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郭树清接替尚福林出任银监会主席的消息从昨晚开始疯狂刷屏。今天上午，全国各地银监局局长、银行业协会主要负责人等齐聚北京金融界银监会办公楼会议室，聆听中央组织部门宣布此次新任命。
郭树清一直被视为我国金融专家、技术官员的代表。此次重返金融监管系统，外界普遍认为他是“临危受命”、“重任在肩”。
2016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着力防控资产泡沫，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金融业去杠杆、防范风险被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央更明确提出要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包括银监会在内的一行三会，正是金融监管一线业务部门之一。
对于郭树清执掌银监会，有不少人大呼“可惜”，毕竟在一行三会中，银监会没那么引人注目。但在中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银行是金融监管的重点，“抓住银行这个重点就能管住信托和证券机构。”并且，人民银行是制定政策者，一般通过利率的杠杆或者通过存款准备金的增减来作用于市场。而真正微观上来控制银行的则是银监会，它是直接监控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和对商业银行的高管的任职资格审查进行甄别的机构，是提出银行规则玩法、监控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前沿“瞭望台”。
事实上，对于未来可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走向，始终有一种呼声就是银监会吸收合并证监会、保监会，成立金融管理委员会。据媒体最新报道，有接近监管层人士评价称，郭树清此次由山东省省长到银监会主席，属于平调，这种变动“颇不寻常”，未来金融业可能会有有趣的事发生。
梳理郭树清过去近30年的履历不难发现，这位气质儒雅的官员虽为人低调平和，却始终锐意改革。在其改革事迹中，最著名的当属证监会新政风暴——自郭树清2011年10月29日上任后，证监会平均每六天就出台一项新政，一年多达70余项政策落地。他上任伊始便直面发审制度，惊天一问“IPO不审行不行”，引人浮想。为重振投资者信心，他着手应对内幕交易问题，并采取更严格的股票上市标准。几百家公司正排队IPO，郭树清收紧政策，被认为得罪了很多利益集团。
此后空降山东，郭树清依然延续了他的“郭氏风格”，对山东金融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2013年8月7日，山东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被业界解读为“山东金改22条”。当时，郭树清上任山东省省长只有131天。他主导并力推的金融改革，也随之被称为“郭树清山东金改”。
此后，山东金改在他的主导、力推下展开，成为山东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也坐实了未来几年山东金融挂帅的方向。但彼时，山东人的金融意识较为淡薄，金融机构基础弱、人才储备不足，改革如何推进？
郭树清的办法是亲自上阵、勤联外援、内外兼修，一方面为大量地方干部培训金融知识，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其在金融系统内的人脉，积极推动中央金融系统官员“转会”山东。
在山东省长任职期间，郭树清几乎见遍了所有金融监管机构和系统性重要机构的领导。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山东会见过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证监会副主席赵争平、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央行副行长陈雨露、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等监管机构高层，还有四大行董事长、浦发董事长、光大集团董事长、包括上交所深交所在内的各大交易所一把手、人寿保险董事长、泰康人寿董事长等机构领导。
青岛财富管理中心的建设也是山东金融改革的一部重头戏。在郭树清的规划中，青岛要稳妥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成为一座面向国际的财富管理中心城市。为此，他积极推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青岛市政府的战略合作，以期为推动金融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持。他曾先后参加如CF40“山东论坛”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重点领域”内部研讨会、CF40金家岭财富管理论坛等会议，与相关官员、学者和市场人士交流探讨山东乃至全国金融改革的重点问题。
2015年3月22日，CF40与青岛市人民政府正式宣布启动战略合作，建设金融四十人学院、研究院和基金会，为山东金融改革发展和青岛财富管理中心建设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2016年，四十人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四十人金融研究院在青岛正式注册成立。
而要追溯郭树清与改革的不解之缘，则要回到近30年前。他与周小川、楼继伟等人均是朱镕基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时的老部下，仕途也都从体改委真正起步。
在体改委期间，他与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等共同完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这项理论在2010年11月获得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在当年更是直接将郭树清推到了改革前台，在他身上刻下了“改革”烙印。
今天与您分享的这篇文章，系郭树清于改革开放30年之际所作。深度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规划工作的郭树清，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当年的改革战略选择，并对其后直至2008年的改革进程进行了反思。
文章很长，但干货满满，分上、下两篇发出，供您参考。文章下半部分参见CF40今天的第二条微信。
近几年地方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改革进行，另一方面也遗留下种种长期发展的隐患，为改革增加了困难。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地方小企业乡镇企业分而治之、卡死一头放开另一头的情况下，虽有重复建设、投资分散、技术落后、资源破坏、产品质量低劣等问题，但这些小企业普遍颇为景气。如果进一步改革能够实现统一市场，公平税负，平等竞争等，而且总需求水平得到有效控制，那么这些小企业的处境会变得极为困难。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发展市场和竞争必须淘汰一批落后企业，乡镇企业从整体上损失最大，农民利益侵蚀最大；但是不如此又永远不能完善和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从而牺牲长远发展。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即与市场体系形成相伴随的传统体制的削弱过程，来考察中国经济改革的最优时序，我们会得到实质上相同的结论。改革传统体制，无非是要重新调整各种经济利益关系，明确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商品经济中各有的不同权利和义务。在传统体制下，各种利益关系受到扭曲并混合在一起，统一的行政指令代替市场和社会经济政策来实现这些利益关系。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首先要理清国家、部门、企业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其次要理清国家与个人、企业与职工的经济利益关系；第三要改变这些关系的存在形式，相对分离开各种所有制关系，发挥和完善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多种所有制关系及其形式。目前，我们仍然处在改革发展的第一阶段上，即理顺基本经济关系阶段。面临的任务是消除价格税收扭曲，分清国家、地方、企业的职责，缩减指令性计划，实现土地资源的有偿使用，初步明确国家以往投资形成资产的收益划分，改变流动资金的管理方式，建立起国家控制的中介性金融机构，即多种投资银行和投资公司负责中长期投资。改革的阶段目的是建立起统一的商品市场，形成初始形态的要素市场，在直接生产和流通领域实现间接控制占据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急于求成的情绪。这种倾向低估了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认为可以迅速打开种种市场(至少是各方面开口子)，把大部分国营中小企业甩出去形成一种改革不可逆转的态势。
国外有人专门研究成功的社会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首要的一条是，改革必须是一个持续的平稳的发展过程，最忌痉挛式的大起大落，大放大收。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对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任务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保持改革的计划性，不同阶段确定不同的重点。既不失时机地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又不过早地提出条件尚不具备的任务，我们的改革必定会取得成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条件具备的基本任务，并不意味着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事情，以难易程度和风险大小来决定某一特定阶段的改革重点，必将导致误入迷途。东欧国家踌躇再三，几次拖延价格改革的恶果就是证明。
在不影响改革基本目标实现的前提下，尽量维护各方面既得的利益水平，逐渐地拉开收入差别，避免过早明朗某些方面的目标等等，不仅仅是策略问题，事实上也带有战略意义。目前我们面临的现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上面还没有最后制定出政策，下面就已经有了种种对策。利益关系较大幅度的变化及其过早明朗化、敏感化是主要原因。这些方面需要认真总结经验，采取有力措施。
1985年是“宏观调控”这个概念最流行的时候，我们在研究起草改革总体规划时，特别重视改革推出的宏观经济条件问题，为此专门列出一个阶段，称之为“治理经济环境”。这一年也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宏观经济研讨会，即“巴山轮”会议。得益于世界银行林重庚先生的协调组织，会议邀请到了詹姆斯(托宾、阿力克)凯恩克劳斯、埃明格尓、布鲁斯、科尓内、白特以及小林实等著名专家学者。作为与会代表，我亲耳听到来自多个国家的学者和专家异口同声强调保持总量平衡的重要性，并且以他们的切身经历告诫中国政府和学界，通货膨胀政策绝对得不偿失。然而促成1985年实施宏观紧缩政策的更主要原因是中央老一辈领导人高度一致的看法，他们的经验来自建国以来的经济工作，在绝大多数年份里激进冒进的指导思想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而且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民经济还处于调整时期。1986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落，市场关系也开始宽松。然而，高速度和通货膨胀依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1987年一切又卷土重来，到了1988年当提出“价格改革闯关”时，激烈冲突终于不可避免了。起了火上浇油作用的是，南美的所谓高通胀高增长经验。阿根廷总统阿方欣幽默地告诉我国领导人，你们这点通货膨胀不算什么，阿根廷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寄希望于下一届总统，恐怕要寄希望于下一任上帝了。这个故事引起的笑声音犹在耳，全国就爆发了抢购风潮。价格改革方案被迫修改，事实上已宣布推迟。
2。政府在开放市场过程中怎样发挥作用。《改革战略及其选择》花了较大篇幅分层次讨论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将我所持意见阐述得已经比较充分。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还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坚持国家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另一种则认为政府应退出经济领域，让市场自己去发挥作用。在前者看来，过去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主要是方法不科学；在后者看来，政府做任何事情都是盲目的，而且还难免犯官僚主义。
除了目标模式的差异之外，改革推进方式上的最大分歧是改革本身可不可设计，要不要进行总体规划。要全部介绍这方面的讨论，可能需要写一部专著，其实问题本身并没有那么复杂。我们持坚决的肯定态度，另一些同事和朋友则持比较坚决的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改革就是放开市场，放开所有制形式。这实际上又导致改革要不要划分阶段，怎么划分阶段的问题，最终实际上还归结到要不要长期打算，要不要实行渐进路线等等。令人高兴的是，改革的总体规划工作最终在争论声中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继1985和1986年的大规模集中研究之后，1987年李铁映同志亲自倡导和主持了“三、五、八”规划。之后，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都组织了多次有关改革的专题规划研究。
为了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有责任先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理顺经济结构，否则市场就会发生很大的扭曲，其导向作用势必会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因此，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改革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事实上中央从1979年确定的方针就是调整优先，而且曾经明确宣布整个“六五”时期都要以调整为主线。但是，单纯依据计划行政手段进行的调整既力量有限又容易走偏方向，因此很早就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先调整后改革，一种是以改革促调整。我们的看法是，两者之间相互依赖，可以互相促进。实际的演进过程不那么理想。
当时已经看到两种不合理现象，一是加工工业发展很快，与此同时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越来越滞后；二是同一行业中，技术工艺落后的企业常常比技术工艺先进的企业发展速度更快。当时还没有为大家所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沿海地区引进外资生产的产品集中于低附加价值领域。两年后，也就是1988年初，一个名叫陈棣的人从美国写来一封信，引起了多位高层领导的重视。当时中央刚刚采纳了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等同志的建议，决定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来信者高度评价了这个决策，同时他提出“要正视沿海发展开放型经济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要研究“如何发展高附加值产品”，“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中国沿海的外向型经济始终是被动的，有被人拖着跑的危险”。隔了多年之后，我们再看这封信所提的意见，仍然有芒刺在背的感觉。政府的经济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很多变化，但是对于弥补市场不足、引导市场发展方向来说，所做的又非常有限。
3。改革中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中央向地方分权，没有这种分权，市场机制是无法形成的，但是，仅只有行政性的权力结构调整，也不会自然生长出市场经济来。要害在于，地方政府不能像过去一样采用计划和行政命令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市场。这种担忧没有成为很严重的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说到中央和地方关系，有另外两种截然相反的担忧。
一种是害怕中央收回给东南沿海的自主权，认为中国太大，包袱太重，整体改革开放不可能太快，只能放开让地方去试去闯。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是当价格和税收政策不统一，甚至制度不统一，那势必会引起许多混乱和冲突。这时一有要求统一的声音，就会使这些地方非常敏感。时间一久，学界甚至出现了所谓“经济联邦制”的设想。这就是《改革战略及其选择》中提到的，所谓先搞“地方割据和区域市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后，统一市场才有可能提上日程”。另一种担心是害怕地方财大气粗，逐渐不听中央招呼。这种担心不仅存在于一些部门，不仅是一部分经济学家的看法，甚至也是许多国际机构和外国学者的看法。记得当年每有世界银行的代表团来华，座谈会上必有人会提出，省市会不会不执行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等等问题。人们显然低估了中国作为统一民族国家的巨大凝聚力。况且市场经济在本性上就倾向于扩大交易，消除壁垒，因此改革越深化，国家越统一。这一点得到了完全的证明。
从《改革战略及其选择》一文可以看出，笔者坚信全国统一市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1985年总体规划工作的最直接成果是，多数人认可，经济改革必须在三个方面配套协调，这就是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形成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构筑起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地方分权模式下，最令人担忧的正是这三个方面的目标能否同步推进，然而它们没有成为问题。
4。混合模式与价格“双轨制”。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这种转变无疑是根本性的，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研究中，人们就提出了过渡的重要性。经济体制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能采取中断运行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因此，在过渡时期内，新旧两种体制因素的并存不可避免。我们提出的原则是：进行改革的方面，要有各方面的条件保证改革的实现和巩固；暂时不能改革的方面，要有各种非常措施使其不发挥太大的消极作用。这就是说，过渡时期的体制也应是一个暂时保持统一的体制，这样才能保持经济正常运行，改革不致夭折。具体来说，矛盾和冲突不太激烈的过渡模式应当是一种混合模式，有的产品或部门实行指令性计划，有的实行指导性计划，有的实行市场调节。总体上看，中国改革采取了这种方式。
然而，中国也确实曾经有过一种独特的过渡形式，这就是生产资料“双轨制”，即同一产品，既有指令性计划管理的部分，也有非指导性计划或市场调节的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消费品供应或多或少都实行过价格双轨制，中国也不例外。只要实行配给制的同时又有农贸市场或自由市场，必然发生同种产品两种价格或三种价格。1978年，国务院在酝酿提高粮食价格时，姚依林同志就提出了“粮价三层楼”的设想，到年底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统购部分提价20%，超购部分提价50%。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起源于1981年，当时国务院对石油工业部实行产量包干政策，规定完成包干任务后多出的部分，可以按国际市场价在国内销售，也可由外贸部门出口。1982年，国务院批准，大庆油田超产原油可卖到计划内价格的6.44倍，其他油田可卖到5.32倍。1983年国务院批准对成品油也实行部分的双轨制价格，同时对22个煤炭矿务局实行超产加价25%-50%的政策。1984年国务院在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中，允许企业有一定的产品自销权，价格可限定在国家定价的20%以内，之后于1985年初取消了限制，原因是发现有人倒卖限价产品牟取巨额差价好处，计划外产品价格实行随行就市。
价格“双轨制”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破坏性的。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在1984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意见，但是另一些经济学家却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的过渡办法，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政策实践的角度来看，问题在1985年已暴露得比较充分，1986年已开始考虑如何尽早并轨的方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90年代前期才最终结束了生产资料双轨制格局。
5。承包制与价、税、财配套改革。承包制从农村进入城市，曾经是主要的改革举措，发挥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不论是企业、部门，还是地方政府的包干，很快就暴露出消极影响。然而，如果让企业以市场为导向，那必须有一个基本正常的市场，最起码的条件是价格形成、税负水平、财政政策都比较合理，政府的计划干预、投资审批、物资分配比较确定，此外还有融资环境、贸易条件比较公平，等等，一句话，就是要把这些基本的经济关系理顺。相当数量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们从改革之初就在思考谋划这项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有一大批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加入进来。从1985年开始，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制订正式提上日程，1986年在更大规模上展开。甚至决策层已经基本拍板，但是最终又推迟了。由于动作很大，涉及到多个方面，对不确定性的担忧也大，已经习惯于承包确定的条件和环境的一些企业、部门、地方也提出反对意见。然而更重要的是，经济运行环境再度趋紧，以放松直接控制为基调的综合改革出台极有可能导致通胀失控。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预料到了，所以要求实施总量紧缩政策本身就是改革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个决心看起来很难下。于是发生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转折，最终又回头来执行“承包制”，并将其作为根本性的改革措施。不久之后，企业又感到困难重重，因为价格、计划、原材料供应都已“包不住”，在快速变动的环境下，以挂钩指标不动为基础的承包制已丧失严肃性。
价格改革的话头被再次提起，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实施又现生机，然而宏观政策始终没有准备好。1988年7月1日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座谈会，我以“价格改革和体制转轨的成功保证”为题发言，认为我国经济改革应当而且必须在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实现基本转轨，但是需要有两个方面的保证：一是通货膨胀处于控制之中；二是经济结构能够相应调整，即要素可以流动和重组。事实上这是我和刘吉瑞合写的一篇文章，较早时候已寄送给领导同志。综合配套改革方案最终没能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
中国已经付出的代价无疑极其沉重。不仅在经济方面是这样，在社会、政治方面也是这样。原有改革战略的诱人之处本来在于其绕开难点、分散风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它带来的矛盾和问题集中起来，以猛烈得多的形式爆发出来。当然，必须指出，付出的代价并不都是这种改革战略所造成的，有些代价是改革自身必须付出的，而不取决于采取哪种战略。经济体制现在所呈现的格局及与此相关的问题，与这种改革战略的关系可能要密切得多，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其中同样有些方面是其他各种外生变量所决定的。
然而，上述改革战略和三条战线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客观必然性。农村改革开始时是这样，城市改革起步时也是这样，将其完全归结为某种主观偏好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改革毕竟不是在党内外意见完全一致，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可以不计各自利益得失，群众对政府的每一项措施都能完全服从的条件下展开的。改革只能在种种制约条件构成的有限范围内选择道路和办法。这个道理(或事实)恐怕是无人可以否认的。但是，是不是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决定了只能有这样的改革战略呢？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充分证明。
在实际过程中，从1983年开始，中国改革也确曾出现过几次调整或转换战略的尝试。其中最明显的是1985—1986年，甚至还包括1988年。提出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看到了双重体制(特别是以“双轨”形式存在的双重体制)带来了严重问题，拖延下去，后果难以预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尝试最后都半途而废了。
可以肯定的，或者说是为事实证实了的是，自从1985年以来，各种矛盾、问题和危险基本上依照着主张调整和转换战略的经济学家们的担心和最“坏”的预言，一步一步发展过来。但是，许多人(包括笔者)都曾经忽视和低估了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在种种摩擦、冲突和危机式震荡中，商品货币关系同时也得以发展，机制转换的车轮并没有停止。
从改革自身的逻辑来看，实施宏观配套改革是必然的。国有经济是改革攻坚的主要领域。在国有经济领域，过去实行的两大转轨办法，一是“双轨制”，一是“承包”或“包干”制。前者的问题大体上已趋于解决，后者则保留下来，使得税收、财政、信贷、外汇、外贸和国家投资等等领域的基本关系长期处于扭曲状态。不采取较大的步骤，这些关系是理不顺的。而且企业的机制转换也很难迈开步伐。
税制改革在理论上没有太多争议。税制改革的原则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第一位的重点是用增值税取代产品税成为流转税的主体，并且简化税率档次。其次是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第三是统一个人所得税。同时撤并简化了许多小税种。这里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原来享受低税或免税的部门或企业开始叫苦，这使得原来设想的单一的增值税的税率档次不得不有所增加；企业所得税也设置了两档过渡税率；土地增值税反复修改，而且最终也没能按期出台。
财政实行“分税制”，讨论了将近十年，经济学界对此很少有异议。过去不赞同的意见主要来自地方，但经过层层包干之后，省级政府也面临着和中央相同的问题：财政调节功能日益弱化。因此，对改革现行财政体制，现在的反对意见明显不如过去那么强烈。更重要的是，推行“分税制”的原则之一是，在维护既有利益的前提下转变财政机制，所以地方并没有近在眼前的损失。这个原则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唯一可行的。但是实施这个原则，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数额是以上一年为基数，这样各地就会希望抬高这个基数。更严重的问题是，各地执行的包干办法是不同的，税收动员的水平也是不同的，要完全维护既得利益，事实上就又要在新体制中保留许多区别对待的特殊做法。反复探索的结论是，此次财政体制改革应采取新旧体制并存的过渡安排，一步是走不过去的。
金融改革的大目标是清楚的，把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分离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把专业银行办成商业银行，建立统一、规范的金融市场。自从1988年治理整顿之后，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得到人们的承认，但同时也使得改革措施更为慎重。1993年开始，要求加快金融改革的呼声变得十分强烈。曾经设想金融改革更快地向目标模式过渡。然而随后愈演愈烈的金融混乱形势，使得求稳的愿望重新强烈起来。特别是在随后的观察和研究中发现，金融改革受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巨大牵制，更加重了人们求稳的心理。但是确定的金融改革的动作仍然是前所未有的。由于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没有举措，利率的灵活性也没有增强，所谓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发展和完善自然也难以期望有新的突破。与财政体制改革一样，金融改革也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
外汇管理体制的变革步伐，相比较而言是很大的。从1990年起，中国的对外贸易连续三年顺差，而且国外资本的流入逐年加速增加，这样的经济体系内发生外汇紧缺是极不正常的。显然，解决问题的根本性办法是：统一外汇管理体制和汇率形成机制，不论是持有外汇还是持有人民币，都由持有者承担全部风险。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必须实行强制的结汇制度。其他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在经济开放初期，强制性结汇是必要的。尽管中国现阶段外汇已不是那么紧缺的资源，人们还是倾向于再回头来实行严格结汇制度。
外贸改革方案的确定相对简单得多。过去的外贸体制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围绕外汇设置的。实现了人民币在贸易项下可兑换，以出口创汇为中心的计划体制从根本上成为多余的东西。因此，取消外汇指令性计划和出口创汇指标几乎普遍受到欢迎。进口体制的改革，已有中美双边谈判达成的协议和在关贸总协定谈判中的承诺，似乎短期内不宜另有新的举措。然而一些专家和学者认为，进口体制改革完全可以采取更大的步骤。
在酝酿的宏观配套改革中，计划投资体制改革越来越放到次要的地位。其实，决策部门早在1992年下半年就提出了计划投资体制改革，当时已感到这是十分紧迫的问题，因为投资盲目扩张的机制正重演。但是一旦触动这种计划投资体制，势必影响到更多的部门，与财税改革同步出台，很可能战线太长，震动太大。从这个角度考虑，缓一步或许是可取的。
3.1994年宏观改革的实际进展。在中国改革过去15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集中的重大改革措施在一年时间内同时推出。
财政体制改革。从实际执行的情况看，中央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58%，这是符合预期要求的。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的间接税体系站稳了脚跟。全年工商税收比上年增长19%。
金融改革也如预期的那样并没有引起太大震动。中央银行自身的几项改革较为顺利，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得到加强。在通货膨胀率超过20%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竟然从年初的8.7元升值为年末的8.44元。事实有力地证明，大多数人原来预测的人民币汇价是过分低估的。
外贸体制改革按方案要求来说，进展十分顺利。在汇率统一到市场价格后，出口企业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刺激，全年出口增长31.9%。但是，按照国内宏观经济的状况，进口管理体制改革显然应当有更大作为。
计划投资体制改革也有所推进。指令性计划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从上年的6.8%下降到4.6%。一些在建项目或将建项目，开始按公司制组建企业。
1994年还出台了较大的基础产品价格改革措施。统配煤价格全部放开，石油价格提高到每吨720元左右，粮食和棉花的国家收购价格也分别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电价也有所调整。
从1995年开始，改革的重点重新回到国有企业上来，1996年仍然是按照“抓大放小”和“进行战略性改组”的思路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从全国来看，国有企业改革在两方面实现了突破：一是以城市为单位对国有企业进行存量资产的流动重组，通过联合、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减轻了国有经济的历史包袱，提高了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二是县一级放开放活小企业迈出较大步伐。在处理历史包袱问题时，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做法。各级政府着眼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积极鼓励存量资产的结构调整；许多行业和企业采取多种措施兴办第三产业，鼓励分流富余职工，以达到“减人增效”的目的；在破产试点中，允许破产企业财产(包括土地)清算优先用于安置职工，不能偿还的银行债务使用银行呆帐准备金冲销；结合企业改制改组，将财政“拨改贷”形成的企业债务，逐步转为国家投资，增补企业资本金；为鼓励企业兼并，在部分城市实行了被兼并企业银行债务免计利息的办法；住房改革中，出售住房时对老职工有一定的工龄折扣优惠，等等。一些地方和企业还进行了更多的探索。然而从全局上说，国有企业存量资源的流动重组受到了很大制约，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的处置迟迟没有采取有效办法。1994年3月我曾经写了一篇题为《债务重组是解开企业-银行转轨死结的关键步骤》的政策建议，之后吴晓灵、谢平等人提出了更详尽的方案，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国务院领导及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包括贺光辉、王忠禹、洪虎、戴相龙、陈清泰、乌杰、王仕元等对这个问题都非常重视。国家对银行的资本重组最终从1999年开始实施，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逐步从存量债务的困境中走了出来，一批企业着手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相当一部分实现了成功上市。另外一些则实施了破产、兼并，有的由地方政府予以关闭。总体说来，花费了十多年时间。
三是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当我们竭尽全力盘活国有存量资源的时候，国有部门增量资源的配置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用着计划经济行政命令的方式。1997年我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这样分析：要改变中国经济的循环不畅问题，必须从改革投资体制入手。1996年国有部门的投资体制改革，从理论上说，有两项措施：一是对经营性投资项目试行了资本金制度，要求投资项目必须先落实资本金才能开工进行建设；二是推行建设项目法人负责制，以建立和完善投资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但从实际来看，问题最严重的国有经济部门与真正实行这两项制度还有很大的距离。关键是缺乏监督和约束，而且宏观上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事实上，政府仍然通过审批项目的立项建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开工报告，通过下达计划的投资拨款和银行贷款，以及下达计划的各地区各部门投资规模来干预着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活动。投资主体多元化、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和减少政府直接干预是从根本上提高增量资源配置效率的唯一途径。
1997年深秋时节，朱镕基副总理提出要国家体改委牵头组织对投融资体制改革进行研究，党组书记张皓若同志责成洪虎副主任和我(时任秘书长)具体负责起草建议方案。我们召开了许多座谈会，充分听取了部门、地方和学界的意见，朱副总理也多次听取汇报。不久政府换届，机构变动很大，更重要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需求疲软，政府当机立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融资体制改革事实上推后了。就融资体系而言，长期不平衡的问题是直接融资比重过低，而在直接融资中，企业债券比重更是畸低，带来许多不良后果。
四是社会保障和住房制度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在社会保险体制改革方面总结了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适合国情的指导原则。1994年国家体改委在刘志峰副主任和李元司长的主持下，拿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方案。然而由于部门之间意见不统一，社会保障改革的进展很不理想。问题主要出在对养老和医疗保险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理解和认识分歧上。在我看来，新体制应当具备三个基本特征：(1)预筹积累；(2)缴费与享用挂钩；(3)适当调节贫富差别，即所谓互济原则。对于现收现付制造成的欠账问题，我们也早在80年代就提出一个三全其美的解决方案，划拨国有资产给社保基金，落实国有产权的具体代表，同时为资本市场培养出长期稳定的价值投资主体。后来采取的做法是国企上市时减持10%上缴给社保基金，不久之后又因故暂停实施。
住房制度改革在1998年迈出了很大步伐，对于改善城镇居民生活水准、增加其财产收入、促进房地产和建筑业持久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多数城市的房改方案没能把存量与增量区别开来，有房户与无房户、多占房者与面积不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很不平衡，租售价格不成比例，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此外，挪用售房资金和住房公积金的现象，虽经国务院领导三令五申，仍然在相当长时期内较为严重。
五是教育与文化。早在七十年代末期，“实现现代化，教育科技是关键”就成为共识，历次有关经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都会将科技教育改革列为一部分内容，文化事业也颇受关注。但是，我一直感到，教育、科技和文化的改革发展与经济改革相比，与经济发展对其提出的要求相比，存在着较大差异。到了90年代中后期，问题就愈加突出。我曾经这样写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末期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他既指的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同样也指的是智力资源的开发。中国高素质就业者仍然太少，结构性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大量的低素质劳动者提前就业，显然不如推迟平均的就业年龄，延长每个人学习培训的时间。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固然要审查监督学校，不能让不具备基本条件的学校出现和生存，更不能允许违法现象，但是评判学校成败和学生水平最终要靠社会和市场。在教育领域引入必要的竞争机制应是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
1999年我在贵州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文化就是生产力。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从多个角度阐释过文化创意对于经济的意义。主要理据是：物质性消费需求达到一定程度后，精神性消费需求就会急剧增长。文化含量高的产品如同科技含量高的产品一样，通常都是市场价值高的产品。在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经营实际上已经开始成为热门行业。然而总的来看，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文化产业，因而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电影、电视、音像制品市场上，充斥着外国货；文学、戏剧、美术仍然处于转型时期的生存挣扎状态；我们的报刊发行量最大的不过200万份，不及英国的一家小报的一半。文化产业自然是一个特殊产业，毫无疑义不能简单地套用其他一般商业性行业的规则。但是最根本的是，一定要使我们的文化机构及其产品和服务成为各种文化市场的主体，否则再好的愿望也没有意义。
除上述几个方面之外，政府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改革也是长期滞后的领域。
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还是因为市场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与我们10年前的设想相比，存在着相当的距离。
多年来，各种加工制造业集中于沿海，结构升级缓慢，向内地的转移和扩散很不明显。这一切都可以在工资、租金、利率、汇率以及税收、补贴等等最基本的市场信号和市场参数中找到解释。
(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需要认真克服。金融体系的状况不仅关系到经济效益问题，而且还决定着经济安全和稳定的问题。在今天的经济发展和财政增长条件下，特别是在国家可支配的经济资源达到很大规模的条件下，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并不存在严重的限制。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转变国有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金融业的改革和金融业的开放应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没有开放，改革很可能会事倍功半。
中国的金融改革形势之所以艰难，是因为这项改革并不仅限于金融业内部，说到底这是一场涉及全社会的改革。创造一个健康强大的金融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长期历史原因造成的普遍的信用缺损问题。如果各种交易都可能发生违约，当事者可以不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那么法律上规定再严格的产权也毫无意义。
金融改革无法回避内外均衡问题。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会促进金融体系的健康。还要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沟通国内国外货币、资本和保险等各种金融市场的统一高效的机制。
(三)要建立起与城市化快速发展相适应的，高效率低成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金积累制度，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必须按国家规定的比例缴纳养老保险费，资金全部进入个人账户，实行全国统一管理和运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定要具有开放性，过去没有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和进城农民，可以在补交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之后，直接享有与老职工相同的权益。既不额外增加国家的负担，又使每个人得到公正待遇。
应当高度重视住房在社会保障中的地位和意义。住房是一项重大的民生，是居民消费长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发展成百上千年的支柱行业。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远没有完成。
(四)形成能够有效保障市场统一的法律体制。维护全国统一市场，保证公正的法治环境，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公共服务均衡化和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前提。现实生活中，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问题依然非常严重。首先要完善立法体制和机制。既要解决“无法可依”问题，又要防止“过度立法”、“部门立法”，形成法律过多、过滥、相互矛盾、代表部门或少数单位特殊利益等等问题。同时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我个人认为，可能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国家法院、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这样比较完整的有分工有协调的司法体系。
(五)从制度上保证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超过了任何其他物质性资源的开发。必须抓紧教育领域的体制改革，充分认识教育在解决人口、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的诸种矛盾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领域存在着许多体制性问题，有投入保障问题，有结构比例问题，还有培养方式和考评模式问题。学生的创造性、主动性不足，适应社会经济和就业岗位的能力较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科技与教育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仍然不够紧密。在这种形势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显然是非常紧迫的。
(六)使社会服务领域和事业单位充满生机和活力。长期以来，我们高度重视生产物质产品的企业的改革和农村的改革，但是对于从事社会服务和一般服务的所谓事业单位改革却很少关注。这也可能是中国服务业落后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今天的服务业已成为发展潜力最大的产业。
(七)政府管理方式需要现代化。过去二十多年里，企业和农村是改革的中心环节，今后的改革中，政府自身可能是最主要的。政府要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能不进行较彻底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要有新起点、新要求，不是简单的机构改革或人员精简，而是要深入改革政府的组织架构、职能体系和运作方式，建立现代政府管理体制，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
(八)改进和完善城乡社区管理体制。这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变革，城市与乡村的社区怎么管理、怎么组织，采取什么结构，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首先需要进一步培养公民意识，增强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奠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础。其次要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第三，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创造良好的条件。
总之，我们需要发展多样化、网络化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组织体系，并在这个组织体系中全面贯彻民主和法制，形成协调和自律的机制，从基础上保证经济发展有一个稳定、安全、不断进步的社会环境。
实现上述这些美好愿望，我们需要再来一个30年。
(责任编辑：DF010)
相关：
零利率 触碰德国敏感通胀神经摘要 2016年3月，欧洲中央银行宣布下调欧元区主导利率至零，并把隔夜贷款利率和隔夜存款利率分别下调至0.25%和负0.4%。这也就意味着在欧元区存款，不但收益不会增多，还有“倒贴”的风险..
李在镕被捕, “三星共和国”涉水多深？ 李在镕被指控向崔顺实共计行贿430亿韩元(约合2.5亿元人民币)，借助后者政治影响力，换取朴槿惠政府(韩国政府控制的养老基金韩国年金公团是三星物产的重要股东)支持三星集团旗下企..