夫。为这部作品集做封面设计的是三联书店美术编辑室主任宁成春。“三联与金庸谈妥版权之事后，社里开了很多次会，董总跟我们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发行部门来编辑部征求意见，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宁成春回忆。为了能更准确地把握金庸作品的内涵，并没有看过金庸作品的宁成春还向金庸迷的儿子询问意见。“当时的武侠小说很多，但是做得太‘滥’。在我看来，金庸虽然是写武侠的，但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所以我认为从设计的角度来讲，应该尊重它的历史感。”以往无论是香港的明河版还是台湾的远流版，它们的特点是大量选用宋元明清以及现当代国画大师的作品，扉页附有名家印章，在正文之前还刊载十数页古代山水人物画、地图、名山大川的摄影等等。但在宁成春看来，这些封面有些花哨。为了更好地体现金庸作品里的那种历史感，宁成春也颇下了一番功夫，“每部小说，讲的是哪一个朝代，我就去找哪个朝代的画，找到那个时代的文化感觉”，宁成春也找了许多古代木版画作参考。当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助理的潘振平回忆，为了满足封面设计的想法，他曾经找到“中华文库”的作者之一、美术史专家聂崇正，通过他向故宫博物院买了一些藏画的胶片，其中《康熙南巡图》就用于《鹿鼎记》的封面。
金庸作品集要一下子出齐36本，但留给宁成春的时间并不多。“当时还没有采用电脑，我是用复印机作的墨稿，时间很紧张。”宁成春最终是以整齐划一的古典山水画，作为三联版“金庸作品集”的封面设计，出于印刷成本以及内地读者购买力的考虑，三联版仅保留扉页的古雅印章，如齐白石的“江南布衣”“要知天道酬勤”、吴昌硕的“心月同光”“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以及赵懿所刻的白居易的诗句“襟上杭州旧酒痕”等，而省略了港台版所具有的提示读者想象力的历史图片。
“整套书的颜色也是有所考虑的: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封面颜色是渐变的，这样突出了整体的文化感。”此外，宁成春还从一些设计元素上强调了整套作品作为通俗读物的特点，“字体设计得很活泼，避免呆板，也与三联传统的那些学术著作相区别”，但又不流于肤浅和轻浮。
1996年，宁成春为“金庸作品集”设计的封面获得第三届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优秀图书设计奖一等奖。“三联版”的金庸作品集影响了此后一大批武侠小说的设计，无论是街头的盗版，还是此后正规出版社出的古龙、梁羽生的小说，基本上都模仿并沿袭了这一风格。
宁成春回忆，当时三联还通过美编张红约了一些作者为小说画插图，这些作者大部分是中央美院的老教授，虽然三联给出的稿费只是一幅60元，但出于对三联的热爱和信任，他们投入了很大的创作热情，研究主要人物使用的兵器、性格特点等，也拿出了比较好的作品。但是金庸对港台版的插图有所偏爱而不愿意进行更换。最终，约来的插图未能呈现给读者，这也是宁成春略感遗憾之处。
据了解，金庸对与三联的合作也非常满意。从整个合作过程来看，“我记忆中没有任何不愉快之事。”而金庸在为三联版写的序中，很温情地追述了他与老“三联”的缘分:“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及他所主编的《生活周报》(新的和旧的)。在童年时代，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要组成部分，十多年前，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准备在内地出版我的小说，后因事未果。这次重行筹划，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内地的简体字本，我不但感到欣慰，回忆昔日，心中也充满了温馨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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