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说：“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这是马克思对追求事业之人的赞赏之语。
8月28日，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古籍小组）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发现，有几位来自古籍小组的先生，似乎很是符合马克思所赞赏的那种人。
一位是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终身教授，古籍小组成员之一的严佐之。严佐之今年70岁，儒雅、谦虚的外表，让人很难看出他是一位国内外知名的古籍整理研究和目录版本学专家。
座谈会上，严佐之借用清代刊刻家阮元的诗“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来表明自己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古籍整理。
严佐之说：“40多年来，我的生命始终与古籍整理连在一起。因为参加古籍整理，我读了许多书，然后对书中有些问题开始思考。有了思考，我又试图用学术的方法去解决，于是就有了一篇一篇的学术论文。我的绝大多数论文都是古籍整理的后续，我认为简单的校点方式不能表达我的收获，我要用论文的方式、专著的方式把古籍整理过程中的收获表达出来、呈现出来，这就是古籍整理给予我的绝大优势。”
谈及古籍小组，严佐之对其充满着感情。他说，“没有古籍小组，我们整理的古籍就没地方出版。放在家里吗？不能。所以古籍小组是关乎所有古籍整理从业人员生存发展、实现自己理想、实现自己事业的一面大旗、一根擎天大柱。”
作为古籍小组成员，严佐之在座谈会上怀念自己的恩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成员顾廷龙、徐震堮时说：“我的学问不能和老师们相比，但是我心里也在暗暗地呼唤‘老师，我总算是接班了’。这个意义不只是作古籍小组成员，而是古籍整理事业需要不断有人接续。”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座谈会上，另一位学者也引人注目，他就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古籍小组成员荣新江。
听荣新江发言是一种享受。他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条理清晰地说清楚自己的主要观点。
比如，他举了两个例子说明古籍整理图书应该追求质地上乘。一个例子是书的油墨问题。他说：“西方书的油墨是凸出来的，我们的书印的油墨是平的。原因在于没有多少油墨技术的积累，致使以前包括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图书无法复印，因为一复印就掉渣。可是西方100年前出版的图书，现在复印完全没有问题。”
荣新江列举的第二个例子是，精装版图书问题。他说：“美国图书馆买中国图书后，都要让相关公司加一个壳再放进美国图书馆，因为中国图书大多没有壳，没有壳的书就立不住。我们出版了那么多古籍整理图书，一定要印成精装版，一定要用最好的纸、最好的油墨做最高档的图书，每一年至少选出10%的书作为传世之书。哪怕少印10%、20%的书，也是值得的。”
1960年出生的荣新江，谦虚地说自己是古籍整理界的年轻一辈。多年关注并研究西域史、敦煌吐鲁番文书及敦煌古籍整理工作经历，让他对民族古文字典籍的整理和出版十分关注。
荣新江说：“这个问题当然有人才问题，更主要的是我们关心不关心，我参加评审的时候有一个感觉，这是‘三不管’地带，民族语言有民委管，汉文古籍有古籍小组管，民族古文字典籍虽有放开，但是力度不够大。我们应该把古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等统统纳入到古籍整理规划和出版之中，这些文字的整理出版对于今天巩固边疆有益。”
再有一位是金良年，这位上海书店出版社原总编辑、古籍小组成员，有着30余年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经验。
金良年虽然67岁了，但有着年轻人的心态。比如，他对古籍整理出版数字化持双手拥护的态度。
金良年说，现在广泛发展的互联网技术，给予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很大的便利。“你们想一想，过去老一辈学者，一生的自学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花费在考证上。过去说，古籍校勘一靠本子二靠脑子，现在互联网技术解放了人的思想，不用再死记硬背那些资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把工作做得更深入。”
马克思还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
上述几位古籍整理出版人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是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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