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人信札》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开山之作。作者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是著名法学家和思想家。其学术著作《论法的精神》(1748)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理论。孟德斯鸠认为社会生活的自由，需要政治体制的制衡机制。早在文学作品《波斯人信札》(1721)中，他就反对国家权力过于集中。书中提到“法国先王瞑目之日，人们就想建立新政。……过去的内阁大臣权力无穷，大家颇不自在，因此要分散这一权力”。(信138)[注1]
《波斯人信札》由160封信组成。作者假借旅居巴黎的波斯人的观察和议论，发表自己对社会、政治、法律、宗教、文化、风俗等问题的观点。自由和专制是此书的主要话题之一。
在波斯贵族耶斯贝克抵达巴黎之前，他在信中先讲了一个穴居人的故事。先前，穴居人根性恶劣，道德败坏。他们不仁不义、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互相残害，结果遭受灭亡，只有精神高尚的两家人活下来。这两家人崇尚道德和正义，完美结合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果生活富裕，繁荣昌盛。(信11-13)穴居人不断繁殖，人口大大增加后，决定推选国王。被选为国王的老者却满心忧愁，声称他会悲痛而死：“因为，当我来到世上，看见穴居人都是自由的，今日却眼看他们做了顺民。”(信14)他认为原来穴居人没有首领，必须具有美德才能生存。而现在他们“宁愿拜倒在君主之前”，摆脱道德束缚，“满足奢欲，发财至富”，只以不犯重大罪行为满足。
这则寓言故事颇耐人寻味。放弃自由而选择专制，似乎是人类的某种本性使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大法官就认为，多数人都会为了一个安定、有保障又不需承担责任的生活放弃个人自由。[注2]
穴居人故事也表达了作者的如下观点：自由社会的人道德意识会更强，因为维持生存环境不是靠强权而是靠大家自觉遵守公德。而屈从强权的人更野蛮：“自从大部分人屈从于绝对的权力而丧失了如此适合于理智、人道以及自然的那甜蜜的自由以后，他们就变成野蛮了”。(信136)
虽然选择专制放弃自由与人的某种本性有关，但作者认为不同民族热爱自由的程度不同。波斯人在信中说：“一到欧洲，最引起我好奇的事物之一是各共和国的历史及其起源。你知道大部分的亚州人对于这种政府连观念也没有，想象力并未帮助他们了解，世上除专制政府而外，还能有别的政府存在。”他认为最早建立共和体制的希腊人酷爱自由：“在许多王国的废墟上建立起那些共和国，使希腊十分繁荣，在四方八面的蛮邦之间，成为唯一的文明国土。……对自由的热爱，对君主的憎恨，使希腊长期维持独立，并将共和政府扩展到远方。”(信131)显然，作者认为古代的希腊人比亚洲人更热爱自由。
作者也认为北欧民族相对地更热爱自由。波斯人在信中谈及，凯撒使罗马共和国“向独断独行的权力低头”(信131)之后，北欧的一些民族瓜分了罗马帝国，建立了许多王国。他评论道：“这些人民是自由的，他们使国王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接下去，他又对比了北欧民族所建王权政体和亚洲人所建王权政体的区别：“当亚洲各族，如土耳其鞑靼人等，进行征服时，他们顺从独夫的意志，只想给独夫增添新的顺民，并且用武器替独夫建立狂暴的权力。然而北欧各族，在本国原系自由之民，侵占罗马各省后，并不给他们的领袖以很大权力。……国君的权力为千种不同方式所限制。”作者似乎认为，国家领袖的权限与人民热爱自由的程度有关。
当然，作者更关心的是当下的政治体制。他借波斯人之口议论道：“欧洲大半政府，均为君主专制，……这是横暴的政制，它势必蜕化为专制暴政，或转变为共和国，因为政治权力不可能在君主与人民之间平均分配，非常难于保持平衡。权力势必在一方面削弱，同时在另一方面逐渐增加，但是优势通常总在君主方面，因为他率领军队。”(信102)首先，他极反对君主专制。其次，他认为这种政治制度不可能长久，必向更专制的独裁暴政或更民主的共和体制转化。
研究孟德斯鸠思想的学者，曾根据《论法的精神》中有关专制的论述总结道：“在孟德斯鸠看来，专制制度不仅是产生暴君的土壤，而且还是孕育官僚阶层的温床。为了维护专制统治，专制君主总是把自己的权力授与善于阿谀奉承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于是宰相就变成了专制君主的化身；每一个个别的官吏又变成了宰相的化身。……但是由于在专制国家里是无法可循的，这些官吏们当然就只好遵从自己的意志了。如此一来，大大小小的官吏便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暴君，而有多少官吏便又有了多少法律：官吏本身就是法律。”[注3]
在《波斯人信札》中，作者在提到“欧洲大半政府，均为君主专制”等等之后，又补充说欧洲各国人民服从本国君王的程度各有不同。其中，英国人“最不以屈服和顺从为荣。……他们认为，任何无限制的权力都不可能是合法的”(信104)。作者举出英国众议院宣称查理一世对人民犯罪为例：“英国人民在反对他们某君主时占了上风，说那君主犯‘大逆不道’之罪，因他向人民发起战争”。彼时，英国已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度，由议会掌握最高权力。
相比之下，作者认为法国人完全屈从君主，甚至说“法国人奉君恩如奉圣明”(信88)。对于法国的君主专制体制，作者痛加鞭挞。他称法国国王是个“大魔法师”，其权力扩展至臣民的精神生活，能“随心所欲，左右臣民的思想”(信24)。谈及摄政王强迫兼有议会性质的法院废除了先王限制其权力的遗旨时，作者议论道：“法院就类乎供人践踏的废墟”。“法院除了审理讼事，别的几乎不闻不问了，它的权力日益削弱。”就连贵族团体也“在最高权威前让了步，因为这权威打倒一切。”(信92)可见他认为法国的专制已到了极限。
他形容18世纪初的法国为重症“病人”：“先王逝世之日，法国是一个百病丛生的身体。”先王即路易十四，死于1715年。其后三年，主持内阁会议的诺瓦耶公爵“手持利刃，切削废肌腐肉，并且涂上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膏药。可是剩下一种内疾，有待治疗。”(信138)
孟德斯鸠认为对于国家病体的治疗，目前仅限于减轻症状，并未触及“内疾”。从以上种种论述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内疾”，就是指政治体制。■
[注1] 引文出自罗大岗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注2] 详见笔者的《自由还是面包？——陀翁的<宗教大法官>》一文。
[注3] 侯鸿勋，《孟德斯鸠及其启蒙思想》，人民出版社，1997。
米琴为财新网专栏作者，比较文学博士，曾于美国的大学教世界文学，出版过《爱情十九谭》等中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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