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荡荡的舞台，米白色，半倾斜。
年迈的、生病的、被遗忘的仆人费尔斯嘴里嘟囔着，“生命就要过去了，可我好像还没有生活过。”他一动不动地躺着。片刻的宁静之后，斧头砍伐樱桃树的声音从远处的花园里传来……
若按剧本，应该就此幕落。然而，从6月16日演出至7月3日的北京人艺版《樱桃园》，却非如此。
紧接着是超过三分钟的“噪音”，可能是机器轰鸣、可能是建筑轰然倒坍、可能是焊接钢筋，伴随着的是舞台的拆解与分裂，露出后面未加修饰的场景，人艺崇尚的信条——“戏比天大”四个大字歪歪斜斜地躺在一堆杂乱的道具中。
坐在记者旁边的观众表示不解，在网络上甚至有观众为这“噪音”愤怒。倒也有观众告诉记者，“这个要把人从麻木与混沌中震醒的结尾，意蕴丰饶，很李六乙也很契诃夫。”
契诃夫，俄国著名剧作家，四幕喜剧《樱桃园》是他的“绝命之作”。国内公认的契诃夫研究专家、《樱桃园》的翻译童道明介绍说，如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样，《樱桃园》也是当今世界剧坛演出最多的经典剧目。“很多在世界剧坛知名的导演，都把排这两部戏当做自己的艺术使命。”
李六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导演，当下最负盛名也颇具争议的导演。
如李六乙所言，“樱桃园就是‘自我精神现象’的一种心理呈现。它不是具象的，只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当中。”
勇气与耐心
三个小时的演出，台词、情节之外，就是长时间的停顿与留白。
从舞台到服装全部还原成白色，封闭的舞台上，门其实是地洞……红色乒乓球寓意的樱桃从天坠落，算是唯一的亮色。
《樱桃园》的剧情并不复杂：全剧围绕着一座有着美丽樱桃园的贵族庄园的命运展开——旅居巴黎多年的女地主柳苞芙带着女儿和仆人回到了自己的庄园。她在法国早已耗尽了自己的财产，却一直保留着贵族的生活方式。眼下，曾经的家园将被拍卖用来抵债，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它的归属……
樱桃园还是被卖出去了，奴隶的儿子、如今的新兴地主罗伯兴成为庄园新的主人，柳苞芙又将回到巴黎。她动情地说着，“我可爱的、温柔的、美丽的花园！……别了，我的生活，我的青春，我的幸福！……别了！”
“樱桃园卖了以后，人们的生活按部就班进行，但感觉是不一样的，会有空落落的心情。再者，就是真正的告别，和樱桃园的告别，这个感受和心理状态，是还难以触摸，却都得面对的。”李六乙给演员讲戏时就说，这第四幕是有难度的。
就整出戏剧演出而言，对心理层面的阐释一直存在，与之相应的就是表演上的“难度”。剧中女主角柳苞芙的饰演者，和李六乙合作十余年的演员卢芳有着鲜明的感受。
记者问她演出《樱桃园》的“难处”，她很诚恳地给出回答：“从表演的角度来说柳苞芙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她又想保留现在的生活习惯。《樱桃园》当中存在着精神家园的流失感、社会新旧交替的现实……很多丰富的内容要展现，很累，累心。”
无疑，导演和演员为《樱桃园》演出所做的挑战，并没有得到外界的盛赞，甚至是剧评界的失语。李六乙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导演并未关注演出之后的评论，也不会对观众的疑问做出解释，他要表达的都在剧中。
在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版的《樱桃园》一书中，倒是收录了李六乙的导演手记，有一段话颇像是所谓的“解释”——樱桃园存在于“过去”，生活里的所有人都期盼着“未来”，似乎他们只有过去，只有未来，而唯独没有现在。……就舞台而言，他们即是只有“昨天”和“明天”的时间与空间，而没有“今天”的时间和空间。一出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表演艺术，纯粹戏剧的美学，通过表现来实现。
“导演的探索是付出勇气的，观众也应该多点耐心。”首演结束后，童道明告诉《工人日报》记者，“我可以想象得到会有一些观众不喜欢，但是我看了两次都是全神贯注地在看。”
渊源与偏爱
1903年2月5日，契诃夫给俄国的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了一封信：“……我准备2月20日之后坐下来写剧本，到3月20日我能写完它。它在我的头脑里已经成形。剧名是《樱桃园》，四幕剧，第一幕透过窗子可以看到一片盛开的樱花树，一片蒙蒙的花园。女人们也都穿着白裙……”
1904年1月17日，是契诃夫的44岁生日。莫斯科艺术剧院选择这一天首演《樱桃园》，演出结束前还为他举行了祝寿仪式。这是契诃夫的最后一个生日。
上世纪40年代，北京人艺的创始人之一焦菊隐早年翻译契诃夫的剧本时就评价，《樱桃园》是契诃夫的“天鹅之歌”，是他最后一首抒情诗。
尽管《樱桃园》与人艺早有渊源，但要搬上人艺舞台超过了一个甲子的岁月。
“人艺还是有眼光的，这是一件挺体面的事情。”对于一直致力于在中国推广契诃夫戏剧的童道明来说，这是一件值得欣慰之事。
进入21世纪，契诃夫戏剧才开始受到国人关注。这肇始于2004年，以契诃夫逝世100周年为契机，中国国家话剧院主办了“国际戏剧季——永远的契诃夫”活动。在这期间，国内外的艺术家共推出了4台契诃夫作品的演出，其中就包括俄罗斯青年艺术剧院的《樱桃园》、林兆华戏剧工作室的《樱桃园》。
对于这些年北京上演过林兆华版、俄罗斯版、中戏版（2014年）的《樱桃园》，童道明说每一个戏的排演都是不一样的。不过，透过他对李六乙这一版本的评价是可以读出偏爱的，“李六乙导演把他理解的中国审美放进了剧中，对静态的追求比他以前排的戏剧都要强烈。一首诗需要押韵，他就拿这个静态做押韵，来调动节奏。”
“导演留给观众的，是希望对《樱桃园》的理解更为宽泛。毕竟，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樱桃园’。”童道明说。
惜别“樱桃园”
有一段时间，童道明经常讲，今天的观众到剧场去看《樱桃园》，难道是为了了解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社会的阶级变动吗？显然不是。
《樱桃园》之所以成为世界戏剧的经典，时至今日依旧不衰，是因为它讲述的故事永远可以在当下找到注脚。100多年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曾预言：时光流逝，永远迈步向前的契诃夫不会驻足不前，相反他会和生活以及时代一起发展。
进入新的世纪，“樱桃园”被摧毁的“伐木的斧头声”、对所谓“旧的房子、旧的生活”的永别，每天都在不断上演。
童道明总会举一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北京的旧城墙被推倒了。1995年，他去北京电影学院做讲座，讲到“樱桃园”时就说出这样一段往事——
50年代时，童道明住在北京和平里小区。和平里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老北京城北郊兴建的一片新区域。住在北城墙（和平里）和西城墙外（三里河）居民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就是北京13路公交线，开通于1954年12月。为了这条线路就得修路，修路还得拆，那就得先拆城墙豁子。
1951年1月下旬，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召开了开辟城墙豁口专题座谈会。在这些开辟的城墙豁口中，1951年的东直门北小街豁口，1953年的雍和宫豁口，都成为13路公交线的站台名。如今依然。
新世纪之交时，童道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惜别樱桃园》抒发感慨：我们无法逆“历史潮流”，保留住一座座注定要消失的“樱桃园”。但我们可以把消失了的、消失着的、将要消失的“樱桃园”，保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只要它确确实实值得我们记忆。
这种“惜别”，放置于过往与当下，抑或未来都是存在的，必然伴随困惑，带来痛苦。濮存昕说，契诃夫的眼光是深入到生活中最隐秘的部分，谁也看不到的地方。那么真实地完成着每个人的命运演变，人物的内心都是平静地暗暗地在倾诉痛苦。
“契诃夫的戏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所有人的无力。觉得过去的生活无趣无味，却又走不出去、走不动，但又会留念。”李六乙就对剧中的人物进行拆解剖析，将隐秘的线索一一缕清。
时代变迁，《樱桃园》各有解读。李六乙在做的，就是呈现以及打破这种“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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